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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刚过年节，见到周育民兄，他说春节去拜访沈渭滨先生，情况很不好，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近年在应该现身的学术活动中，久未听到他犀利的议论与爽朗的笑声，才听说他身体欠佳。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似在王家范先生《中国历史通论》新版的座谈会上。满座王家子弟外，他是受邀的首席嘉宾，第一个发言，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太清。饭桌上，听说我将有新随笔出版，他便说，到时别忘了送他一本。而后亲昵地加了一句，你还是我的小师弟呢！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才进上海师院的，与他虽出自同校同系，但他毕业于“文革”前，1975年就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我的师长前辈。入学不久，听说以我就读的三流院校毕业而能执掌复旦历史系教鞭的，当时他似是唯一的特例。我所在系的教师一说起，颇引以为荣的。但领域不同，迟至本世纪初与他才有学术交集。 当时，我受邀为黎东方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续写《细说宋朝》，行将杀青前，责编崔美明女士告诉我：黎东方的几册《细说》由邓广铭先生作序，你们四册续作，因邓先生去世，准备请沈渭滨先生写序。我早知他的大名，由衷欣然期待。但责编接着说：有人表示，沈渭滨不是博导，言外之意怕压不住；我感到他水平很高，作序怎么不合适？学术圈自有衣衫取人的势利眼，是否博士生导师，是否“×江”学者，竟成衡估学者水平的不二尺度。崔女士不信这套，渭滨先生的大序照用不误。他在序里对拙著揄扬有加，说我“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入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颇让我好一阵子与有荣焉。这且不说，让我关注的是，他对细说体提炼并论述了“融会贯通”、“取精用宏”与“深入浅出”三大“自有其要领可循”的标杆，绝非像有的作序者王顾言他、隔靴搔痒，确是甘苦自知、深解三昧的通人之论。 2007年春夏之际吧，《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改为《黎东方讲史》推出新版，渭滨先生也出席了发布会。当时，崔美明女士再接再厉，推出《细说中国历史人物丛书》，“帝王系列”已粉墨登场，“后妃系列”也正在后台画眉深浅中。他在发言中，再提“细说体”的历史普及化功能，认为这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称得上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而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接着，他说及正在撰写的《细说慈禧》，大意说，慈禧主政的几十年，正当世变之亟，身处这样的时代，位居那样的身份，她确有不容易与难能为之处，所以对她，该肯定处就肯定，该否定处就否定，不能像以往那样，一味妖魔化。他表示将积自己多年研究与思考，写出与以往漫画化截然不同的西太后。发言时的神态，一如素有的神采飞扬与自信满满。 这年岁末年初，他的《晚清女主——细说慈禧》问世，是倾向于重新评价慈禧的。但我相信，《细说慈禧》肯定是他经过全面研究与深入思考的成果，也必然贯彻了他所主张的细说体三大要领，应是“后妃系列”中最富新意与独秉己见的一种。后来，他在《上海书评》上有过一篇论慈禧的长文，似是这册《细说》的精华版。又后来，听说文章遭到很多争议。这让我有点戚戚然。就个人而言，仅凭向戊戌六君子大开杀戒，我对这位老佛爷绝无好感可言，但这种认识只是基于情感反激。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尤其作为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对历代帝后的是非功过应该容许标新立异的言说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与结论，但必须确保其表达的权利，更不应动辄涉及政治立场。一次见面时，我表达了这层意思，他习惯地耸了耸肩，满不在乎地说：“我管他呢！” 我于中国近代史，所知略限常识，对渭滨先生的专业成就，绝无置喙评骘的余地。他的著述，除了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作为插架的工具书，读过的实在寥寥。印象最深的，也许是他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写的导读，洋洋洒洒五十余页，密密麻麻百来个注，让我这个门外者，也直觉其用力之博大，见解之精深，在《蓬莱阁丛书》诸家导言中无愧翘楚之列。他很重视历史普及化，除了《细说慈禧》，去年新出的《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与早年的历史随笔集《曾经沧海》，都是着力于普及的佳作。 在随意聊天时，包括为蒋著《中国近代史》所作导言中，看得出他对陈旭麓先生十分崇敬，也听到过自称私淑之类的话。传闻逝世前，他正为陈先生写评传，力图以史家直笔写出其在各个转折期的思想历程与人生实相，实事求是，不阿私，不虚美。倘若这部传记能够完稿，足以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史与学术文化史留下一个典型个例。但斯人已去，遗稿谁续？且借用他序《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时追念黎东方的话，以寄托我的感悼：“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