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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章开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中国商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高识阔，著作颇丰。由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开沅先生九十寿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文集收录章门弟子以及学界友人撰写的纪念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取四篇发表。 我与章开沅先生，不是师生的师生 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闻之欣喜不已。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学年），林蔚（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章开沅 后来过从渐多，课外也时常请益，真是获益良多。那时曾写关于“二十一条”的论文，便曾得到先生具体的指教。受教之余，遂产生了回国后追随先生到华中师大任职的想法，并曾向先生提及。先生大概以为我是说客气话（那时拟毕业后回国的确实不多），仅漫应之。后来我将毕业，先生确知我要回国，乃托曾在普大进修的陈时伟兄带信，欢迎我去华中师大。但人生缘分，有时就悭一间。陈时伟兄那时已就读华盛顿大学，恰遇他导师转校，随往哈佛，自己也在奔波之中，信带到时，已是半年以后，其时我已确定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了。 长时间追随的机会虽然失去，短期的师生之缘却一直是我珍贵的记忆。因国内多以在某师名下念过学位视作列入门墙的标准，我亦恐有辱师教，故未敢公开表出这一段师生之谊，谨在私下通讯时以师相称而已。 2005年先生八十华诞，华中师大曾开学术研讨会庆祝，我才首次在拙文末尾略及这一渊源。开沅师此后仍诲我不倦，一直关注扶掖我的学术“成长”。前辈风范，感人至深！同时，先生的学问言说，更直接影响着我的治学。每读先生文字，或有机会面聆雅教，便有所得。 “走出中国近代史”：在大语境中真正“见其大”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局发展，是先生的持续关怀之一，而先生总是能预见到发展走向的问题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见章先生2001年10月3日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是一个宏观的指导性意见，针对的大概是一些学者以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同时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专业便“目不斜视”的学者。 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都还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语境中思考和推演，才真正能见其大。不熟悉宋以来的历史，很多清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很难认识得清楚；而清儒素重汉学，读书识字的功夫超越昔人。在此风气的熏陶下，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有意面对一般人立说者，也随时都在引经据典。若不熟悉其并不注明的引文，几乎无法了解其言说的实际所指。而近代中国受西方以及日本的影响之大，更已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尽管如此，相当一些学者并不熟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发展，大大束缚了其对中国事务的判断。可以说，“走出中国近代史”实在是最有针对性也最具启发的提醒。 就事而论，应该有更深远宽广的关怀 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学人，年轻时便有报国救亡的经历，听说后来也几次有“大用”的机缘，却因常出“真言”，都擦肩而过。惟人生之阅历，总蕴涵于学问之中。先生的史学，便向以识见和裁断著称；即使讨论具体史事，也都逾越所谓“就事论事”的层次，具有更深远宽广的关怀。 例如，清季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虽已有三民主义的观念，但多如戴季陶所说，往往侧重于其中排满的民族主义一端，可说是“一民主义”。川人雷铁厓于1907年便曾说：“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段话是有些“种族主义”成分的。但先生在引用后指出，那时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故其“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5期）。这就透过言说本身看到了立言者的言外真意，从而点出了当时相当一批人言说的实际指向。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的合影 这还只是先生“了解之同情”取向的一个小例子，在同一文中先生更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非常注意利用这既存的信息网络，而上海也正是以东京为中心的留学生舆论在中国大陆的转口集散地。结果形成一个传播革命舆论的“东京—上海轴心”（同上文）。窃以为这个“轴心”或不止于传播革命舆论，当时与革命党人竞争的言说群体，大体也存在类似的“轴心”。若依先生的提示，把更多的注意力由“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转向“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无疑会促成晚清史研究较大的新突破。 先生并注意到：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正因“他们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81页）。这更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不仅适用于辛亥革命前的趋新人物，大体也适用于进入民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趋新人物。中国读书人从清季开始的反传统倾向，基本都可由此视角去认识和理解。 上面只是撷取先生并非“代表作”的两篇小文中的见解，已如此振聋发聩。类似的睿见，在《章开沅文集》必随处可见。则文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先生有一句众皆熟悉的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文集》的出版，是先生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对先生个人而言，或类似水手的“航海日志”；对后辈学人来说，则不啻船长的“行驶海图”。愿与《文集》的读者分享先生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彼此共同努力，在史学的瀛海中续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