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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上南开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时候，来新夏先生是系里中国近代史的授课老师。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他不仅口才好，授课内容也清晰丰富。记得当时我对近代史和清史感兴趣，来先生介绍一些清人笔记小说和有关北洋军阀的资料给我看，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启示，使我至今难忘。 记得有一年在南大师生新年联欢晚会上，有一个猜灯谜的节目，墙壁上挂上了近百条的灯谜，让大家选猜。记得其中有一条，谜面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打本校历史系教师人名一。谜底是“来新夏”。这条灯谜很不错，为很多人所称赞。 1956年，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当时称副博士研究生），离开了天津。我去考近代史研究生，多少受了来先生的影响：第一，我考的是近代史专业，这和来先生在这方面的授课和指导有关系。第二，来先生曾经是近史所所长范文澜先生的研究生，也曾师从所内另一些学者如荣孟源先生等人。这样，通过来先生的一些讲述，使我对近代史所有了一些了解和向往。进了近代史所以后，也常听到所里的同仁提起过来先生的勤奋和努力，对他很赞赏。可惜以后没有再和来先生联系了。 后来听说来先生出了问题，至今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不再授课，改做数据工作了。对于六七十年代很多师友忽然被清除，忽然被打倒，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心里也有很多感触。我想起了“落花流水春去也——来新夏”这条灯谜，随手写下“落花流水春去也——换了人间”。原来“春去也”之后是夏日灿烂的阳光（来新夏），而现在“春去也”之后是“人间牛棚”——从课堂走向牛棚（换了人间）。后来，我的一个南开同学到北京来看我，我把上述新谜语对他说了，他说会转告来先生。 “文革”以后的这些年，来先生是真正的换了人间。从牛棚走出，回到了学术的殿堂。现在来先生在历史学、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著作等身，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他多次获得国内外科研优秀成就奖，本世纪初又被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授予杰出贡献奖。 雷海宗教授 雷海宗教授在西南联大时，就当过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院系调整，雷先生从清华调至南开历史系。雷先生以博学著称，中外古今的历史课程，他都能教授，并且受到同学的欢迎和肯定。雷先生口才极好，声音洪亮清晰，讲课很细致，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记得有一堂课是讲“鞋的进化”。原始人开始直立行走以后，慢慢地发明了鞋，于是出现了制鞋业，从鞋的形状到质地都在发展变化。接着又从鞋的发展引申出制鞋工具的发展以及工具变化引起的文字的转变等。例如，最早用手编的草履，制作这种鞋的工具叫“捎”，后来用绳线缝，“捎”改写成“绡”，再后来进步到制作皮鞋，“绡”就进化成“鞘”了。 有一次讲企鹅。雷先生介绍生活在极寒地带的企鹅的生活——包括饮食、居住、婚姻等方面。例如说企鹅的婚姻很有程序，很有规律。第一步是选择配偶，雄企鹅瞄准好雌企鹅以后，会将一块漂亮石头作为礼物送给雌企鹅。石头很光滑明亮，是早就准备好等待成年求偶之用的。雌企鹅接下礼物后，如表示同意就收下石头，用嘴含着点头示意。如不同意则弃之不顾扬长而去，而且以后再也不和这只雄企鹅来往。雷先生又讲述企鹅的家庭生活。他说，雄企鹅是动物中最辛苦的父亲，喂养怀孕的雌企鹅和出生后的小企鹅的任务全部由雄企鹅负担。雄企鹅任劳任怨，精心料理，雌企鹅处于全休状态，直到小企鹅长大自立。这些同学们听了都有不知确否的感觉，但姑且听之，而且听得饶有兴味。 雷先生是重视历史理论的，他自己有一套历史哲学体系，即西南联大时期提出的历史周期论。历史周期论将二战比作中国史上的战国，所以当时称其为战国策派，是当时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但雷先生到了南开以后，不再讲授他的历史周期论了，并且从不提及。这是因为这一学派在社会历史变化的周期中，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阶段，再向学生宣教就不合时宜了。但是我常常想，如果能讲述一些战国策派的理论，并且让学生了解这一理论出现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历史作用以及这一学派从发生到结束的消长过程，不是会加深我们对历史的分析和理解吗？ 1956年的“反右”中，雷教授被划为右派。除了他的历史问题外，主要是清算他的反动理论，其中最受围攻的是“补课论”。所谓“补课论”，简言之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否则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是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更遑论共产主义了。这一说法犯了大忌，被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否认我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其实新民主主义和后来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是不是和雷先生的“补课论”可以理解为是同一性质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呢？ 胡教授的最后一课 我想起了胡教授。抗美援朝时，他是南开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教授。他给我们授课的时间很短，加之事隔多年，所以对他的情况知之不多，甚至姓名也逐渐淡忘了。依稀地记得他姓胡，英文、法文都不错，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对他的模样，我还有较清晰的印象，尤其是他给我们上最后一课时，凝重的表情和坚定的语气，有时会在我脑海中回荡。 那一天，他讲课内容是关于朝鲜半岛之形势，涉及当时朝鲜战争是如何爆发的？谁是挑衅者、发动者？胡教授问一位同学，同学不假思索很快地回答说：“是南韩卖国集团。”胡教授接连又问了几位同学，回答都是相同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道：“同学们的回答错了！我们分析和研究每一次战争的性质以及其他应该探讨的这次战争的是非曲直，首先应该了解和明确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哪方面发动的。然后去探讨发动者的背景、动机、目的等等，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和正确的讨论，还事实以真相。”胡教授接着说：“如果连战争的发动都说不清楚，含混、掩盖或者歪曲真相，那么又怎么去揭示战争的真相及其本质呢！不管是谁发动的，必须实事求是，发动方未必就是非正义的，应对方也未必是正义的，有时也许恰恰相反，具体条件具体分析。”这时胡教授脸上的表情有些凝重，他接着说：“这次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事实俱在，已为全世界所公认。” 教室内一片宁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提问，大家面面相觑。这时下课铃声响了，胡教授慢慢地收拾讲义，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就讲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了!” 胡教授没有再来给我们上课，在校园里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他。有人说他到南方另一所大学里任教去了；也有人说，组织上为了解决他和夫人两地分居的不便，照顾他们团聚一处了。过了些日子，没有人再提起胡教授了。 谢国桢老师 谢国桢老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尤其是南明史，有很深的造诣。我是1952年大三时选修谢老的明史课程的。谢老的讲课，给我们介绍了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的见解观点，受益匪浅。但谢老的讲课比较散，逻辑性不够，前后左右不大联结。比方说有的时候介绍一个自己的问题，他说：“下面分五点来阐述。”结果只讲了两点，其他三点就无踪影了。有时又相反，说下面分三点来讲，结果讲了四五点尚未完结。所讲内容虽然丰富，但前后矛盾混杂，缺乏必要的梳理。 第一学期考试时，谢老师出了一个“明代之最”，下面包含五六个小题目：如“明代即位最长的皇帝是谁？”“明代最著名的诗人和画家是谁？”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明代最风流的皇帝是谁？”当时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觉得太无聊，没有经过多少思索就写下了“谢国桢”三字，并且在下面画了一个面目上有点像谢老的肖像。试卷交上后，心中也有点忐忑不安。结果很久没有消息。有一天试卷批改完了，成绩也出来了，并发给了大家，可唯独没有我的。我去问谢老，谢老用手抓了抓头，深思了一下说：“我有印象，你答得不错，好像有九十多分，卷子怎么会找不到呢，可能弄丢了。”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按九十分算吧，以后找到了卷子，再发给你。”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五十年代末期，我进入了近史所工作，谢老在历史所工作，我们住在同一幢宿舍楼，常常碰面。我见了他心里总有些不安，为年轻的一时冲动和莽撞感到愧疚。谢老见了我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打招呼。 有一次，我丈夫陈毓罴因为撰写明清小说方面的一篇文章，去找谢老借书和请教一些问题，在闲谈中谢老问他“夫人在哪里工作”，他说：“近代史研究所。”谢老说：“近代史研究所我认识的人很多，叫什么名字？”当丈夫说出我的名字，谢老抬了下头瞪着眼睛说：“她呀！我教过她，聪明得很，但也很调皮，没想到你们是伉俪。”回家后问我，我说了原委，他批评我过分，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低头无语。 戴蕃预老师 戴老师是南开历史系的教授。1952年我大三的时候选修了他主讲的课程：魏晋南北朝史。戴老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很深入，尤其对中国早期佛典佛学的流传和发展，颇多创意。 戴老师五短身材、光头，整年穿一袭半旧的蓝色土布长袍。夏天是单的，冬天在里面加上棉衣，很自在和舒适的样子。他走路总是目中无人，进入课堂后直奔讲台，既不打招呼也不直视大家，有时看天花板，有时瞧着地砖，然后迅速地拿下夹在腋下的蓝布包，放在讲台上一层层地掀开，把里面约有半尺高的讲稿拿出，翻开其中的一页开始讲授。讲授过程依然是目中无人，有点自我陶醉的样子。他口才不太好，加上南方口音，虽然滔滔不绝，我们也只能略记一二。原先希望老师发讲义，没有成功，好在经过两三个月的磨合，我们逐渐有了进步，大体上都能听懂和领略讲义的要点和内涵了。 戴老师讲课也有许多有趣的地方。有一次讲到竹林七贤的刘伶的老婆劝刘伶少饮酒，刘伶照旧饮酒，并发出“妇人之言，不可听也”之类的感叹。戴老师讲到此段时，情绪兴奋，面带诡笑，频频点头说道：“诚如是也。” 和我一同选戴老师课的一共有四位同学，两男两女，两女在前，两男在后，并排正襟危坐。有一女生有时上课爱打盹，要后面的男生到时推她一下，让她惊醒，免得老师发现挨批评。有一次那女生正打盹之时，后面男生十分警觉，连忙用手中之笔向前顶了几下，这一举动恰好给很少注视学生的戴老师发现。只见戴老师匆匆地规整讲义，用蓝布包好，夹在腋下，奔出教室。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何事。我因为是课代表，连忙赶了出去，追上戴老师。还不及开口，戴老师急促地说道：“什么也不用说了，光天化日，在课堂上调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解释也没有用，戴老师匆匆走进了系主任办公室，要求开除用笔戳女生的男生，气势汹汹，大家都被怔住了。经过反复陈述事情的原委，耐心地劝说，同学一再认错，最后戴老师才拂袖而去。好在下周上课，我们四个听课者无一人缺席，正襟危坐着，面带微笑。戴老师也既往不咎，继续讲他的竹林七贤故事。 白斩鸡和红烧鸡 很多年以前，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有一次历史系教师开会，开会前因人未到齐大家闲谈着。一位明史教授王守义先生讲起他住在南京的时候，因住宅离宋子文官邸不远，宋家一个打下手的厨工，常去他家和家中佣妇闲聊，曾谈及宋府最爱吃的白斩鸡的事情。宋府吃鸡有专门的养殖场提供原料，鸡的大小、性别、种类、年龄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每日送鸡上门还有专门的厨师检验。鸡是用来做白斩鸡的，那滋味确实与众不同，滑脆香嫩无与伦比。这时，一位教授宋辽金元史的杨志玖先生插话说：“你去吃了？”王教授听了瞪眼正要反击，杨先生说道：“我才不信呢！怎么着也得加点酱油，白不赤拉的有什么吃头？……” 还未说完，王先生抢问一句：“你懂什么是白斩鸡吗？”杨先生说：“谁不懂，谁没吃过？在农村杀了鸡，什么佐料都不放，煮熟了捞起来撕开沾盐吃，只有地主老财家才用酱油煮，有的还滴一勺香油呢！我不信宋子文家不用酱油，他买不起吗？他抢不得吗？真是的。”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这是要开会了，一场白斩鸡和红烧鸡之事就此结束。 后来，几个青年教师有时就拿白斩鸡和红烧鸡作为王、杨两位教授的代号。王先生出身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杨先生出身山东农民家庭，他们各自所说的话，确实鲜明地反映了他们的出身和经历。看来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还真灵验准确呢！ 郑天挺先生 郑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是多年的老北大，抗战前就担任过北大的秘书长，后来又做过总务长。郑先生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担任历史系的教授，在明清史研究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解放后大学院系调整以后，郑先生调至南开历史系任系主任，后来又当过南开副校长。 郑先生到南开时，我毕业在系里当助教了，所以未能正式选修郑先生的课，但我对明清史兴趣很浓，所以常去旁听。郑先生讲课不以口才取胜，但讲得非常规整，讲每个章节和具体的问题，总是旁征博引，细致而系统。听课的同学很多，还有些年轻教师，很受大家欢迎。 郑先生学问精深，有着很强的行政办公能力，而且为人、道德质量也都为大家所称道。郑先生十分宽厚，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每到节假日，郑先生就和系里家不在天津的单身青年教师团聚会餐，关心大家的生活和业务方面的成长。在对学生的教育方面，以鼓励为主，谆谆教导，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发过脾气。 有一段时间，郑先生和我们都在大食堂吃饭，有时候食堂十分拥挤，要排长队，有些小伙子还争先恐后不守秩序。郑先生总是耐心等候，有时候还谦让一番甘为人后。 “文革”时，郑先生也和其他许多教师一样，受到了冲击。听说他仍然是态度宽容，不卑不亢去完成指派给他的劳动任务。 郑先生去世很多年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在研究领域中，他的公子郑克晟先生继承了郑老的遗志。看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此言不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