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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有了自己的多卷本，这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占领国际学术前沿，最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具有极大的贡献。 武寅，吉林双阳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现任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学术分委会中方主席，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多项学术荣誉称号，承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评委等多项职务。多年来潜心于日本政治制度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著有《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等专著；《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论日本近代家族国家》等论文。主持并参与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多卷本《世界历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剑桥世界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 2013年1月，8卷39册1500多万字的《世界历史》（多卷本）发布。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该书表达了世纪相交，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更是感慨良多，她在发布会上说：“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能够打动一个世界史学者的心，更能诠释作为一个学者的光荣与梦想，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这部著作的意义何在？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如何？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武寅。武寅以她细致而动情的讲述，为我们揭开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中国学者撰写多卷本世界史必要且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业内很多学者对这部《世界历史》（多卷本）的问世一直充满期待。请问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我国世界史研究，乃至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史研究有哪些意义？ 武寅：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这部著作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无论是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史学科在国际上占领学术前沿，还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部书的出版都是很有意义的。从世界史学科建设角度看，撰写和翻译是两个基本内容。总体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还比较薄弱，重大成果也比较少。因此，这样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部头世界史著作，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突破。再加上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剑桥世界史》大型翻译工程，这一写、一翻，可以说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做了两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从国际上看，我国要想真正成为大国强国，实现文化强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但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型通史类世界史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表明现在我们已有了自己的多卷本，这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占领国际学术前沿，最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具有极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说，20世纪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但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型通史类世界史著作。为什么此前迟迟没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型通史类世界史著作？ 武寅：一部大型标志性著作的出版问世，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旧中国贫穷落后，内乱不断；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尤其是近些年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对世界史研究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了较大发展；而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大型多卷本世界史类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后，中国迫切要求深化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自己的多卷本世界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十二年精益求精 《世界历史》终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部著作由100多位世界史学者历时12年编写完成，但这套书自1999年就已经开始论证。从论证到编纂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 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1999年起，就在齐世荣先生等著名的老一辈世界史学者的具体指导下，集全所科研骨干之力，从理论以及文献资料、研究队伍、编撰体例、提纲框架，乃至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等各个方面，对大型《世界历史》多卷本的立项进行了反复深入、长达一年之久的论证。 因为这是一个大项目，所以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认识上的不一致。首先是项目启动问题。对于是否启动这个项目大家并没有太多的争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的确应该有一部自己编写的多卷本世界史。其争议主要在于什么时候启动，谁来启动？有人怀疑当前编写条件是否成熟，有人争论是以年轻人为主还是以老学者为主。那时我担任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深感世界历史研究所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已经为相关工作做了许多铺垫，年轻人完全可以继承下来并成为这项工作的骨干；至于编写条件是否成熟，我认为条件成熟与否永远是相对的，应该在干中学、学中干，需要的是一份勇气。为此我们咨询了一些老专家学者，其中我的老师齐世荣先生的坚决支持，给了我很大信心。通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最终在这些问题上统一了思想。接着是项目启动后，写作上采用何种形式，风格特点如何；管理上写作队伍怎样组织等问题也是在长时间的论证后才逐渐明朗化。 经过论证，我们最终形成了以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为主，集全所力量完成项目的统一认识。此外，为确保质量，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些领域，聘请了院内其他研究所以及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骨干学者。项目进行过程中，问题同样很多，为此召开的会议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层层论证，框架搭建后层层落实，每一册确定专人负责，每一卷也确定专人协调。因为项目规模大，召开进度汇报交流会时，往往一天都讲不完。 这部书从整体上反映了我国世界通史性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是全国诸多科研和教学机构世界史学者心血的结晶，它的最终顺利成稿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其间很多学者带病坚持写作，他们无怨无悔，从年轻写到年老。更让我感动的是还有好几位学者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甚至没能亲眼看到这部作品的最后出版问世。所以正如我说的：“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能够打动一个世界史学者的心，更能够诠释作为一个学者的光荣与梦想，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这部书的最终完成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在全书撰写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任领导都把它作为院重大工程性项目，始终给予高度的关心和有力的支持。 表达中国人的世界观 研究编纂创新意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外学者撰写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也有好几部，比如英国《剑桥古代史》12卷、《剑桥中世纪史》8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以及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卷等。与上述这些著作相比，《世界历史》（多卷本）最大的区别和特色是什么？ 武寅：《世界历史》（多卷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求通过对复杂世界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科学回答人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与国外学者撰写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相比，我们这部著作的区别和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英国的“世界通史”类著作是欧洲人看世界，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类著作是苏联人看世界。而《世界历史》（多卷本）则是中国学者以中国为视角，表达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史的认识，即我们经常说的要努力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扩大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第二，外国人撰写的大型“世界通史”类著作对中国部分涉及很少，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世界历史》（多卷本）第一次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关注，在全书中设计了专门的一卷，重点叙述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将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考察，其着眼点是国外学者所写的世界史不可比拟的。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这一点也让很多读者看后感觉很新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指出，学者们在编纂过程中努力克服以往国内外学者在同类课题研究中的不足和失误。请您谈一谈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武寅：任何一部著作都会存在不足和失误。这部著作强调新颖的研究视角、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多层面的理论描述，在广泛借鉴历代中外学者世界史研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探讨，并回答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通史性著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不是单纯编年体式的历史过程叙述，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及内在联系，重视理论认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鉴于本课题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比以往同类著作有新的突破。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这个项目中，传统的史学方法已显不足。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重视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跨学科方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补充和完善，是高质量撰写本著作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二，在史料应用上，这套著作使用了很多以往没有发现的新史料，对时代关心的问题做了回答。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外交档案和各类原始文献的解密，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体系、全球史观、总体史学、叙述史和问题史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世界通史类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 第三，在编写体例上，这套著作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历史》（多卷本）为什么要选用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体例成书？ 武寅：《世界历史》（多卷本）选用专题与编年结合的体例成书，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人们的需要。 当前人们生活的节奏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快。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希望所获得的信息既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又能够重点突出、条理清晰，以便从中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点。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编写体例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我在论证的时候就曾说，这部《世界历史》（多卷本）要像珍珠项链一样，不仅每颗珠子都闪闪发光，而且还要用一条实线贯穿起来。做到既重点突出，又首尾相连，既传授知识，又有专业论述，从古到今，疏而不漏。 坚持传统和特色 打造中国史学之声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说过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以翻译介绍苏联史学的方法等为主，您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怎样才能在国际史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武寅：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倾听中国的声音，汲取中国的智慧。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因此，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既是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的有效途径。 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是一个严肃的时代课题，必须有目标、有方向、有规划，必须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具体讲，从世界史研究角度看，学者要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要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同时也需要努力创新。坚持传统和特色就是要坚持中国的史学传统，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努力创新就是要有所突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国际上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否则我们只能是附庸，永远不会做大做强，不会被西方学者所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谈过做研究“市井热，头脑要冷，学科冷，心里要热”的观点，在治学态度上，您对历史学或者世界史研究的学人们有什么建议？ 武寅：研究历史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经验教训。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有历史根源，历史与现实有一种自然内在的逻辑，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鉴，只有对历史有清楚深刻的认识，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找到最好的借鉴。 世界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需要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能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辩证客观的治学精神，把握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把握好历史研究与现实借鉴的关系。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建设的日新月异，有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在治学上表现出浮躁的倾向。我们要学习“管宁割席”的精神，保持头脑冷静，从容治学，扎实做好基础研究的基本功，不要急功近利，只追求短期效果。 历史研究常做常新。虽然历史本身不会改变，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不断加深，认识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再加上新史料不断被发现，就决定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永远没有终极。所以，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都不可能穷极历史的真理，不可能完全弥合历史认识和历史本质的差距而达到无懈可击。对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世界历史》（多卷本）的出版不是我们研究的终点，而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