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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荣根（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 得知林向荣老师仙逝时，我在山东曲阜，心底不由涌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悲凉。“西政从此永远失去了一位君子！一位君子教授！一个真正的人！”我默念着。 记得是9月12日，中秋前，我去给他拜节，老人家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看电视直播的奥运节目—观看体育竞赛节目是他离休后的最爱，听说我进屋了，连忙迎出来。他喘得比以前凶，可能是痰咳不出来，但精神也还不算差。我向林师母田老师建议，得用吸痰机把痰吸出来。怕他累着，说了一会话，告诉他我过几天要出差，过节时就不来了，祝他中秋节、国庆节快乐，就告辞出来。他还是老规矩，坚持送我出门。我心想，一冬一夏他都挺过来了，这个秋天是没问题的。没想到这样快…… 林老师在癌症的病痛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差不多是在自己的家中度过的。他既不愿意给家人增添精神忧伤，始终以健康人的姿态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也不愿意给爱戴他的弟子们增添任何负担，始终以长者的慈爱情怀抚慰后生的牵挂；更不愿意给所在单位的领导们增添丝毫麻烦，始终以学者的豁达和尊严坦然直面人世百态。所幸的是，林老师算得上是健康地走过了生命的旅程，在这次病魔缠身之前，他从未住过医院，从未打过点滴。在查出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不住医院，在进行必要的医疗处理之后，他便回到家中疗养。林老师绝非倔强固执，亦非厌世恶生，他是珍爱生命的，尽管自己烟瘾很大，但还是遵医嘱戒了烟。他基于理智的淡定、超然与达观，给家人和弟子们以莫大的心理安慰，甚至让家人和弟子们怀抱着他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希望。可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总是要回去的，在这条铁则面前，英雄豪杰与贩夫走卒一律平等。但与自己亲近的人、自己敬重的人一下子走了，还是难过这一关。况且我出差在外，满心期待着回去再看望他，我还正打听买吸痰机的事呢，如今见最后一面都不可能了，心中不免由帐然而遗憾而愧疚。 从西南政法学院到西南政法大学，我在这里学习、工作已近30个年头，自感最可宝贵的是获得了知遇之恩的师长，其中最亲近的有两位，一位是业师杨景凡教授，另一位就是林向荣教授。盖棺论定，我在杨师的挽联中称他是“西政一人”。何谓“一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在西政无人可替代的人！林师呢？其实我心中早有一词，他是“西政君子”！“君子”古来已有，然不多，当今士林，堪称“君子”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林师当之无愧。回来后才知道，林师的及门弟子王人博在悼词中誉乃师为“仁人”，深感一点灵犀相通。孔子曰：君子“仁以为己任”，孟子云：“君子以仁存心”。君子必定是“仁人”。人博君见到我时说：“以‘西政君子’论定，真懂林老师！” 我的挽联即以此为主题词拟出： 上联：大丈夫不受嗟食，冷眉暴戾，为国家民族，含冤忍辱，尽忠尽义，集古今君子之德； 下联：法学家心系法治，笑对艰险，唯教书育人，鞠躬尽瘁，正己正人，收桃李天下之功！ 横批：西政君子 我知道这副挽联并不工整，匆促中又改不好，当时正在“2008.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研讨会上，就便向临座的国内外学者征求意见，请他们指教。他们听了我对林向荣老师的简单介绍后个个唏嘘不已，表示钦佩，并说挽联倒不见得非要工对，意对即可。于是用手机短信发出，请同教研室的林门弟子杨丽英制成挽联悬挂。 现在想来，下联头三字用“老教师”或许更好，当初用“法学家”是想凸现他的法学教授身份。 “君子成人之美。”《论语》 1979年，西南政法学院首次招考研究生。我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有位同事很热心，说可以找一位西政的老师帮我打听一下。没想到找的竟是林向荣老师，不过，见面前也并不知道是他。大概是春夏之际的一个上午，我去了西政，在一栋红砖砌成的叫“实验楼”(后来划归了四川外语学院)的门外，林老师在迎候我们，很热情，带我去的人把我介绍给他后，他就引我进楼到了教研室的办公室。我谈了自己想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并说想请教一些复习备考方面的问题。估计是已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我的大致情况，他很明确地欢迎我报考，认为我条件不错。接着就把我带到铁路西右边一排平房的中间一屋内，那就是杨师景凡先生的家。路上，林老师说：“其实，考研究生就是考平时的水平！”还说复习备考的事也可以直接“问问杨主任”。这是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杨主任”这一称呼。这以后二十二年中，我都跟着他一起称景凡师为“杨主任”，其他老师也都这样叫。至于为什么大家要这样称呼景凡师，林老师在悼念景凡师的文章《杨主任，安息吧》中已有说明，它不是一种官称，而是体现一种亲切和敬重。 这是我初识林向荣老师。我隐隐感到，我们之间的师生缘分来了！确切地说，他是我这艘飘泊已久找不到目标的小船驶入西政、驶入法史专业的领水人。我是跨专业报考，他当时那几句实实在在不带修饰的话足以令我有如冬日里沐浴三春晖，平添一股信念。很多年以后，一位同教研室的老师告诉我，那年考完后，杨景凡先生批阅我的答卷时，林老师也在场，他仔细看了我的卷子，建议说：“嗯！不错！可以打优。”他和杨师一起圆了我的这个缘！ 进入西政后，我就经常能得到林老师的指导和教诲了。这里随拾二、三例。 我们研究生修的课程，平时有作业，结束时，一般是要求写一篇论文交给课任老师作为考试或考查的成绩依据。林老师对我说，应当把平时作业、考试考查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把作业和考试考查当作学术研究来做，使其成为可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我的第一篇法律史论文《〈法经〉和李悝的政治法律思想》1* 就是在考试论文的基础上在他的鼓励下根据张警先生的批阅意见改出来的。 西政复办之初缺教师，杨景凡先生和教研室考虑到我大学毕业后有12年的工作经历，又当过6年的中专教师，经教务处同意和院长批准，让我给78级讲一部分“中国法律思想史”。其实，这也是杨师带我们的一招：“逼”上讲台。78级同学阅历丰富，富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求知欲极强，对教学要求高。我听说有些教师就遭受过“敲碗”的待遇2* ，其时我读研二，还不是大学教师，怕78级不接受，怕砸锅。那时规矩很严，开课教师都要在教研室试讲。我试讲后，林老师说：“可以，就这样讲。”他在78级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不知道他事先是否对部分同学作过一些工作，让他们接受我。记得第一堂课下来，他就当看景凡师的面说：“我看是站住了。同学说，到底是北大出来的。”我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一大半。这以后，心理放松了些，讲台上也放开了些，课堂效果也出来了些。可以说，我第一次上大学讲台，是杨师“逼”的，也是林老师“扶”的。 1982年5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在西政率先进行。由于西政没有获得“法律思想史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得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申请。这样一来，毕业论文答辩成了学位论文答辩的预演，很严格，很正规，场面也很大，蛮吓人的。张警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林老师是答辩委员。他们提的问题很专业，我论文中的不足之处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接受他们的考问，真正受益无穷。我在论文中认为，孔子反对晋刑鼎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不是反对法，而是反对乱立法，反对立一个坏礼的乱法。答辩中，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不少时间。最后林老师说的话我至今清楚记得：“这是一桩历史大事，一个陈案，当然不是一篇论文能说清楚的。如果你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法制史就要改写。”这是肯定我的探索，鼓励我继续探索。这样的话在答辩会上说，又出自他之口，具有结论作用。我当时心里真的很热，实实在在体察到他的那份关爱。此后，我循着林老师的指引，继续进行晋刑鼎问题的研究，连续写了几篇论文，以完善自己的观点。 “君子之道费而隐。”《中庸》 林老师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但从外表看，他衣着随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什么穿什么”，常常穿着不合时宜的衣衫，给人一种“得道高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他对饭菜也不讲究，没有特别的嗜好，只要烟不缺，中、晚两餐有酒即可。他的完美追究，只体现是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时达到了“苛求”的地步，一字一句都不会放过，对直接指导的学生是如此，对自己更是这样。因此，他始终保持那样一种“自强不息”、永无止境的学术精神。 林老师的课讲得精彩是有口皆碑的。他不但法学功底扎实，学养博厚，而且治学严谨，下笔谨慎，备课认真。西政复办招生之初，教学、科研、生活条件极差，百废待兴。他与家人两地分居20多年，尚未解决，一个人住在“实验楼”三楼的一处小房间里。三楼就是顶楼，冬天极冷而夏天极热，特别是三伏天，在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顶楼活是一个热蒸笼。那年头，人们不知空调为何物，连电扇也是奢侈品。林老师承担78级的《外国法制史》课程，没有教材，时间又紧，他赶写讲义真的到了没日没夜的程度。大暑天，他把小桌子搬到楼道里，脱得只剩下短裤，一手摇着大蒲扇，一手挥汗疾笔。这幅情景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我在学校研究生部工作时，有的专业的研究生反映说，从本科到硕士生阶段到博士生阶段，似乎听的还是这些课，还是这些内容。如何开设硕士生课程和博士生课程，以满足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要求，在那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林老师一开始就注意区分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他决不会把给本科生讲课的讲义用来应付研究生。他给研究生开出了日本、英美、法德等国别法制史，开出了西方法学史。这时候虽然不必打光膀子摇大蒲扇写讲义了，但他的备课仍然那样一丝不苟。听他课的学生都有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当作知识和智慧的大餐来享用。后来，我也侧身于研究生指导教师行列，我对自己带的研究生有条硬性规定：林向荣老师上的课，必须完整听一门。这些年轻学子们反馈给我的是，受益匪浅。这一点，也可以从前两日他们得知林老去世后写的唁电唁函中读出来3* 。 不止一个学子问过我，象林老师这样学富五车、深懂中西法律和法学的教授怎么会没有一本自己的专著。说实话，我很难回答。他曾指导、鼓励我们写论文写专著，他曾一字一句地校改学生们的译稿，主编了诸如《大陆法系》等一系列译、专著，但他自己除了编教材、写讲义和少量的几篇论文外，没有出版专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存在着出书难的现实问题，出书要去求人、要自己掏钱、还要返销回来自己去卖书等等，林老师是不肖于去出这种书的。当时我们也劝过他写书，因为有校友在出版社工作，出他的书，不是难事。但他怕麻烦我们，不认可。到1996年，学校定了一个资助和奖励教师出版学术著作的计划，并委托我具体负责这件事。我兴冲冲地跑到林老师家，希望他把《西方法学史》的稿子整理一下，列入第一批出版目录中去。我说，这是学校发展的需要，不会麻烦任何个人，你只需交一个书稿，其他都不用操心了。他当时同意了。没想到过不久，他就告诉我不干了，没有说什么原因，也没有给我留下商量的余地。我尊敬他，只能尊重他的决定。我想，总还会有机会。但不久后，我调离学校，这事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如果按现在的高校教师聘任和管理制度，他可能会评不上教授，他可能会因完不成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发稿任务而完不成工作量被扣去绩效工资，甚至被解聘。在把高级人才当作“物”一样“定量管理”的制度下，象林向荣老师，还有比他更年长的杨景凡老师等就难免这样的遭遇。这真正是中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悲哀！几千年来未有的斯文扫地的悲哀！！幸好他们年长，早早地离休了，接着一一谢世了，逃过了此劫，免受了此辱。他的学生们—主要是留在高校教书的学生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果还有敢象林向荣老师那样不写书，那就一辈子当讲师去吧！这完全是事实，不是推测，跟前就有一个，他就是林门弟子卢云豹。那天送林老师的骨灰上山后，王人博深情地说：“林门弟子中，最像林老师的还是卢云豹。”卢老师的课已讲到几乎与乃师同样精彩的水平了，在西政本科生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就是太把写书当回事，过于惜墨如金，结果可想而知，年过40，还是讲师一个。最近学校把“外国法制史”降为任意选修课了，卢老师讲课的优势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至少是“用武之地”有限，听说他的教学工作量就完不成，要扣绩效工资。顺便说一句，法科大学不是法律职业培训班，“外国法制史”应列入本科必修课程。任何一个懂得法学教育的管理者，都不会反对这一点。 走笔至此，禁不住想说几句题外话。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史学科是叫得响的。在杨景凡、林向荣、张警等老师的带领下，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带出了这样一种风气：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重德爱才的价值取向；严谨扎实、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创新、自由和宽容的学术精神；师生间亲如父子兄弟、相敬如知己朋友的团队氛围。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那时候，除张警先生因身体较弱较少外出外，景凡师、向荣师等带我们出去参加学术会议，都十分受人关注，同行戏称“西南虎”到了，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国内学术界虽然避讳谈学派，但我敢说，西政法律史是初步形成了以师承关系为脉络的一定程度上的学风学格的，这一学统值得弘扬和传承。林向荣老师则是这种学风学格的主要创始人。 “君子之道费而隐。”景凡师、向荣师生前留下的著述不多，却并不表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不广大精微、不能传之久远。我们编的《景凡文存》虽是内部刊号，也只印了1000册，但读它的人不算少，而且读得很认真。最近赵明博士又整理出了剩余的《景凡日记》，还准备研究他的思想。林门弟子已有一个整理出版林向荣老师著作、讲稿的计划，我相信出版后同样会被学术界同仁宝爱之。“大音希声”，此之谓也。 “君子坦荡荡。”《论语》 该说说我的那副挽联了。其中的一些背景故事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因为林老师一向不谈自己，尤其不谈那些伤心事，那些不公正的待遇和难以忍受的屈辱，但我敢保证故事是真实的，如果有些出入那只是叙述的细节，属于笔者的责任。 林老师的所谓“台湾问题”，老西政职工无人不知。他自己在《杨主任，安息吧！》一文中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谈到这个问题，但具体细节一字未说。最近由弟子们公开的《记我和朱老在台北的交往》一文，使世人第一次知晓他于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求学期间参加中共的“台湾工作组”的经过和从事学运的具体情况，但只字未提他回大陆后长达36年中因所谓“台湾问题”而遭受的种种不白之冤。 林师的“台湾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经生成了，因此而在1958年毕业时，远远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此后，随着“左”的思想的愈演愈烈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提升，这个原本是光荣参加革命但一时缺乏证人的问题被向妖魔化的方向越放越大，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被设想成潜回大陆长期隐藏的“台湾特务”。西政是政法类院校，属绝密专业，按党校性质办学，这种定性和定位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不难想象，在全国的政治大气候下，在政法专业这种校内环境中，背着“台湾问题”的他是一种什么处境。林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苏联专家任教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班，到西政后因“台湾问题”失去教法律专业课的资格，先还让他到“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研室”，再放到“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最后清除到“语文教研室”。总之是离法律政策课程越来越远。 正是在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语文教研室，他遇到了他后来称之为“老领导”、“结下了笃厚的友谊”的“老友”杨景凡先生。杨师因为川东地下党问题加上常常秉公直言犯忌而受到过错误的党内处分，1960年代初撤销处分后先后叫他到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语文教研室任主任。 在我进入西政之初，还常能听到“你们杨主任就是太爱才了”的话。1950—60年代，在知识分子和大、中、小学中普遍提倡走“又红又专”道路，我这样年龄的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如果某人的专业成绩好，或专业知识和技能好，但家庭出身不是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或本人不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就会被说成走“白专道路”。可想而知，才华横溢的青年林向荣不划入“白专”行列才怪呢。可偏偏这个“杨主任”，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他对“红与专”有自己的判断。在他领导过的教研室和正领导着的语文教研室，恰恰由于“左”的政治运动的结果而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他给予他们高度关爱、信任，并放手使用。这就是杨师以“爱才”闻名西政的由来。不过，当时的这一评价，仍带有偏爱“专”不注重“红”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革”狂潮来了。杨主任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据说他“重用”的有“×、×、林、×”“四大金刚”，这“林”，就是林向荣。“台湾问题”加上杨某的“小集团”问题，那可是“罪上加罪”。减轻“罪责”的路子不是没有，那就是写大字报“揭露”杨景凡的“罪行”，与杨“划清界线”。林向荣没有这样干。他的君子人格正是在这种时刻才显现出来，他绝不可能做“以怨报德”的事。结果可想而知，他也进了“牛棚”，白天被人押着从事重体力劳动，晚上看守果园，不给喘息的时间。不用说，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会上冠冕堂皇宣布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往往有“积极分子”点火煽情，有“勇敢分子”动拳头，林老师没有少挨打。他想不通的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同学竟也出手打他。“他是了解我的，怎么下这么重的手？！”面对非人性的疯狂和暴戾，他悲凉得只有冷眉相对。林老师始终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平生不会说脏话，不会骂人，他不是那种能横眉怒目回敬对方的人，他选择的只是沉默，只是冷眉。 西政的“牛棚”在北碚北温泉对面的山上，地处嘉陵江的北岸，小地名叫西山坪，本是一个劳改农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条件十分艰苦。2006年秋，我和爱人陪我的师母周宇琳老师去北碚缙云山散散心，顺路进了北温泉公园，同行的还有他们的三女杨甸匀女士。师母遥望北岸的西山坪，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杨师关在那个“牛棚”里经受的种种苦难，不禁老泪纵横，甸匀师妹讲述着自己如何一次次冒险渡江沿着羊肠小道爬上山去偷偷给父亲送衣送烟的情景。那是一个度日如年的岁月！ 林向荣老师比别人更孤单，他连冒险送东西的亲人都没有。他的妻儿远在几千里外老家。熬到农历除夕，人们总算可以回家过个年了。尽管物质匮乏，一般人的年过得相当清贫，但能与亲人团聚就是最大的慰籍。林老师连这点慰籍也享受不到。本来就孤身一人，如今身处“政治异己”境地，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普通百姓到至穷的程度，也就是冷锅冷灶，揭不开锅。林老师当年连冷锅冷灶都没有，只有一副碗筷，顿顿靠食堂度日。大年初一，是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的日子。那年初一早上，食堂照例煮了汤圆，职工定量供应，打饭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轮到林老师打饭了，窗内甩出一句冷冷的话：“没有你的！”他木然退出队伍，没有眼泪，没有表情，没有言语，更没有乞求，依然是沉默，依然是冷眉一双，一双冷眉。那一天，中华民族的大年初一，他紧闭房门，不吃不喝，不，是没得吃也没得喝，整整一天。 “君子不忧不惧。”《论语》 前些天，“中国法律文化网”上挂出了林向荣先生在1980年代初写的几篇论文，其中有《如何看待资产阶极的“三权分立”》、《法制一词含义的初步探讨》等。在这些文章中，他辨正“法制”，讴歌法治，主张“全面正确地评价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 《如何看待资产阶极的“三权分立”》一文是西政法史教研室第二任主任孙守煌先生与他的合著。文中 提出应“恰当地肯定三权分立的历史进步性”、“如实地说明三权分立在管理上的科学性”。认为，“战后三十多年来，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原则重新获得了活力”，因此，“用三四十年前出现的事情硬套今天的现实，甚至摘用经典作家百年前的话，来论证三权分立原则的没落和消亡，这是一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指出要汲取过去一个时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要高度集中，重人治，轻法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教训，明确主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分权与制衡的管理原则在实践中提供的经验”。最后写道：“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同时，也应当实行严格的分权原则。集中便于指导，分权有利于制约。” 文章发表不久，理论界、教育界接连开展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称之为“运动”的“活动”，关于法治的讨论刹车了，“人权”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三权分立”问题更成为禁区。在西政的内部，在学校领导层的有些人看来，他们这篇文章够得上“自由化”的代表作，并以这个调子向上作了报送，反“自由化”的动员大会上不指名地点了这篇文章。在“活动”的开始阶段，学校作相关部署时甚至强调，连讲课的讲义也要清查。似乎又一次思想整肃降临了。那段时日，教研室召开例会时气氛凝重，不知这些“活动”的下一步如何发展，难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就此打住？！“文革”的余悸又回到了教师们的心头。 无私方能无畏。关键时刻才能见到这种品格。老主任景凡师，文章的作者孙守煌先生、林向荣先生等给我们一种波澜不惊、镇静自若的神态，他们在教研室会上依然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或许是久经“运动”考验的他们面对这点微澜根本不在话下，或许是丰富的阅历和睿智告诉他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逆转。果然，中央领导及时制止了这些“活动”的扩大化。 我的挽联中下联的头两句就以上述故事为背景。 “君子求诸己。”--《论语》 林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29日上午举行。我是那天晚上回到家的，没赶上，妻子代表我们全家去送他了。 回家后先打电话到林家表示悼念和慰问。林老师的家人说，丧事办得顺利，叫我放心。还一再劝我第二天不必去他家。我想了想，也好，让他家人平静一会。就问墓地选好没有，何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表示，我一定要送林老师的骨灰上山，一旦选定日子就通知我。 接着打开电脑上网。“中国法律文化网”设有悼念林老师的专栏，“法律博客”上也有悼念文字。其中，校友范忠信教授的一则悼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悼文后边加了一个“附注”：说是想发唁电，但传真无人接听，也没有自动接收信号，结果成了发不出去的“悼念文字”。还写道：“急查母校所有网页，竟不见有讣告、治丧会组成、遗体告别活动安排之类的任何信息，也没有给全国的法律院系同行发布丧讯。打电话给母校的一位老师，方知母校基本上没有作出什么治丧安排，是把林先生作为无官职的普通教师看待，准备由院系级操办丧事算了。后来因为有副部级高官弟子执意亲自出席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这才有了今日上午匆匆安排校领导出席仪式之姿态。”诧异之中连忙拨通有关人士的电话询问端详。得到的回答是，学校领导本来认为林老师只当过法学所所长，是处级，安排行政法学院的副院长或书记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后经林门弟子等的反复力争，同意由学校副书记念悼词、主持仪式。第二天从上网的照片中看到，校长和在家的副校长倒是都到遗体告别现场了。他们都是林老师的学生一辈，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教海，应该去送一送，三鞠躬的。 据我对林老师的了解，他生前从未为自己要求过什么，从未为私事麻烦过学校。他淡泊一生，恬静一生，生不求荣华富贵，死了还会讲什么排场、在乎什么规格吗？不会的，他才不在乎这些呐！“君子求诸己”，己心安则安。“小人长戚戚”，才关心什么生死荣辱。他是彻悟人生的贤者智者，向他表示敬意是生者的荣耀，不是给逝者添什么彩头。我们常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学校为贡献于教书育人事业一辈子的教师办丧事，是件“慎终追远”的好事，而慎重送终，为的是彰显逝者生前的功德，让后来学子发扬光大，使老师们更加爱教敬业，提升学校的精气神。退一步说，总算得上是学校领导“尊师重教”的一种姿态，一种不忘老教师的人情味吧！不是说要善于做思想工作吗？这就是送上门来的做思想工作的极好“抓手”。 “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一所大学，如果贵为教授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如果在他们逝世时还得不到最后一点尊严，如果一校之领导不自觉地倡导这种风气，说是要创建一流大学，怕是靠不住的。那种时时处处以官阶排座次，人死了还以生前官阶定丧事规格的做法，是“官本位”的遗风，大学不应搞“官本位”，要搞就应搞个“学本位”。以教师生前是否有“官身”并以官阶大小定办丧事规格的规矩，不知是何时定的，也不知哪级行政机关定的，这种把学校“官僚化”的做法实在要不得！这样的规矩应该破！必须破！在我国，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学校的“官”本不该是官。在学校为“官”一任，千头万绪，有一点是本，那就是“亲师爱生”。象西南政法大学，统共就那么多个教授(我们在迎接教学评估时、在争取一级学科和博士点时，不是总嫌教授少吗！)，教授辛勤一生，走了，校领导出席一下遗体告别仪式，念一念悼词，鞠三个躬，绕遗体走一圈，天经地义，合礼合仪，在情在理。说工作忙，时间紧，也许是事实，但整个仪式下来加前后等候时间，满打满算超不过两个小时，如今校级正副领导都有专车，除非特殊情况，一般耽误不了什么。就算有些耽误，其他地方统筹一下，挤一挤，加加班，也就过去了。再说，这本是应有之义，在这上头花点心思，用点时间，弘扬“尊师重道”的传统，凝聚师生人心，若大若小，还用惦量吗？！所以，学校后来派副书记主持仪式是对头了，林家亲朋好友、林门弟子、教研室老师也都满意，丧事“顺利”。 10月4日，西南政法大学举行“改革开放与中国法制建设30年论坛暨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30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据说78级400多人来了300多，充分体现老校友们浓浓的“母校情”、“师生谊”。 就在前一天，10月3日，大多数78级校友报到的那天，重庆阴雨绵绵，我们送林老师骨灰上歌乐山公墓安放，使老人入土为安。78级校友贺卫方教授特地提前赶到重庆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第二天，我受学校邀请参加开幕式大会，主要想去见一面久违了的78级校友兼朋友。一见面，有的这样问我：“听说林老师走了？”“嗯！昨天刚送他上山。”“太遗憾了！本想去拜望他的。”有的这样问我：“昨天你怎么不来？”“送林向荣老师骨灰上山了。”“啊！林老师走了？还以为这次可以见到他的。”确实让人遗憾！如果林老师能再坚持10天，就可以实现30年师生再团圆。世事“古难全”！我甚至有这样一个奇异的想法：这也许就是林老师的本心：“为而不据”！他可能更愿在天堂里静静地分享自己学生们的成功！ 那天的大会隆重，气派。说它是“西政现象”的集中展现一点不过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发言中提到了“刚刚去世的林向荣老师”。他在西政呆了7年，有3年是在法制史教研室做研究生，是张警先生的弟子，也是杨景凡先生、林向荣先生的学生。他忘不了林老师。我写了一张纸条老是递不上去，失去了赶在他发言前递给他的机会。幸好最后还是递上去了，递到了坐在主席台前排的张穹、张鸣起、江必新等78级校友的手中，看到他们与周强、张轩等商量了一下，纸条递到了另一位78级校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的手中。下一位发言人，也是最后一位发言人就是李连宁。李的讲话很精彩，全场热烈鼓掌。末了，他来了一个风趣(我想起了27年前他主持西政广西同学会时的风采)：“我发言完了为什么赖着不走呢？(大笑。鼓掌！)有位老校友、我的老学长，也是学校的老教师递来了一张纸条，我得向大家读一下(鼓掌！)。”然后，他边念边说：“校友们：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胡光院长、苏明德书记、张文澄书记、王嘉惠院长、杨炳勋院长吧！”“还有把我们迎进学校的朱守真教务长！”李连宁加了一句。加得好！他接着念：“校友们：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孙孝实教授、杨景凡教授、张警教授、邓又天教授、王洪钧教授，还有刚刚去世的林向荣教授等老师吧！”可能是我的笔迹不大清楚，好象未能念完。但这时候我突然想起，匆促间忘了写王锡三教授、卢云教授、杨怀英教授、刘泽贵教授、雍琦教授了，看我这记性！或许因为真的上年纪了！李连宁继续往下念：“他们正在天堂地庆祝我们复办招生30周年！他们是‘西政现象’的缔造者！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全场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头天，林向荣老师的骨灰入穴封墓后，我把带去的一瓶正宗茅台酒放到墓台上，给他连斟了三杯，然后把剩酒洒向墓地。我对他说：“林老师啊！杨主任、卢云老师都在这里，离你不远，你们可以象往日一样经常在一起喝喝酒！” 林老师，安息吧！ 1，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2，当时西政的办学条件差，学生上课带“两包”：书包、饭碗包。年轻人消化力强，到上午第四节时，肚子饿了，如果教师拖堂，课又讲得不好，课堂上会响起一片敲碗声。 如，曾是我带的硕士生梁清华在“ 法律博客”撰文“悼林向荣老师”：惊闻林向荣老师于27日去世，不胜唏嘘，人虽有一死，但每闻噩耗，依然感喟生命无常。有幸在他退休前一年听了一个学期的《西方法学史》，做了平生最好的课堂笔记，适才透过蜘蛛网罗的旧箱子翻了出来，不禁涕然。林老师穿着不合时宜的斜襟灰布衫来上课的样子依稀眼前。敲开林老师的家门，一眼望见的诺大的客厅里裸露的水泥地面不禁令人愕然，这就是一个大教授的家吗？据说他的子女没有沾上教授爸爸的一点光，似乎是在乡下过活的。毕业前我投一篇译文给他主编的杂志，他打电话让我取修正意见稿，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缜密的行文作风让我畏惧。工作甫一落定，这篇担负着求职功能的文章遂不了了之，没有再向林老师反馈，枉费了他的一番心血。年轻学子当时哪里料到一个老人的时间是多么宝贵！感佩师恩，谨录第一节课堂笔记作为纪念(下略)。 2008.10.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