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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师严群（1907-1985），字孟群，号不党（取“君子群而不党”之义），福建侯官人，是严几道先生（复）的侄孙。先生幼时即甚受几道先生钟爱，认为可成大器。七岁即开始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入中学后，因阅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受其影响，遂立志终身致力于哲学研究。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继入燕大研究院深造，于1934年获硕士学位。次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就读。先生对古希腊文、拉丁文有深厚造诣，并兼通梵文、希伯来文、马来文、泰文等多种古文字，即是在美国刻苦学习所结的硕果。当时先生立志要从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美国一面读书，一面译书，先后译出柏拉图著作达全集的2/3以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拒绝在美国教书的聘约，以全部积蓄购买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后回到祖国，执教于母校燕大哲学系。 在先师的众多门人中，我是唯一不曾学过哲学的学生，但是却和先师颇为有缘。1941年太平洋战争骤起，燕大被敌占而停办，先生乃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以勉强维持生活。当时亡友高庆琳兄曾到中国大学遍听名教授讲课，向我提到过先师。故我一到北京，便登门拜谒先生。是时，我虽与先生素昧平生，但却长谈良久，宛如旧时相识。1945年抗战胜利，我重新上大学，考入燕大文学院（一年级不分系），随即受业于先生。1946年我又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当插班生，因宿舍太吵无法用功，便借住于先生当时在燕大南门甲八号的寓所，住了两个学期。 在寄住期间，早晚承先生謦欬，获益反较在课堂听讲为大。先生虽以治西方古典哲学为主，然承家学，谙国故，于孔、孟、老、庄及诸子之学亦精研有心得，其思想与主张全盘西化者迥异。又喜收藏名家书法手迹，精于鉴赏。且先生对青年人提携不遗余力，视门人如子侄，故师生间共同语言甚多。我在清华就读的一学年中，竟成了先师的一个对哲学外行的“入室”弟子。 1947年先生南下，就浙江大学聘，我亦转学入北大，彼此未相见者十余年。60年代初，先生来北京开会，遂侍先生在城内盘桓数日。未几“文革”开始，天各一方，从此未再与先生晤面。而十年浩劫中，使先生最痛心的，除藏书损失外，更有积累多年而尚未付梓的大量译稿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先生的打击实在太大，自此身心两瘁，精神饱受摧残。故与先生通信时，先生亟想让我到杭州见面，并几次托人带过口信。1984年春我南下讲学，原拟到杭州拜谒先生，不料病倒在上海，只得铩羽而归。谁想1985年新年刚过，先生竟猝然病逝。人天永隔，抱憾终生，至今思之，犹怅恨无已也。 二 先师逝世后，几位师弟师妹一直搜求遗著，谋为先生出版文集。2001年春，接王维贤兄自杭州来信，告以已辑得先生遗文35篇及专著5部，并寄来部分遗稿，嘱我写序。其中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论著为多，尤集中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哲人的思想的分析与探讨。其有关我国先秦哲学的论著，则着重于《老子》一书，及《中庸》、《大学》两篇带总结性的儒家哲学的系统研究。我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实在外行得近于无知，不敢妄加评说。但通过对先师原稿的学习，却给了我一个进修的机会。根据我读后粗浅的体会，《文集》中分量较重的还是以论述古希腊哲学的文章为多。自苏格拉底而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先师似对后两人兴趣更大，体会也更深。由于当时国人对西方哲学还比较陌生，先生的文章写法总是偏于以述为作，或者说述中有作，即对他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都带有介绍性质和阐释的内容。而在阐释中进行发挥，表述了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于浅出中蕴涵着深入。更由于先生在论文写作方面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逻辑性极强，文章的条理与层次极为清晰明白，使人读了毫无艰涩深奥之感。如先生论《老子》的“道”，全篇条贯分明，眉目疏朗，宛如一幅生理解剖图，把“玄之又玄”的内容写得了如指掌。又如论《中庸》与《大学》的思想内容，不仅纲举目张，而且用图表方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诠释，而个人的独到见解即寓于其中。这是先生治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像我这样对哲学所知有限的人，也能循文章的思维脉络而逐步深入腠理，有所领悟。更由于先生学贯中西，在论述某一家哲学思想时，往往用对比方法互相映照，进行研索。如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之比较，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之比较，都能给读者以深层次的启发，从而留下鲜明印象，并提高了对这些哲人的思想内涵的认识。总之，这部《文集》中诸篇论著，都贯穿着这三个方面的特色：述中有作，深入浅出；文章逻辑性极强，有条理、有系统，引导读者循其思路而步步深入；用对比方法看中西哲学思想之异同，从中体现出先师本人的真知灼见。 三 读后掩卷深思，感到有两点想法，愿一申鄙见。这两点想法都关涉到以孔子为奠基人的先秦儒家学派。一点想法是当前学术界有个流行术语，叫作“新儒学”，我认为不必要。盖先秦时代承孔子衣钵而有专著传世者，主要是孟、荀两家。《孟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即不全同于孔子，而《荀子》之学与孔子的思想则差距更大。如称“新儒学”，则孟、荀二氏之学已属于“新”的范畴了。至于汉之董仲舒、扬雄，则与孔子更有所不同。尤其是董仲舒所代表的今文学派，其学甚至与先秦儒家学派有枘凿矛盾处，不是新不新的问题了。下而及于程朱理学，有的学者或以“新”称之。其实就其不同的一面而言，连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见解都有所不同，遑论周濂溪和张横渠！至南宋朱熹，其思想之内涵更丰富，其理论之差距更大。如以朱熹为“新”，岂先于朱熹者皆“旧”乎？到了近、现代，由于西风东渐，凡治中国哲学者或多或少皆吸收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容，可谓“新”矣。然而每一位学者皆有其个人的见解，而且各不相同，可以说无人不“新”。既自孔子以下，凡属于儒家学派者，其学皆与孔子不尽相同，无不可称为“新”。然则又何必把“新儒学”的桂冠加诸当世某一学者或某一学派之上呢？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被克隆出来的也未必完全一样），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哲学思想。如以此为“新”而彼为“旧”，岂不多此一举乎？ 另一个想法是，有些学者把孔子当成“教主”，把儒家学派认作“儒教”（或称“孔教”），自康有为大张厥论，至当代某些学者仍力主此说。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夫孔子之不同于释迦牟尼、耶稣，《论语》、《孟子》之不同于《新约》、《旧约》、《可兰经》，中国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之不同于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此显而易见者也。就近取譬，即以先师严群师之遗著而言，其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全不同于西方之神学；其论《老子》之“道”，亦完全不同于中国之道教；其论《中庸》、《大学》之思想与朱熹之学说，更是只见其哲学思想而一无阐发宗教教义之痕迹。何况后世之治儒家之学者（包括《五经》、《四书》），清代汉学家无论矣；即以近、现代学者而论，自梁启超、胡适以下，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诸先生，无不以治儒家之学著称于当世。细绎诸家之说，归根结底，皆是论述儒学思想而非宣传所谓孔门之“教义”。以教主视孔子，和以宗教教义视儒家思想，皆小孔子与儒学者也。执此以读先师之文集，或可见鄙说之非妄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