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老人的话是用来想的
读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文章，深为叹服。他的观点绝大多数都能被我所接受，但接受的层次有所不同：1、共鸣；2、启迪；3、启蒙；4、纠正。
共鸣：许多观点都能说到我的心里，原本也是我已有的，但没有他说的那样明白，也没有他说的那么深刻与透彻。
启迪：是指因受到启发而引起了进一步的思考。尤其在“常识”方面，周老是当下提倡“常识的回归”最早最多的人之一，我与朋友们展开“常识的启蒙”的讨论，就是学习并响应周老的。
启蒙：周老毕竟是百年阅历，学富五车，纵贯东西，他能够做到从世界看中国，他的文章所涉及的许多领域都是我未知的，读他的文章开启了我对于某些未知领域的思考。
纠正：我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原来是错的或是偏了，读了周老的文章后得以纠错与纠偏。
基本上是总体认同，但不是盲从，而是经过不同层次的思考后的认同。有时在思考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但这一部分的东西比较少，而且也不是很有把握。
我总的体会是：周有光老人的话不是用来只听听的，他的书不是用来只看看的，而是用来想的，用来前想后想、左想右想、想来想去的。下面谈谈“想”出来的几点体会。
一、民主与国情
有不少人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周老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学术讲座，里面有一个教授讲得很好，他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对于“民主与国情”，这是我们长久思考并感到困惑的问题，也是“肉食者们”常用于搪塞、糊弄“草根”的法宝，周老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轻飘飘的就一下子解决了这个困惑，有“醍醐灌顶”之功效。
进而，我们想到“肉食者们”所说的不适合于民主的“国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国情”呢？是全部的、整体的还是部分的；是主流国情还是次要国情呢？这个问题我们依然搞不清。
究竟什么是“中国国情”？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对这个“中国国情”作出一个象样的分析。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呢？还是四大发明、勤劳勇敢呢？有人说中国历来就是小农经济、封建专制的社会呢；还有人说中国有100多年的积贫积弱、外忧内患、落后挨打、受侵略的屈辱史，但它同时也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各阶层，从最底层的百姓到仁人志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史，同时也有了100多年的共和史？中国有90多年来的党史，这个党又有了60多年的执政史，在60多年的执政史中既有三年大跃进史、三年的大灾荒史，十年文革史，同时也有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十多年的“一国两制”史。
讲到“中国国情”，离不开中国的“国民性”；讲到中国的“国民性”，离不开鲁迅笔下的阿Q。欺软怕硬，凶恶残忍又卑怯懦弱，既野心贪婪又愚昧短见，既精神胜利法又被现实砍头的阿Q难道能代表着中国的国民性吗？
除了阿Q，鲁迅笔下塑造了许多旧时代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各种典型人物。鲁迅的描写是既生动又深刻的，但其人物主体选择的是智障脑残者。虽然他们也是中国人，但却是不具备正常独立人格的中国人。鲁迅笔下的阿Q怎么能够代表中国农民的形象呢？孔乙已也不能代表旧知识分子的形象，赵老爷也不能代表中国的地主的形象。将这些“二”的人物集中在一个“末庄”，难道“末庄”就能代表中国典型的农村吗？这些人物所表现的人性特征能代表了中国国民普遍的国民性吗？他们只能代表国民的劣根性。将这些人物当作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人物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侮辱，是对中国国情的歪曲。
鲁迅因描写阿Q而扬名，但阿Q不能代表国民性，描写阿Q的鲁迅却能较多的代表国民性。三十年代初，斯诺问鲁迅：“难道你认为现在的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
然而，鲁迅自己也说：“我们历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埋头苦干的，有拼命硬干的人……这些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做所谓家谱的正史，历史往往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阿Q这样“断脊梁”的中国人的确存在过，甚至仍然存在着，但象刘和珍君这样有脊梁的中国人也存在着，而且是更大量的存在。
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国情的主体，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觉悟承受这“民主”，确实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反对“民主”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外来的观念，因而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可是1000多年前的佛教也是一个外来的宗教，经过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将其中国化，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这个樵夫就是禅宗六祖慧能。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一个外来的观念吗？但是毛泽东将这个外来的“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走出了一条革命“胜利”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将这个所谓的外来的“民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民主的路来呢？即使是叫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或叫民主特色的中国道路都行，总比没有民主内涵的中国特色好。
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台湾能搞民主，大陆不能搞民主呢？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的民情与大陆的民情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难道台湾被日本人殖民统治了几十年反倒造成了它的那种特殊性？这个道理说不过去的呀。台湾的民主确实也有台湾的特色，台湾的民主确实也不是成熟的民主，前几次台湾的民主选举搞的很乱，这两届就进步了。前几次选举有血案出现，还出了一个痞子般的陈水扁。但台湾的民主与法制终究竟然却能将阿扁收监判刑。
有人说：国民党不经历失败的考验，它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政党；民进党不经过执政的考验，它不会变成一个郑重的负责任的政党。诚此理也！
周老说：“讲到民主，人家问我，民主不好吗？一民主就要闹乱嘛。我说民主当然要乱，你怕乱你就不要民主。我讲个笑话，外国人讲出来的笑话，民主当然要乱，是美国最乱，乱到美国白人当中都搞不出一个总统来，搞了个黑人！乱透了！”
周老的话风趣幽默，又含深刻的哲理。的确，我们不要民主也不搞民主，但我们乱得还少吗？暴力拆迁、野蛮市管、公款吃喝的暴殄之徒，说偏理的法官，拉偏架的警察，拘押上访群众的恶吏，动车事故、校车事故，唱红打黑------贪官一揪就是一嘟噜，就像那丰收的葡萄，二奶包到108将，黑手伸到红十字，贿选贿到选院士------不全都是一个“乱”吗？
建国前，毛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曾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法宝，这就是民主。其实“民主”的概念在毛的心中从来不扎根，他当时的回答就像“脑筋急转弯”，灵光闪现后随说随忘，后来更是不再提起，但今天何不将这个“法宝”重新拣起来呢？
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
所有的“主义”都建立在对时代发展阶段的分析及认知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容纳不下自己”的阶段，也就是最后的阶段；
列宁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对时代特征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得出了与马列毛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不再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也不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更没有说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无产阶级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而果断地结论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所有的“主义”，一旦对时代的分析与认知发生了错误，那么建立在这个错误的分析与认知基础上的“主义”就错了，就如同沙滩上建筑的高楼。时代错，主义错；主义错，一切错。错误的后果不是“牛头不对马嘴”那样简单，而是无不带来灾难与浩劫。
周老说：“美国大学本来有一个课程叫做”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选修课，现在这个课开不出来了，没有人选了，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完全失败了，马克思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写资本论当然是胡说了。马克思认为工业发展，工人越来越多，世界上全是工人，工人就统治世界了嘛。其实，像我们这种读经济出身的人早就觉得马克思是站不住的。”
我对周老的“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写资本论当然是胡说了”这一段话是有点不同的看法的。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当年学的历史与政治，一般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十五、十六世纪已经萌芽了，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十八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个曾经当过报社的编辑，后来又从事学术研究，精力充沛，好说好动，既有独立思考能力，又有强烈救世情怀的青年人怎么可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呢？而且马克思的一辈子的好朋友恩格斯本身就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恩格斯不时需要拿他当资本家的父亲“剥削”来的钱无偿地资助穷困潦倒的马克思。这样的恩格斯当然会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了解，而恩格斯也会将他所了解到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与马克思交流。
所以我认为说“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是不确切的。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周老另有一段论述：
“马克思（1818-1883）去世太早，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级（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实证。”--引自周有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2009年
周老的这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更清楚，语气却更平和，更符合实际。是的，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看是看到了的，不过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前半”。
不过，笔者对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几个阶段的划分仍然有疑问。
疑问之一：无法预测资本主义社会还要活多久？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重重困难却依然在发展之中。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国家都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虽然有不少人恨它骂它，却没有人再像160年前的马克思那样说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有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没有人再像100年前的列宁那样说资本主义到了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称其为一推就倒的“泥足巨人”了；也没有人再像50年前的毛泽东那样称它为“纸老虎”，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全世界就“红彤彤”了。
总之，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说资本主义社会快要死了，没有人再对“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时候死”感兴趣，也没有人再去炒作“资本主义还能活多久”这样无聊、无用的预测了！我们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样最大的发达国家也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了，正在书写着“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原始社会历时几十万年，奴隶社会历时上万年，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再活二、三百年呢，也不过七、八百年。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只有七、八百年的话，那么现在说它已经进入了中级阶段或高级阶段也许是合理的。但如果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再活一、两千年、五、六千年呢？那么它显然还没有进入所谓的“高级阶段”。
由于不能预测它的寿命，所以也不能划分它的阶段。也许它仍然只是处在初级阶段的后半段呢？说不定啊！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
疑问之二：无法预测战胜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关于这个问题，五十年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一定战胜并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曾经是那么的自信满满，信心爆棚，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可是现在呢？抚膺四顾徒茫然。一度“强大”的社阵营早已旧日黄花；曾经为首的苏联也覆灭了二十多年了，看不出它有任何复返的迹象。一度兴起的社国家现在只剩三、四个了。而这仅有的三、四个社国家也全都是不团结的，中朝、中越，谁也不再为“咱哥儿们都姓社”当回事。
至少苏联与东欧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却被资本主义战胜了。而且特具讽刺意味的是苏东巨变也不是帝国主义暴力干涉所致，而是资本主义“守株待兔”的结果。所以，现在对于当年那个“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还能有几人信誓旦旦呢！
“战胜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哪一种社会都不能确定了，又哪能确定现在的资本主义处于什么阶段呢？
疑问之三、将人类分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五个阶段，这并不是中外历史学家们的共识，更不是人类的共识，而是我们这个国家在“一边倒”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传过来的一个“舶来品”。
关于时代的划分，周老自己就有“三方面、三阶段”的简单归纳说法：经济方面，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政治方面，神权、君权、民权；文化方面，神学、玄学、科学（三化、三权、三学：三三说）。此说便于实用。
目前还有人将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社会分成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无论怎样划分，划分总是必要的。为了辨识与研究方便起见，给它们起一个名字也是需要的。说句开玩笑的话，就像人的名字既可以叫“狗蛋”，也可以叫“张红兵”。我的一位中学的同学，他家是三代贫农，他那个穷怕了的爹妈给他起的名字是一本万利的“本利”，文革中他给自已改了个名字叫“向东”。父母给子女起的名字凝结了父母一辈子的寄望，自己给自己改的名字表白了自己对自己这一辈子的志向。而给时代起名字，也总得与时代的特征相联系。如果当初将资本主义社会叫做“劳资社会”又有何不可呢？将既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又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就叫做“专政社会”或“彻底革命社会”，不是更恰切吗？
所以说，连“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都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又何必将为其分阶段呢！
根据以上这三点疑问，笔者认为提出“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划分”的问题，第一为时太早；第二、没有必要。
或者说，提出这个问题从头到尾根本上就无意义。
三、关于学术的方法
周老说：学术就希望你来批评我，希望你来说我的错处，批评是学术的养料，没有批评，学术就不能进步。所以外国人认为学术进步有个规律，叫尝试错误，一边尝试一边犯错，错了就改，再发现再改，“学术”永远是这样子进行的，但只许信仰不许怀疑，整个科学就没有了。
周老的这一段话是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时说的。周老说“把它当成宗教来信仰，这是完全错误的”，“只许信仰不许怀疑，这跟学术完全是两条路”。
我对周老的这一段话深为感动。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学，也只能是一门社会学，只要我们将它当作一门“社会学”来对待，赞成也好，批评也好，肯定否定都可以，问题都不会太大。出问题就出在权力干预。
当前流行“自信”。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信”，更何况是一个团体。“自信”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也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不可或缺的品质，问题是“自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只有认识到“批评是学术的养料”，只有树立了“错了就改”的胸怀，我错了我能改的“自信”、并有相应的改错的勇气与方法，这样才会有真正的长远的“自信”。没有这样一种正确的态度与方法，“自信”就只能是“狭隘”的代名词。“我错了，但是我坚决不改”，这不是自信，而是“自卑”。因为在潜意识中它自卑地认为一旦认了错，就一无所有了，而没有认识到只有能知错、能改错，才会有更强大的拥有。
周老说：“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的真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人敢或者说没有人能够掌握真理，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终极真理就意味着不需要变化，停止了，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是对的，那你就是圣人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最简单的问题都被搞复杂了，所以今天要来讨论常识，常识就是最简单的，不复杂的。”
周老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有人这样评论周老：有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讲一些虚幻飘渺的道理来忽悠老百姓，现在就要让他回归常识，回归最简单最简明的道理，周先生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没有言不及义的高论，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某一点某一条某一句你可以不赞成，但是你觉得他讲得很实在。
我们过去常说：一篇好文章，那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读书一定要有由簿变厚，又由厚变薄的过程，读周老的文章就会令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有许多看似相当复杂的问题，他用几句话就表达清楚了。这就是常识的力量，是百年人生丰富的积累。
周老长期从事语言工作，故被称之谓“语言学家”，周老又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编审之一，故有“周百科”的美名。此外有人称周老是学者，有人称周老是大师，很少有人称他是理论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但他的文章实在比那些政治家、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说得更清楚。对于简单的问题，周老从不故弄玄虚，人为地将其搞得复杂化了，总是解释得那么浅显易懂；对于复杂的问题，周老也不搞繁琐的经院式的考证，总是能运用常识与逻辑，深入浅出地揭示出最基本的内涵。
周老的书中有三句话逼人奋起：“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108岁的周老是常识大师、逻辑大师、语言大师、通俗大师，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化的奇迹。
高山景之，心实慕之，行则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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