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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述 者：陈信泰（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访谈整理者：于述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俊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我与陶愚川先生相识，在1958年我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以后。陶先生解放后不愿与人交往，更不愿谈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与他接触也不是太多，关于他早年的一些事情，我主要是从毛礼锐[1]先生口中得知的。 陶先生1912年生于浙江绍兴。1934年大夏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留学美国，1938年获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留学美国时，他跟毛礼锐先生在同一所学校，比毛先生晚一两届，二人因有师兄弟之谊。上海解放前夕，陶先生是大夏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上海解放后，曾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2]政训班学习。学习完了，被分配到山东工作。当时跟他一样，从上海到山东来的有几位老先生，如章益、傅统先。章、傅二先生被调入山东师范学院，继续做教授。陶先生则因为“历史问题”，被调到山东泰安部队转干中学教历史。 其实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谓“问题”主要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大哥是陶百川，二哥叫陶光川。陶百川[3]是国民党要员，陶光川是上海中学的校长。上海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国立中学之一，我的大哥就曾就读于那所中学。陶愚川也曾做过中学校长，后来才到大夏大学做教育系主任。陶百川到台湾去的时候，有意要把两个兄弟一同带走，但陶光川和陶愚川都不愿意走。陶愚川的态度更坚决，认为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在大陆，更不肯走。后来，陶百川硬是把他弄到了香港，在香港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还是不肯去台湾，最后就偷偷地跑回了上海。回去后，他想继续在大夏大学任教，但很快被弄去政训学习，学习完了重新分配。分配到山东去的章、陶、傅三位先生，资历都差不多，但比较而言，章先生做过复旦大学校长，是上海的大学校长领袖，地位最高。陶先生这个人非常率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马上就会表现出来；章先生有城府，不肯轻易表露自己；傅先生呢，胆子较小，又很谦卑，不会轻易表露什么。陶先生由于陶百川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直率，一下子被发配到泰安，大学教授的身份也被抹掉了。 自从到了泰安以后，陶先生就任人摆布，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也不与人争；同时，在生活上也变得不修边幅起来。他一直独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常常是到外面买一只烧鸡或油条什么的，一边走一边吃；遇到对面有熟人走来，就赶紧把正在吃的东西塞进口袋里。曲阜师范大学有一个传说，说陶先生讲课的时候掏粉笔，有时竟从口袋中掏出油条或鸡骨头来。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他是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本来穿戴是很讲究的。现在也不管这些了，穿戴很随便，也懒得去洗，穿脏了、实在不行了，就扔到一边，再换一套。 曲阜师范学院成立的时候，因师资缺乏，就从外边调来几位老先生，一位是陶先生，一位是星兆钧，还有一位是王锡昌。据说成立曲阜师范学院，是周总理的意思；他认为，孔夫子的老家应该有一所大学，发展起来在国际上也会有影响。陶先生到曲阜师范学院时，因没有教育系，而他的外语又非常好，于是就把他调到了外语系教外语。他的待遇跟我一样，担任讲师。学校小，那些老教授也都作为讲师来对待。他们看我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讲师了，对我很客气，尽管我是把他们视为老师的。当时陶先生有很强的戒备心，不好接近。我跟陶先生说我是毛先生介绍来与您认识的，他说：“很好，很好。我就这样，你不要找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 别看他不修边幅，但在曲阜师范学院教外语，很快就把学生吸引住了，因为他能讲出东西来。学生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前面走，一批学生就跟在后面，学他走路。结果就把他的系领导（也是老干部）搞得很紧张，运动一来，就冲击他、审查他，说他搞什么“格拉马”派—“格拉马”是英语GRAMMER的音译。其实，陶先生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和党派的。如果说有什么“格拉马”派，那也是陶先生的一些崇拜者对自己的戏称。这种情况也不仅发生在陶先生个人身上。当时曲阜师范学院从上海等地调来了一批教师，上海来的各个系都有。这些教师原来生活在大都市里，业余生活很丰富。到了曲阜，就像是到了乡下，很不适应。要进城，还要穿过孔庙。那时的孔庙很破也很脏，不售票，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看，但去几次也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附近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到城里去看电影，放的又都是些老片子。到了周末，那些上海来的教师们觉得无聊，就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儿，有时也跳跳舞。于是，周围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特别是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人）就认为他们在搞秘密活动、搞小派别，上面也不断地调查、审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事儿，后来便不了了之。 “文革”的时候，一些人不明真相，给陶先生乱贴大字报。大字报就糊在他住的那间小黑屋外面的窗户上、墙上。玻璃窗被好几层大字报糊住了，白天也得开灯。后来灯泡坏了，陶先生也不买不换，白天黑夜都呆在黑屋子里。有光线就看看书，没光线就睡觉。那时的情形很不象话，但谁也不敢说什么。好在他也慢慢地熬过来了。那时外语系有个负责人，左得很，有事没事就把老先生弄过来训训话、教训一番。后来就逼迫陶先生退休，陶先生不想干、也没法干了。退休之后，与当时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一样对待，每月给18块钱的生活费。他也无话可说，也不争什么。就因为陶先生是陶百川的弟弟，是“反革命”的家属，学校里的一些人十几、二十年不断地敲打人家。想想看，那滋味能好受么？这是“文革”中间发生的事儿。 “文革”后的1978年，我恢复了工作。当时要办研究生教育，设立教育学硕士学位点，需要有三位导师组成队伍。王锡昌先生在中文系，中文系用他，我不便找他；星兆钧先生早已退休并回到了老家，我找过他，他表示不想再干了。当时有文件传达下来，小平同志说过去的冤假错案要“一风吹”，我也有所耳闻。于是，我就跟学校讲，如果我们要招研究生，就必须把陶先生请出来。当时曲阜师范学院的负责人徐宝庆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我跟他讲了陶先生的情况，他很同情陶先生。他说：“那好，你就去请陶先生吧。但他脾气有些古怪，一般人是请不动的。你就代表学校去请他，看他有些什么条件，我们尽量帮助解决。”我去找陶先生时，他还是一个孤老头儿，还住在那个小黑屋里。我请他，他说：“我可以帮你带研究生，可以开一些课，还要写一本书，但我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既然请陶先生出来工作，就要彻底解决他的待遇问题，不能只发给他每月18块钱的生活费。我的意见是，先恢复他的工作，恢复他的职称。我还把当年带头给陶先生写大字报那个人（此时也是学校的干部）找来，跟他说：“把陶先生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与你当年的胡贴乱批有很大关系。你有责任帮助陶先生，跟我一起找学校和有关部门，不仅要恢复他的工作，还要恢复他的教授资格。”学校人事处不同意，认为恢复教授资格不符合国家的制度规定，不好弄。那个当年贴大字报的同志比我年轻，也比较机灵，在上面还有些关系，我就让他到上面去跑、找国家教育部。这也是给他一个弥补自己以往过失的机会。他也觉得此事不好办，我就让他这样去说服上面：“陶先生与章益、傅统先先生一样，解放前都是大学教授，后来把他贬为讲师是没有道理的；不信就去查陶先生的档案，他没犯过什么错误，贬他的唯一理由就是陶百川担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但这与他本人没有关系。”找上去后，教育部很重视，派人到学校来调查。因为我坚决主张恢复陶先生的教授身份，调查时也找我来谈。我跟调查人员说：“按照我的理解，小平同志说‘冤假错案一风吹’，不仅是指‘反右’、‘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包括解放之初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一切不当处置。免去陶先生教授资格，就属于此类不当处置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陶先生甚至连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资格都没有。”调查人员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报到教育部后，陶先生的教授资格就被恢复了。此事大概发生在我带研究生的第二年，即1981年。随后，学校就按照最低一级教授（四级教授）恢复他的职称和工作，并补发了他几十年的工资。补发下来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陶先生一分钱也不要，要求退回去。没有办法，在我的建议下，学校只好把这笔钱存了起来，并按照教授的标准分配了一套大一点儿的房子。我又让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做他的秘书，让秘书带两名同学经常帮帮他的忙。对此，陶先生是很满意的，还来感谢我，说自己现在没有什么冤气了。其实，这些都是他应该得的，包括不让他受冤枉气。后来毛先生到曲阜来，两位老先生见面，都非常高兴。陶先生对毛先生说：“信泰同志找我，让我出来做点儿事，总算是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晚年。” 鉴于过去一直对陶先生不好，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恢复工作后学校常想出一些办法去关照他。有一年的春节前后，学校统战部长来找我，说学校领导去看陶先生，陶先生说“你们是来看陶百川的，不是看陶愚川的”，就把学校领导赶出来了。我于是对那位统战部长说：“你们不用那么客套，多做点实事就行了。过去那样对待陶先生，现在又弄出这么些客套，确实让人家难以理解和接受。”大年三十，我觉得老先生一个人过年实在孤单，就请他到我家一起吃顿年夜饭。老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学校领导听说此事，又要买几个菜送过来。我说：“千万别弄这些事儿，一弄又把老先生弄跑了。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吧。”那一天，陶行生来了，还带了一瓶酒，是当时曲阜市面上最便宜的老白干。他喜欢喝点儿酒，也只能买得起这种酒，因为他还保持着每月18元生活费的习惯。上我家里来，我当然有好酒招待他。他喝了一口，说：“哎呀，这种酒我好多年没有喝了，真好喝！”我说：“是啊。您能喝就多喝一点儿吧。”他喝得高高兴兴。他半醉不醉的时候，我怕他喝多了走不了路，就不让他喝了，送他回去。 陶先生这个钱也不要，那个钱也不要，连出书的稿费也不要。学校认为他品格高尚，就大张旗鼓地发起了“学习陶愚川先生”运动。我说了几句气话，搞得有关领导觉得很不自在。我说：“不要搞什么学习运动，因为我们学不了。人家不是生气不要，而是觉得自己的钱够花了，真的不要。这让我们怎么学呢？你们党员、干部学了陶先生后，就能把每月的工资拿出来，只留18块钱自己用？你们学不到，我也学不到。我还希望自己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呢！向他学习不要搞形式主义。我们要真正感觉到过去那样对待人家是不对的，人家在我们对他不好的情况下还在考虑写书、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我们要学的是这个，应该这样去学人家。”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陶先生那样做，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性情，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这样说，也是有所指的。因为请陶先生复出的时候，还有好些人反对，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家属，不能使用。都改革开放了，还有人这么说，能不叫人生气吗？！不管怎么说，几万块钱放在那里总不是个事儿，学校也很为难。于是，我就出了个主意：成立陶愚川教育基金，用来奖励我校在教育学教学、科研方面有成绩者。陶先生也很赞成，基金会就成立起来了。这笔基金一直用到现在。 [1] 毛礼锐（1905-1992），江西吉安人，中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 [2]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建于1949年下半年，主要任务是为军队提供经过培训的干部。该大学同时建有上海俄文学校、政治研究院和工农速成中学三个附属学校。其中，政治研究院的学员主要是华东地区高级教育工作者、宗教界和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中高级人员。陶愚川、章益和傅统先等就是作为高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研究院受训的。关于华东革命大学的更具体些的情况，可参见张百年的《革命大学革命人—纪念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诞生60周年》，载《前进论坛》2009年第12期。 [3] 陶百川（1901-2002），浙江绍兴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国大代表”、“监察委员”。1977年自动引退，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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