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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自2013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以来，热议迭起。笔者读到《上海书评》2014年5月11日刊出张旭东先生的《黄永年的脾气》后，认为写的不错，但也有若干误解，容易给读者造成混淆，作为《编年事辑》的撰者，特撰文作以下几点说明。 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叙述文字采用白话，仿英人赫胥黎传，多录梁任公往来书信以收“画我像我”之功；这是我撰写《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时注意效法的。至于客观效果如何？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余英时先生在回忆业师钱穆先生的文章《犹记风吹水上鳞》中引钱先生“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童书业先生、黄永年先生以此客观标准绳后来的学术界，难免有些令后学“瞠目结舌”之处。因此，谱主正常的学术评论，包括“赞赏”与“批评”两个层面，也是这本《编年事辑》所注意客观保留的。值得强调的是，黄先生评论学术对事不对人。徐苹芳先生曾审阅黄先生点校《类编长安志》，并有不同的学术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的学者友谊，有徐先生来信为证。《编年事辑》出版后，新发现的1993年8月11日徐苹芳就北宋“圣宋通宝”钱鉴定事答复黄先生云：“永年先生大鉴：赐函并王化国同志函及拓片，早已拜收，迟覆为歉！……弟九月间将访问台湾一个月，受中研院史语所之邀。届时当往中央图书馆看有关之善本。弟对宋碛沙藏及明南藏将作一研究，陕西图书馆藏碛沙藏甚多，欲往一观。”新发现的1994年8月29日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致函黄先生有云：“拙著疏忽之处，承指正，希望书有再版机会，可以更正。章培恒素无来往（舍弟亦然），惟觉得黄霖青出于蓝，黄我亦不识，舍弟则与之善。”马先生是海内外《水浒》研究权威，信中所谓“拙著疏忽之处，承指正，希望书有再版机会，可以更正”是指马先生寄赠台湾联经版论文集《〈水浒〉论衡》后，黄先生有所匡正。 黄先生有令人艳羡的师承，但他实际上又学无常师，他的文史之学具有浓厚的自学、兴趣、颇具活力等诸特征。这一点，黄先生与他的常州乡先贤孟森先生有着惊人的相似。笔者注意到孟森先生致赵凤昌一函中道及其在北京大学之治学实况：“日以考订掌故消遣，弥久有眷。弟骤入掌故海中，秘籍繁多，前所未见，终日奔走读书，其他登临游览一切俱废。不知老至，乐此不疲，亦结习使然也。”笔者以为，黄先生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除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及启迪外，不仅在治学轨迹上的经历与孟森先生相似，就是在方法论上受到孟森先生的启发也较受顾先生及《古史辨》为多。至于黄先生与龙榆生先生的师生情谊，则有未刊书信尚待发表。 黄先生如张文所述亦有北大情结。他与北大邓广铭先生曾谈到，自己本来也是向往北大的，兵荒马乱，只因国民党打内战，弄得不敢北上，将就进了复旦。黄先生推重“五四”以来新学术的发展及影响，史语所中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培养的，史语所集刊也是黄先生极为重视的刊物。黄先生晚年的谈话中也曾说，北大最好的系就是中文系和历史系了。“文革”以后，邓广铭先生倡导设立中古史中心，就被有人批判为要复辟史语所。至于所谓“北大一条狗跑出来也比我们强” ，恕笔者孤陋寡闻，则是前所未闻之语。 此外想说的是，编年事辑其实就是年谱，其间并没有区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年谱的价值由谱主的历史地位决定，并将年谱分为三类，自撰价值最高，门生故吏撰者次之，后代人所撰又次之。蒋天枢先生平生做过三部年谱（《全谢山年谱》《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惜梦室主人自订年谱》），只有陈谱称编年事辑，这显然是蒋先生的谦逊之辞。本书命名编年事辑，亦效仿前贤而已，篇幅亦经书局删削。还需要交待的是，中华书局鼎力支持学术，本书出版并无出钱资助之事，只是原拟出版平装大开本，已看过三校；后又决定出精装小开本，注释版面超过正文，书局有上移注释入正文之举；用意虽好，但未经笔者核定，也造成若干眉目不清、个别句子讹误的现象，只好等修订再版时再一一订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