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同事李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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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平是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是我院的非洲问题专家。他生于1958年7月，是山东人，高中毕业后在农村插过1年队，在工厂当过5年工人，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了7年本科和硕士，去中国社科出版社做了4年编辑。保平1991年调入北大亚非所，还读了在职博士，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在2010年6月14日骤然抛离尘世，几近52岁，教龄未及20年。
北大有不少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教授，但如果“百度”北大教授李保平，你看不到很多条目，也不会得到很多信息。但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代表。因为有这样的“普通”学者，才有21世纪我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的飞速进步。
一
保平在专业上训练有素，为人忠厚勤恳，办事一丝不苟。资深学者们办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就请他处理会务和行政杂务。比如管理协会财务，虽然钱数可怜，收支记账却颇为繁琐。在那些资深教授面前，他永远是忠诚可信的、能操办具体事的“年轻人”。直至去世，他还在兼任这个学会的“秘书长”，尽管已经资深，被提拔为“副会长”。保平还是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的“秘书长”。北大亚非所在这个世纪最初十年的上半期合并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学和科研成果成为评职称的主要依据。他很“吃亏”，因为刚获得在职读的博士学位不久。在讨论他申请提升正教授的会上，行将退休的亚非所所长很动感情地解释了保平的情形。在当时学院的教员队伍中，1980级毕业生未能升任正教授的几乎没有了。与会教授们都从“年轻人”时代走来，尽管少有务农务工经历，却大多“打过杂”，都心有戚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他的申请。
二
做北大教授，保平实至名归。事实上，他是我院最勤奋扎实的学者之一，后来居上，抱负远大。上个世纪我国长期贫穷，研究非洲却没去过非洲的学人颇为常见。但自本世纪初开始，随着国家开始富裕，教员收入逐渐提高，实地调研成为可能。保平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实地调研。去黑非洲调研是非常艰苦的，鲜有深入缺水、缺电、缺医、战乱地区的学者。但他立下宏志，要走完非洲全部五十余个国家。缺少国家经费就争取社会经费，缺少社会经费就自掏腰包。为节省旅馆费，他在欧洲机场苦坐一日一夜等待次日转机。为节省经费，他与当地黑人一起挤长途车，在40度高温下住没有空调的小旅店。他去疾病丛生的穷乡僻壤访谈，钻入他后背皮肤下的一只非洲小虫居然长成了大虫。他在非洲获得了诚挚的感情，也遭到了偷、抢、骗。就这样，非洲五十余国他已经走完了二十多个，而且是用脚在走，不是开一两天研讨会的那种“去过”。他的实地调研非常细致，存下了海量数据、访谈记录、游历感想和数万张照片。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行将出现一位极为出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所讲授的课程让中外学生们痴迷，因为他从中国人视角记录非洲鲜活的历史。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长长的黄种人队伍中夹杂着许多非洲黑人，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保平的遗体火化了，但他的学术活动增进了中华文明与黑非洲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那是不朽的。
三
保平极为谦逊好学。他自认理论功底不足，虽已是资深教员，却来旁听我给硕士生们开设的“比较政治学理论”课。他从不缺课或迟到早退，俨然一个正式的学生，与学生们坐在一起讨论“现代化”、“民主化”。他比我年长，也比我任教时间长，我当然倍觉尴尬。但我知道他的渴求，他要以自己拥有的丰富实证资料进入理论探索的最前沿。他不仅要记录历史，而且要对历史作出权威的诠释。每当他指导的本科和研究生论文出现思想创意，他就与我一同欣赏、讨论，要我帮他指出这种观点的可能前景。在他最后一次非洲之旅的开端，我俩在荷兰机场偶遇。那时他告诉我，他将沉淀两年，要同我密集讨论，看看如何用理论梳理他那些丰富的资料，创建对“发展”的新颖理解。他的执着、踏实、理想让我尊敬，令我感动。那时，我感到一颗学术巨星大器晚成，行将在中国冉冉升起。
四
在学术进步的路上，保平走得相当艰难。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师队伍中，“海龟”是明星，西学盛行；而保平是“土鳖”：务农、务工、做编辑、做行政杂务，还有不少岁月耽搁。但保平的学术成就毫不逊色。他关于非洲的著述曾十多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奖、北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而且，他真正的惊世作品还尚待完成。在我国非洲问题学者中，他拥有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拥有自己踏勘来的社会体验，包括在非洲患疟疾无医苦熬的体验，包括布隆迪政变时机枪从他头上的直升机往下扫射的生死体验。他拥有真正天然的学者本色——对学术的挚爱，而且勇敢、真诚、不屈。
五
而今，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学人，父母已然衰老，儿女却还正待完成高等教育。保平是个典型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他上孝父母，下爱独子，夫妻相敬如宾。他顾家，对妻子用情至深，无论去何处，哪怕远在万里之外，都时时向妻子“汇报”。他俩共度时艰，琴瑟和睦，投资理财，购房买车，把有限的家庭收入打理得红红火火，支持了孩子去美国自费留学，还支付了保平的非洲旅费。保平出生在饥饿时期，却长成一米八七的山东大汉，强壮、忠诚、相貌堂堂，脸上永远挂着宽厚温和的微笑。就我们的时代而言，保平不时尚，但很男人。2010年夏天，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了，见过了儿子的女友及其家人，保平已经再没有负担了。
六
2009年春天开始，保平再次去非洲旅行了几个月，那是学术思想成熟后的关键之旅。即将满载返国之际，他却遭遇了大劫难，永远终结了他的非洲梦。喀麦隆的贼偷走了他的相机、钱包、护照，而且偷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他在非洲几个月来获得的数据，呕心沥血写的研究文章和游记，还有上万张照片。因为没有证件和钱，他被困在那里半个月回不了国。宏大的学术梦想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终于回到祖国时，一米八七的大汉，体重只剩下百十多斤，骨瘦如柴，疾病缠身，身体完全垮了。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着，几乎完成了2010年春季学期的教学任务。就在这学期的末尾，他终于坚持不住了，崩溃了。余下的生命将给家人和同事带来经年累月的累赘。在清醒的时候，他仔细安排了家人的生活，该嘱咐的都用文字写下了，还用文字向自己服务的学院和学会交待了所有未完成的事，细致无遗，正是一贯的他。
保平没能成为学术巨人。他走了，带着做人的尊严，带着做男人、儿子、丈夫、父亲的尊严，带着一个学者的尊严。
保平是好人，是非常体面的人，是我们这代许许多多中国学人的缩影。他与祖国一起经历困苦，一起进步，一起铸造辉煌。在人民共和国这棵粗壮的大树上，有的人“成名”了，成为枝干；多数人默默无闻，只是一片树叶，在春天发芽，在夏季成熟，在秋季悄然飘落，因而有了大树的“枝繁叶茂”。
在保平短暂的生命中，我看到一种永恒，人类精神的永恒。
201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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