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研究》是第一个由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的历史类学术刊物。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这个刊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已经走过了60周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历史研究》出版之前，已经有几个地区性的历史刊物。《历史研究》是第一个由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的历史类学术刊物。1953年10月，我被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一个刚刚踏进史学之门的青年，我有幸在一些史学前辈的领导下，参加了刊物创刊初期编辑部的一些具体工作。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段日子。 1953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9月21日，陈伯达主持召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出版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刊物。当时还未确定刊物的名称。10月，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郭沫若未参加），确定刊物名称为《历史研究》，编委会由党内外17位史学家组成，郭沫若为召集人。会议还确定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由尹达、刘大年担任，负责具体工作。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历史研究》的出版及其编委会成员的组成，体现了新中国史学家强大的合力。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这个刊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刘大年同志（本文随后提及一些史学前辈时，不再称同志或先生）在《〈历史研究〉的光荣》一文中已说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历史研究》的创刊有直接联系。陈伯达曾经对尹达和刘大年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1956年1月，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陈伯达听了连忙递上一个条子，声明不是他提出的，是他向毛主席请示办《历史研究》的方针时，毛主席说的。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所查档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艺术问题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这时距离《历史研究》创刊已经两年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毛泽东在1953年九十月间就提出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双百”方针在《毛泽东选集》中见诸文字，则是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刘大年认为，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如果陈伯达正式传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办刊方针，郭沫若撰写的《历史研究》发刊词肯定要写进去，这个意见是对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发刊词，虽然也提出希望“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但并没有提到“百家争鸣”。 为什么毛泽东以《历史研究》为突破口，提出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刘大年指出，这件事的背景，涉及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中郭沫若与范文澜的不同意见之争。毛泽东是一位对历史很有兴趣，而且历史知识十分渊博的领导人。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以及后来有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十分关注。他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但在《毛泽东选集》中，这篇文章有一个小注，说明“中国社会”这一章，“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了毛泽东同志修改的”。这个小注，给毛泽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的见解留下了一个比较灵活的余地。我们不妨认为，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是赞同西周封建论的，但这并不是他的定见，此后毛泽东的见解有所变化。据知情者说，毛泽东在50年代曾经说他“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了那么多甲骨文”（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综合有关的记载来看，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分期是很关心的，他对不同的分期意见都很注意，偶尔也提及自己的看法。但他有一个原则：这个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根据占有的史料和研究，通过深入的讨论来求得共识。历史问题的认识不能由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不能由政治家）来作出结论，一锤定音。在50年代初期，有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学者常引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那段话来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显然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陈伯达向他请示办《历史研究》的方针，他强调要“百家争鸣”，意思也就是要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尹达和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创刊时虽然不知道毛泽东曾对陈伯达指示刊物的工作方针应“百家争鸣”，但因为陈伯达交待过要“百家争鸣”，所以《历史研究》从创刊号开始，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坚持着的。 《历史研究》创刊时的编委人员构成，也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编委会由17位史学家组成，其中既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如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也有几位在当时史学界已经很有影响力的中年学者；既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创刊号印出的编委名单，陈寅恪列名其中，是不是得到陈寅恪的同意，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在酝酿成立历史研究第二所时，曾拟请陈寅恪担任所长，并于1953年11月下旬派曾做过陈寅恪助教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上郭沫若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的两封信到广州中山大学见陈，但遭到陈的拒绝。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以自己“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二所所长的任命。时隔一个来月，郭沫若又请他担任《历史研究》编委，陈寅恪会同意吗？曾经被海内外一些人热炒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认为陈寅恪在拒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之后，“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是对陈寅恪形象的极大歪曲。1999年，我在《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代序中，曾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陈寅恪1954年1月23日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写有“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字句，判断这是陈寅恪对郭沫若邀请他担任《历史研究》编委的答复。2001年，由陈寅恪家属编辑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也收入了蒋天枢所引用的上述信札。郭沫若1954年1月16日致陈寅恪的信，是在陈寅恪拒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之后发出的。这时《历史研究》编委会的名单中央已经批准，其中就有陈寅恪。这个名单要在1954年2月份出版的《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刊载，所以郭沫若赶在创刊号出版之前给陈寅恪写信，告知他被邀请为编委的消息。陈寅恪随即在1月23日复信表示“自当勉副”，表示同意担任编委，语气是相当诚挚的。信中还说：“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 郭沫若与陈寅恪1954年1月份来往的两封信，是在汪篯已经回到北京并带回陈寅恪拒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的答复之后，这一点很重要。陈寅恪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自己“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这是陈寅恪认真而坦率的实话，其中固然有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的偏见，但说他向北京“关上了大门”、“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陈寅恪让汪篯带回两篇文章，也有希望能在北京发表的意思。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在1954年下半年开始筹备成立学部委员会。陈寅恪被提名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在酝酿过程中，由于陈先前辞任历史二所所长，对他的提名曾有一些不同意见。据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稼夫回忆，最后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选上”。这次提名的信息，是由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与陈寅恪私交不错的杜国庠面见陈传达的。陈寅恪表示同意。杜国庠专门到北京向张稼夫和郭沫若作了汇报。郭沫若为此致信陈寅恪，称“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先生尊体健康，并已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他还告诉陈寅恪，“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 辞任历史二所所长，但同意担任《历史研究》编委和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三件事是一个完整的史料链，反映了陈寅恪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体状况有条件地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有的人千方百计想把陈寅恪称道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放大为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态度，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说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负责同志对陈寅恪生活的关怀，郭沫若和陈寅恪在广州热情相会和他们在《再生缘》作者问题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趣与友谊，则更是一些有政治偏见的人所不愿意提及的。 《历史研究》创刊初期，很多编委、非编委的老专家和中年专家都积极投稿，既说明史学家们对 《历史研究》的支持，也说明《历史研究》对史学界研究工作的开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历史研究》从创刊伊始，就迅速对中国古代史问题组织了不同观点的讨论。从1954年第1期到1955年第6期，共发表7篇有关文章。1956年从双月刊改为月刊，当年发表有关文章19篇。这些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及的年代从商周到秦汉；第二，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秦汉封建论的观点基本上都已提出；第三，文章的作者既有已负盛名的史学家，也有初学历史的青年；第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范文澜和主张战国封建论的郭沫若虽然没有发表有关的文章，但多数文章讨论的焦点却都涉及他们的分期主张；第五，魏晋封建论先前声音很小，在讨论中逐渐扩大了影响。1956年，我应《人民日报》理论部之约，写一篇介绍古代史分期讨论情况的报导。西周封建论的观点，举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战国封建论的观点，举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的观点，举侯外庐为代表。这些都没有问题。魏晋封建论的观点举谁呢？我颇费斟酌。当时王仲荦在《文史哲》曾连续三期刊载一篇有关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的长文，应该说是对魏晋封建论比较系统的论述。但我知道，在此之前，尚钺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的讲课，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都显示了他是魏晋封建论者，而且他还因此受到一些史学界同仁的批评。何兹全在解放前《食货》杂志上，也发表过比较系统的魏晋封建论的观点，只是由于他曾一度跟随陶希圣工作，解放后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歧视，这使他一度不愿意重申他旧日的学术观点。我考虑再三，决定把他们三人有关的观点综合加以介绍。 除了推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之外，《历史研究》在创刊初期，还陆续推出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和中国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后来有所谓“五朵金花”的说法，这句话的发明人是向达。他当时是历史二所的副所长，也是《历史研究》的编委。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史学界不要把研究工作都集中在历史分期等“五朵金花”问题上，要开拓研究视野。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历史研究》在创刊初期也发表了不少具体问题的实证性论文。向达并没有贬低“五朵金花”课题重要性的意思。但这句话后来在一些人那里，却成了嘲讽“五朵金花”没有学术含量的说辞，这就根本不是向达的本意。向达对《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是很关心也很支持的。《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发表两篇有关南诏历史的文章，一篇是向达的《南诏史略论》，另一篇是刘尧汉的《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两篇的论点不同，分歧在于蒙氏到底属于什么族。向文认为属于氐羌，刘文则认为是彝族。刘文是经向达最后审稿同意发表的，他并代编辑部写了一个 “编者按”，称刘文“给南诏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材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又说“论文的结论我们认为还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能即作为定论”。向达对于刘尧汉的结论显然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刘的文章，而是主张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这应该说也是一种主张 “百家争鸣”的态度。但没有想到，这期《历史研究》发行后，《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位同志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来，说有读者向《人民日报》反映，对《历史研究》的“编者按”有意见，问“不能作为定论”的意思是不是反对作者的观点？是不是没有加编者按的文章都是编辑部支持的？一个“编者按”竟然会在读者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这实在出乎我们编辑部同志的意料。来访的记者是我接待的，我只好对他解释，编辑部绝没有那个意思，是我们考虑不够周全，用语不够恰当。这件事对我们这些编辑人员来说是一次教育，让我们在处理不同学术观点的稿件时更加慎重，注意避免让作者或读者感到编辑部有门户之见。这件事也说明，《历史研究》“百家争鸣”的方针当时已经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并受到重视。 《历史研究》创刊初期，不少编委积极投稿。我翻检1954年至1956年的刊物目录，发现下列编委都有一篇乃至两篇以上的文章发表：郭沫若、白寿彝、向达、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寅恪、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不是编委而投稿发表的老专家和中年专家有：周谷城、杨树达、罗尔纲、岑仲勉、贺昌群、唐长孺、邓广铭、王崇武、胡厚宣、尚钺、王毓铨、陈直、陈梦家、周一良、韩国磐、任继愈、荣孟源、黎澍、邵循正、孙毓棠、千家驹、王玉哲、赵光贤、杨向奎、浦江清、冯家昇、朱德熙、范宁、束世澂、李埏、邓拓、齐思和、陈述、金兆梓、杨宽、金毓黻、张维华、马非百、童书业、日知、万国鼎、林耀华、石峻等。上引编委和非编委的一长串作者名单，既说明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的支持，也说明《历史研究》对史学界研究工作的开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几期《历史研究》的目录上，已出现好几位当时尚属青年、后来都成为史学界骨干的作者，如戴逸、金冲及、田余庆、蔡美彪、余绳武、李学勤、李泽厚、黄盛璋、胡如雷、孙祚民、王思治等。 1954年《历史研究》刚创刊时，尚无固定的办公地点，编辑部暂时挂靠在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借用所里的一间阅报室办公。最初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刘坤一，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这时病愈，参加工作；另外一位是胡柏立，负责收发和保管稿件、信件以及其他行政事务。我们三人先前都没有做过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亏得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编译局，刘大年当时兼任这个局的副局长，他请《科学通报》编辑部的许良英同志帮我们联系印刷厂以及其他一些出版事务。刘大年还让我拜访当时国内唯一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社，向他们取经。《学习》编辑部当时在中南海，接待我的是陈翰伯同志，他大概是编辑部的一位负责人，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些办刊物的经验。近代史所的谢琏造、钱宏等同志为《历史研究》的出版也帮了不少忙。初期的来稿都送请编委审阅并提出是否采用的意见。郭沫若自己就看过不少稿子。记得杨向奎最初的一篇来稿是探讨《周礼》真伪问题，郭老看了以后不满意，编辑部也就没有采用。后来杨向奎再送来一篇《释“不玄冥”》，郭老看了很满意，认为“可成定论”，建议登《历史研究》，并提出了一点补充意见。又如贺昌群的《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郭老看得十分仔细，写了“大小意见十八条”，请贺昌群修改后再刊用。编辑部当时没有必需的图书，需要查对史料时，只能到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借用。翦伯赞和吴晗的两篇稿子，引文很多，在校对清样时，两人叫我干脆到他们的家里，按照他们抄录的卡片校对引文。记得吴晗书房里一面墙整齐摆满了卡片柜，我当时很震撼，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像他这样做研究啊！吴晗和他的夫人袁震还热情地留我吃了午饭。 1956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搬到东四头条1号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有了正式的办公室，人员也增加至五六人。张云非同志担任编辑部的组长，他是一位很负责任，也非常朴实的老同志，原先在徐特立同志身边帮助做文字工作。不久，尹达又从中国人民大学调来张书生、郝镇华、邹如山三位俄文和英文翻译，成立了一个《史学译丛》组，附设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史学译丛》不定期出版，在五六十年代颇受史学界欢迎。 《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员虽然有所增加，而且有许多稿件依靠编委审稿，但随着来稿增多，迫切需要加强编审力量。为此，经主编、副主编提议和编委会同意，以编委会的名义聘请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知名学者作为刊物的“特约编辑”。我记得历史一、二所的杨向奎、胡厚宣、王毓铨，历史三所的荣孟源，北京大学的张政烺、周一良，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等人都曾经被聘请为“特约编辑”，帮助审阅某些来稿。为了加强与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联系，编辑部还邀请若干高校的历史系成立通讯小组，报道该校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动态。 1957年以后，我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但工作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历史一所。郭沫若兼任历史所所长，尹达任副所长，杨向奎任所的学术秘书。我的任务是当杨向奎的助手，同时兼任秦汉史研究室副主任，协助主任贺昌群工作。1960年以后，历史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所长仍由郭沫若兼任，副所长尹达、侯外庐、熊德基。《历史研究》编辑部仍然附设在历史研究所，主编、副主编仍是尹达、刘大年。我完全脱离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但我始终牢记在编辑部工作的那段日子，牢记编委会、主编、副主编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牢记编辑部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正是那几年的工作和学习，使我终身受益。我虽然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1948年考入厦门大学时，选的也是历史系，但历史专业的知识其实知道得很少，而在1949年4月我就离开学校了。正是《历史研究》创刊之后在编辑部的工作经历，让我真正踏入了史学之门。我感谢《历史研究》，并为它的茁壮成长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而祝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