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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颇好读，非因编撰甚佳，实因传主有趣。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口无遮拦，于来新夏、胡厚宣、郭沫若、王永兴、谢国桢、范祥雍诸名人，皆有不足之语，讥岑仲勉为高级资料员。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 曹旅宁著 中华书局 2013年6月第一版 419页，39.00元 近年来，题为年谱长编或编年事辑者渐多，名为年谱者略少，以上两种不过年谱之变体，其间关系请略作疏分。 年谱长编之名当仿自通鉴长编，但年谱与年谱长编、通鉴与通鉴长编，其间关系颇有异同。长编为通鉴之草稿，匆遽之间，力不能剪裁，心吝于删减，故以草稿存，不定之意。故先有长编，再有通鉴。而年谱长编乃因已有年谱，新材料陆续发见，在旧年谱基础上编年而入，比排而成，篇幅往往溢出原年谱数倍，不仅年谱，几成日谱，故称长编。（亦有前无年谱，一“出生”即是长编者，以其资料繁复，不似年谱，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者，则与通鉴长编同。） 编年事辑则正相反。乃原无年谱，又觉收罗疏略，仅大事具，而小事缺，或竟大事亦缺，不足称年谱，故称编年事辑。以待异日再集，先成轮廓耳。故若以繁简论，由简至繁，其次序当为编年事辑、年谱、年谱长编。虽由资料该备讲是此顺序，然曰长编胜于年谱，年谱又胜于编年事辑，则未必然。 西洋传记有极佳者，我国廿四史虽皆纪传体，然自《史记》灵光一闪以后，尊亲贤三讳使作者畏首畏尾，便少佳作。且就《史记》言，亦各篇之间相互勾连，在某人一传之内，决不能尽述其人，尽知其事。能与西洋传记相媲美者，大约为年谱。年谱之佳者，述一人之品德事功与学术，家世交游与行踪，又能在其间表时代之变动与世风之升降。其在史学，并非在文学。其体能提供画面叙述其人一生遭际，又不必费词分析议论其功过得失，较之西洋传记，无声胜于有声，精炼敌过繁冗。 以此标准，则知不能徒以名称定优劣。蒋秉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虽短，刻画生平不尽详，描摹风范却最著，踵其后者竟不能超越。究其因，著者充斥感情，又反映时代，浩然之气每入笔端，吁天之叹常在肺腑。虽在史学，又似文学。近年佳作，长编中如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体例最严，材料最多，一丝不苟，然作佳传读，恐一气不能读完。年谱中如张晖《龙榆生年谱》，正文勾画传主大概，若某日某人致函传主，则在注脚将此函录出，谱文清清浅浅画出肖像，小注繁繁密密提供资料，难怪少年便惊长者。二书虽体例不尽相同，然皆能令读者掩卷而思，其人如在目前。 概言之，事辑、年谱、长编三者虽有不同，大抵应抵传记读。若要抵传记读，取材与剪裁最难，文笔亦要求凝重简练，勿复而重，重而复，絮絮叨叨，旁生枝蔓。文笔之中，首要者是用文言或浅近文言，未闻用白话作年谱者。谱文太白，终落小样。此体有其长处，故盛而不衰；亦有其要求，故得体不易。若不得其体，则为破体。如穿错衣，戴错帽，周身不适，左右别扭。 近刊曹旅宁先生《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不能得体，编纂亦乱，或材料不注出处（陆扬一段），或前言不搭后语（16页，13行），或名字倒错（113页），或一个书名两套书名号（52页末），或诗词格式不合（19页），或不识集句诗以为自作（35页），体例不精，用语太白。同时新刊沈建中先生《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篇幅甚大，都一百二十五万言。究其源，“事录”不过“事辑”之变体，不能谓新创一体。虽然有人喜其资料丰富，但不事剪裁，读之茫然无从，只能看作年谱之草稿。二书皆不能称精心之作。不意提前刊出，鸳鸯未绣出，先请旁人看，乐亦在其中矣。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颇好读，非因编撰甚佳，实因传主有趣。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口无遮拦，于来新夏、胡厚宣、郭沫若、王永兴、谢国桢、范祥雍诸名人，皆有不足之语，讥岑仲勉为高级资料员。《事辑》作者亦有春秋笔法，如“一九八四年四月”条：“史念海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隋唐史卷的具体编纂研讨会。总主编白寿彝亲来主持，分卷主编史念海与陈光崇及部分编写人员参加了会议。先生因故未参加编写工作。”在页下作注云：“周勋初说：‘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全二十二册的《中国通史》。这部分大概是目前篇幅分量最大的中国历史著作。因编纂人员太多，又分散编写，体例较难统一，水平参差不齐。主编白寿彝也是顾颉刚的学生。因系回族，少数民族学者不多，身份较突出。与国内同行专家相比，他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最高的。’”（145页）读后令人莞尔，黄永年先生“未参加编写”之原因不言而言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请黄先生点校《类编长安志》，又请徐苹芳先生审读，徐致函中华书局，谓“《点校后记》上次已给作者提了意见，除漏用平冈武夫的资料这一点他接受外，其他各点，概不接受”。徐说“我没什么意见”，明显很有意见，讲了“此致敬礼”之后，又写道：“说桑原骘藏和那波利贞时，给戴上了‘他们的东洋史专家’的帽子，太刻薄了点。”又嘱“前言”说明来历即可，要短（133-134页）。桑原被“最憎恨支那的支那研究者”之恶名，批又何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黄永年致函中华书局云：“年近来精力渐衰，疏略之处（包括几处点了破句之处）多承纠正，免得贻误读者，实功德无量。年所写前言，数年前贵局谓‘长了决不能用’，但近拜读《大唐西域记》新校注本之季公序文，其长何止拙撰数倍。惟贵局现有成见，不用自可！年尝谓是否可改为附录，迄未蒙见答。拟另送呈后来写定之本，乞审阅。如附录亦不能用，赐还可也。至正式前言则请贵局代劳，不必由年过目，只要让读者得出不出点校者之手即可，以免掠美之嫌。”（165-166页） 八十年代出书不易，黄先生并非只会背后骂人，面对面亦行直道。文人骂人，一贯被看做名士习气，冠以文人无行，以鼻嗤之。到宋明，更猛批误将习气作性情，称“认贼作子”。总之，是性情还是习气，不易区分。刘九生先生说：“臧否学人，口无遮拦，或引起非议，其实只要了解他这个人就可以原谅了。他没有吾人之世故，循古人‘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之训，眼高手高，视学术为至高。”（92页）用今天的话说是“批评不毒舌，奖借没分量”。黄先生性情与学术合一，形成有性情的学术。 黄永年为学生改文章，删掉开头两段，不忘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最后定稿，当然由您自己酌定”（316页），又挺客气。但“世不世故”，是人总是有一点。刘先生一句话，又不能把事情说死。黄永年感谢史念海，对史筱苏先生的态度就很微妙。又，当初龙榆生在狱，张寿平与黄为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去看，一个没去（龙家所告，故厦材待张特厚）。夏承焘出死力救龙，黄反谓夏人品不佳（38页）。不得其详。 黄先生学有所成，以下就其师承及其学术源流略说几句。黄先生自谓无家学，先是在地摊买到吕思勉《经史解题》走上文史之路，然后在高中听了吕思勉四门课，提前“上了个大学”。吕思勉是典型的文本细读，讲究从单词只意悟入，就是随着兴趣一点一点进入，往往能在某个领域找到问题，而绝不会在这个领域死扎下去，而是有许多个兴趣点同时跳动。经年的努力后，很多点能连成片，由此完成博和精的变奏。这些特点，在后来的黄永年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在柳存仁身上也是，在童书业身上同样；杨宽似乎稍窄而专。 一九四六年由童书业介绍登门拜访顾颉刚，十一月在复旦只听了顾颉刚的“一回两次四节课”（24页），要是按黄侃的标准肯定不算入门，按“野翰林”的思路，只好称作“野学生”。但顾提携后辈，关系一直不错。黄填表，在社会关系一栏即填顾。黄永年身上透露出的特点是“横通”，这种“横通”和顾颉刚最相接近。 受顾影响还是读他的书，读什么？当然是一套《古史辨》。而《古史辨》是什么？它是一套杂志，它不是顾个人的一套书，它是一批作者写出来的。顾颉刚自谓辛树帜最了解他（后来辛去世，顾谓“此实为我当头霹雳”），辛树帜就说：“《古史辨》和《禹贡半月刊》为近代两部大杂志。”（《顾日记》卷十一，507页）所以，黄永年所受影响与其说直接来自顾，不如说来自这一批作者。这些人一个共同点，发现问题，疑的态度，还有处理问题的手法。二人相较，顾比较散，黄比较精密，路子不一样。顾在古史，黄在中间。 在唐史领域引黄入门的是陈寅恪先生。我们一般认为黄专与陈立异，陈谓“不树新义，未负如来”，黄便给书房起名树新义室。然事实并不如此。黄云：“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看热闹的；（1946年）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22页）到一九四八年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剪寄陈寅恪，陈先生嘱夫人代笔作复并赠《长恨歌笺证》抽印本（27页）。于此足见源流。 学问源自某人，不一定终生佩服。黄陈二位情况如何呢？刘九生回忆：“寅恪先生文集没有行世之前，他发愿自己要编陈先生文集。”（92页）到了一九八〇年，学生郭绍林回忆：“他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正在发行，就为我们代购人手一册，亲自送到我们宿舍来，说还有几种即将出版，注意购置，要认真学习寅恪先生治学方法。”（103页）后来课堂上又说：“陈先生不管正误如何，总能看出问题，但他的考证也有不少问题。”（176页）终生服膺，又不盲从。此态度至正，人有短长，正不必是者金科玉律，非者不值一钱。 跟陈学到了什么？除了用常用书看出问题以外，还有一点在黄先生文字里时时闪现，即“分析入微”。我们看《唐代史料学》自序：“这（指史料学）和史学史不一样，史学史只要是史学著作都得讲，不管这部著作有没有提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史料，史料学则不论是否史学著作，只要有史料价值就要讲到。例如北宋时范祖禹的《唐鉴》，只是一部对人君说教的史书，并无史料价值，史学史可以讲，但唐史史料学就不必提出。又如《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而不是史学著作，史学史里不能讲，但唐史史料学却必须讲，因为它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唐史史料。”（207页）与叩盘扪烛者迥异。 三位名师再加上岳父，黄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但其实从以上分析看得很清楚：以自学为主。现在有不少人借着名校名师招摇，不过靠着师门借光增重，去掉人家，自己什么都不是。对于这种人，钱锺书也有现成的话，叫作“门户虽高脚色低”（《槐聚诗存》）。可见自学才是基本。 关于黄永年和顾颉刚的关系，还需要补充一点。《事辑》“一九七三年”条：“先生将童书业遗稿《春秋左传札记》修改完毕，寄北京顾颉刚处。”又“一九八零年”条：“十一月，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札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代顾颉刚撰写了序言。”“十二月五日，顾颉刚因脑溢血病逝，先生因为要为研究生上三门课，不便请假，只好略寄赙金，以志哀悼。”检《顾颉刚日记》卷十一，“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九号”条云：“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史札记》一稿，三年前由其三女教英寄来，嘱为校订。此事固予所愿为，因其稿纸过狭，不便加墨，因倩李希沁夫人以大张纸重抄一过。不幸前年受‘四人帮’之干扰，各学术机关接踵来询‘儒法斗争’史，及《管子》等书意义，应接不暇，无暇为此工作，去年又终岁在病中，身在医院，更不能为，然此事未敢一日忘也。前旬接教英来书，即答以俟秋凉动笔。乃彼不待我之复书，又去函历史所，嘱组织上索取此稿，恍若吾将吞没之者，使予大怒，心疾又作。因嘱湲儿作复，且将原稿寄还。此真吴谚所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也。”这是《事辑》所不应漏略的。 黄永年这种学术风格，是很有精神的，所以即使不在很中心的城市，也很能影响学生。很有名的学生辛德勇，其实硕士也不是黄的，博士也不是黄的，但最终却是黄的。话说回来，北大、清华入学门槛高，英才多；其他地方，老师不一定差，学生一般来讲是差一点。但现在我们往往发现，他们进去时候厉害，出来时候不行。真的要问个为什么。黄永年先生曾有感于分配不公，曾说过“北大一条狗跑出来也比我们强”的话。仿《现代学林点将录》所附赞诗之例，戏作一首云：徘徊应是念前贤，只怪先生地太偏。若在金台居上序，或教文史换新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