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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1905—1942）入土已七十年，荒坟在贵州遵义郊外。参加送葬的他的弟子李埏，多年后去遵义老城后山天主堂墓地，已找不到他的坟头和墓碑。 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说：“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张荫麟寂寞不名已许多年，也不是读书界都健忘，有强大的势力让人们忘记他。 1985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家评传》（陈清泉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下册共收近现代已故史学家二十七人评传，却没有雷海宗和张荫麟。上个世纪名师名家中，世界史能从上古讲到近代，中国史也能从上古讲到近代，又能讲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没有谁能超过雷海宗；张荫麟乃史学天才，是先秦史、秦汉史和中国科技史的开拓者，对宋史用力尤勤，创获颇多。这两位都留学美国，都既攻哲学又攻史学，都以史学为志业，张氏更以撰写中国史为终身追求。如果这两个人在中国近现代都算不上史学家，那么入选的这二十七人中的大半不够格。该书编辑后记说：“近现代有成就的史学家很多，本书评介的只有二十多人，远不能反映这一时期历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计划中要评介的还有好几位，或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或因作者忙于其他工作一时不能完稿，本书又急欲付梓，只好暂缺。”这是闪烁其词。雷海宗弟子甚众，多在海内外大学执教，其高足、也是对他感情最深的王敦书教授就在南开，不可能找不到撰稿人。张荫麟的教龄加一块不过六年，又从这校到那校，不可能有被他熏陶多年的弟子，但他对学生呵护甚殷又诲人不倦，亲炙过的弟子都对他感念不忘。与张荫麟交厚并相知甚深的贺麟、谢幼伟、吴晗在他病逝后都写有长文怀念他，既有张氏生平又有其学术成就的评论，这些现成的文稿不是也可以选用吗？据说该书编者还拟编辑出版《中国史学家评传》续集，李埏应邀写有《张荫麟先生传略》，情深词切，评述扎实，但不知该书续编是否编成并出版？！ 还有一部更大更权威的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是胡乔木，其中《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是侯外庐，所收近现代史学家中也没有张荫麟，应该很中性的《辞海》也难免。 笔者与史学有些隔膜，多年来对张荫麟所知甚少。湖南的谌震老先生八十三岁始治中国通史，先将卷一《中国上古史》惠赠，又将卷二《秦汉隋唐史》惠赠，并将拙作与竺可桢、邹逸麟、资中筠的大作附录于书末。2005年4月5日致他信（微末之人写信甚随意，写出即寄，此信手迹谌震荐给《书简》刊出，才得以照录）：“4月3日手示并大著自序敬悉。自序写得非常好，读后使人有买这部书读这部书的愿望。衷心祝贺大著出版，拙作一篇得附骥尾更是我的荣幸。我特别敬佩您老治史的精神。据我想只有高龄长寿者能成大史家，因其更具史识史胆。”老先生不同意这后一句话，他说：“张荫麟英年早逝，但他真是大史家。我和他相比，只是以土丘而傍泰山。” 谌震老这话使我更知自己之陋，留心搜求张荫麟著作及相关史料，知道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有许多著名学者赞赏他，如梁启超、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熊十力、林志钧、钱穆、贺麟、王芸生、竺可桢、杨树达、张申府、张岱年昆仲、容庚容肇祖昆仲、浦江清、张其昀、朱自清、陈梦家、谢幼伟、吴晗、钱钟书、施蛰存，还有张荫麟既肯定也提出过商榷的冯友兰和顾颉刚等等。陈寅恪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偿之成绩，或在此一人之身也。”对之期许极高。熊十力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年长张氏二十岁的哲学家对之这样推重，也是少见的。另一位年长者林志钧则将张氏发表的文章剪辑成册。年长张氏近三十岁的陈振先谈起张氏时说：“我们广东有这样一位青年，实在值得骄傲。”王芸生说：“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张岱年说：“《中国史纲》一书，内容叙述精确，文笔优美，达到‘才、学、识’的高度结合。” 金毓黻是东北史的开拓者和史学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家评传》不收他也不大应该。他生前有多种史学论著出版，身后辽沈书社出版他十大本日记《静晤室日记》，笔者尚未见过已出版的其他人这样长编巨帙的日记。他的日记记日常事多寥寥数语，是一种学术日记。听说《静晤室日记》发卖甚少，见过的人不多，未见有人征引过他对张荫麟的评论，故略引录。 1941年张荫麟把刚出版的《中国史纲》寄赠金毓黻，金氏尚未读即致张氏两信。一信说：“先生精研宋代故实，尤尽心于南宋，凡前所发表之论文为某所见者已为之尽量摄取，弟患不能尽见，兹将所见之篇目开具别纸，希将未见之稿一一予以抄示，其沾溉末学当非甚浅也。”1942年11月1日日记：“报载张君荫麟卒于遵义，……张君治中国通史用力綦勤，成果甚著，……天之生才实难，既生矣又夺其算，然则通史之难得善本，又何足怪。”二十天后作《挽张君荫麟》三十二韵，有句：“吾爱张夫子，闭户理丛残；腐心乙部书，不懈而益虔。旧学日已精，新知恨未殚；不能融中西，其蕴何以宣。……偶而露鳞爪，足以惊八埏。他人理其细，君独拔其坚。朝甫一编脱，夕已万口传。……夭折见贾生，短命有颜渊，伊古有道士，多不永其年。”金氏1946年才读张著《中国史纲》。3月26日日记：“今日乃得取读之，觉其叙述之朴实深刻，殊非并世诸作所能及。”3月31日日记：“阅张氏《中国史纲》毕。此为通史中之杰作，不愧佳史。如谓周代行宗法，王子之庶子不得为大宗者，过三世后则将为庶人，诸侯之子孙亦然。故贵族之体制学术，终能普及民间，以成春秋之世，持论甚精。知此则谓周代之庶人为奴隶者，失其实矣。”金毓黻长张荫麟十八岁，两人也未见过面，两位史家的心是相通的。 张荫麟十八岁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校，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三年级，入学伊始即在《学衡》杂志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是给清华导师梁启超的文章指谬，梁任公不以为忤而是叹为天才。张荫麟从此声名鹊起，在求学、留学和回国执教的十九年间，在《学衡》、《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百多万言，一本十八万字的《中国史纲》更使他成为著名史学家。他之死犹如一颗彗星升起又倏然而逝，学界无不痛惜。《吴宓日记》1942年10月26日：“吴晗接电，知张荫麟10月24日病殁浙江大学。英年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陈寅恪作《挽张荫麟二首》：“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钱钟书初识张荫麟于吴宓门下时即有诗赞他：“同门堂陛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十驾难追惭驽马，千秋共勖望良朋。”钱与张是清华学子中之翘楚，被品题为“北秀南能”，北秀指禅宗北宗神秀，南能指南宗慧能。张殁，钱又作《伤张荫麟》：“忽焉今闻耗，增我哀时涕。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末矣。子学综以博，出入玄与史。生前言考证，斤斤务求是。” 那时的学界不像现在这样势利。浙江大学迁在黔北山区，缺医少药。1941年12月张荫麟鼻出血，校长竺可桢为之延医诊治，并决定派校车送往贵阳就医，因鼻血止住未去。1942年10月张荫麟又病倒。史地研究室主任张其昀亲赴重庆请名医专车来遵义，途中知张已气绝。蒋介石送赙仪万元，教育部拨丧葬费五千元。竺可桢参加对张氏的公祭、送葬、纪念周和追悼会。浙大史地研究室为张氏专设“东莞室”，并设张荫麟奖学金。1942年12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西南联大主持会议追悼张荫麟，梅贻琦、冯友兰、雷海宗、吴晗、吴宓均致词。浙大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出版纪念张氏专号，其他报刊也发表挽诗、悼文和怀念文章，还有人撰文评论其史学和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史纲》，形成一道小小的风景。 吴晗在《记张荫麟》中说：“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为了他的书仍然被青年所喜爱，我想，这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虽然，就我个人说，恐怕终我这一生，也很难对这样一个人失去记忆。”又说：“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记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金额少，而荫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此，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由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千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张荫麟执教西南联大时曾住在吴晗家，两人朝夕相处，无所不谈，堪称莫逆。 冯友兰八十年代写《三松堂自序》时还提起张荫麟，编《三松堂学术文集》时，又把早年张荫麟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所批评的两篇书评编入，晚年仍不能忘情于这个纯真学者。张其昀与张荫麟文字之交始于1926年，后来仅两次晤见，张荫麟到浙江大学后才过从较多。张其昀每成一文都先送请张荫麟指正，后者均细心为之改定。“文字因缘骨肉深”，《中国史纲》第一版就是张其昀为主任的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石印出版的，后来他对张荫麟治病、丧葬、纪念和身后事也最为热心。张其昀后来去台湾，贵为“教育部长”还有其他头衔，1957年设法接张荫麟已离异的妻子伦慧珠带着她与张荫麟的一儿一女到台湾暂住，一双儿女均在政治大学完成学业后去岛外发展。 张荫麟对新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史观的引介、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阐释、史学与哲学和艺术的融合，特别是《中国史纲》的撰写。他写的论文居多的是史事的考证，他又说：“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他认为梁启超“才大工疏”，不宜于史事考证，但梁氏对学术的主要贡献却在史学。张荫麟对中国史有许多创辟性的贡献，如战国秦汉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李埏教授说：“在我国史学史上，荫麟先生是指出这件大事的第一人；而且直到今天，几乎是唯一的人。”再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武装起义也是他从地方志挖掘出来，才成为通史中的一出重头戏。他与雷海宗也是最早介绍施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两个中国人。 一个对中华民族无限热爱又有真知灼见的史学家，为什么六十多年来竟湮没不彰呢？有人认为是张荫麟的入门弟子太少。“衡诸他氏弟子以其师从教（或诞辰）若干周年为名，大开研讨会，大编论文专刊乃至出版‘全集’、‘画传’的盛大规模，自是黯然失色”。其实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比较一下长他三岁和小他十岁的雷海宗和顾准（他是非史学出身的史家）的情况可知，雷和顾都被打成右派，都在屈辱中死去。1992年和2002年雷海宗九十和百年诞辰均举行纪念和学术研讨，特别是百年诞辰的纪念和学术研讨会很隆重，有许多外地著名学者赴津参加，会后出版纪念文集和《伯伦史学集》（雷氏字伯伦）等书，也只是一时的盛事。1994年顾准逝世二十年之际《顾准文集》出版，也召开了讨论会，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后来《顾准寻思录》和顾准的几种传记及四卷《顾准文存》出版，也只是几年的热门话题。 具体到张荫麟身上有两层原因，一层是政治的，虽然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1935年因傅斯年举荐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张荫麟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或者原拟委托傅，傅认为张能胜任而转荐），这是撰写《中国史纲》的由来。张荫麟在清华请了长假，全面筹划并撰写第一部分，已成初稿。政府每月给他发薪水四百元，每年有三千元购书款，收入不菲。“七七”事变后全国形势骤变，此事遂搁置。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军事委员会下设五个部，陈诚主持政治部。陈诚给张荫麟发来一通“敬聆教言”的电报，请他命驾飞渝，张氏即去重庆在政治部工作数月。陈诚对张礼遇有加，蒋介石还召见张氏一次。张荫麟为之拟订宣传工作纲要，还写了一小册《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出版发行。因为蒋介石是整个反法西斯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但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就是张荫麟的政治“污点”。 第二层原因是其他方面的。就学者个人的学术交锋说，张荫麟仅评论过郭沫若。1928年《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张氏写的《评郭沫若译〈浮士德〉上部》，文中说：“近余方读歌德原书，适于友人案头见郭译一册，因取以与原书校，其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1932年张氏又在该报发表《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荫麟的这篇书评看似多少肯定郭氏用人类学的结论爬梳古代史料，实则是对郭著最严厉的批驳。首先指出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一些结论已经过时并被一些人类学者摈弃，其次指出郭氏对摩尔根之说不加勘核，不存疑心，不作反证，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比如郭氏认为殷周社会组织递变的基本原因是“铁耕”的发明，张荫麟指出“周初发明铁耕之说，尚无丝毫证据”。用毫无证据的凭空想象去解释时代的重大变迁这能称得上史学吗？张氏才说“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之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论点”。郭氏知道张荫麟这些严肃批评，1954年该书出新版时加了一些补注，其中一条说：“此说错误，西周并未有铁的发现。”他不会提到张荫麟，更不会像冯友兰那样对张再三致谢忱。对张荫麟其他那些批评，郭氏或在行文中略加改动，或在“后案”、“补注”中巧为之辩，整体一如旧貌，却一版再版，这或者是傲慢吧。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没有与并世学者在学术观点上的交锋和辩驳，只在“自序”中参照各种史观和自己“玩索”中国史的感悟，阐述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纲领，当然，他的史观不是唯物史观。他全书对史事的叙述平实优雅又极富韵致，却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通史叙述框架的颠覆。他之被边缘化也就难免了。 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由此，张荫麟的被忘记就不仅仅是史学界的悲哀了。 （张荫麟著《中国史纲》，王家范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张荫麟著《素痴集》，李洪岩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纪念文集《张荫麟先生》，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主编、周忱编选，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