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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的心灵似乎既坚定又敏感，学问上如此，平时亦如此。有时候一、两句无心的话，他也有相当敏感的猜测。但是他在决定事情时，又异常有主见、异常坚定，如大英帝国的军官。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期的老师之一。我与杜希德教授的初晤是在1987年，但是在此之前，我早已知道他的名字，并且注意到全汉昇先生有一篇评论他唐代财政制度的文章，文章中称他为崔维泽（全汉昇：《评崔维泽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期下，台北：中央研究院，1966，页427-434）。后来到了中研院，那里有多位杜希德先生的学生，常常谈到他。印象中，普林斯顿大学能把他从英国剑桥大学挖来，是一件盛事。据说光是运来的书便有若干吨，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大量装订考究的博士论文。 我本来没有资格写杜老师。我认为想了解他的人已经有一些文章可以参考了，尤其是他早年在剑桥指导的学生麦大维（David McMullen）为英国学术院刊所写的院士传，及David Wright教授的&ldquo  rofessor Denis C. Twitchett and his books”、赖瑞和教授的《追忆杜希德教授》，以及陈珏教授所写的《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章学诚说他为人作传，凡是一般传记中会提到的官职履历都尽量略去不写，他只写能显示个人独特性的部分。章学诚的话有一个前提，即执笔者对于传主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作了抉择。但我实际上对杜公的整体了解不够，故这里只写一些我与他个人的交往。1987年夏天，我向中研院史语所请假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大概是开学后不久，我去拜访杜希德教授，他的研究室原来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杜希德先生说物理、数学家不需要书，所以他搬进来之后发现书架太少，远远不足以应付所需。 杜先生声音沙哑低沉，但是态度比我想象的和善。我记得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你出版的书已经比我多了。”我在廿几岁时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两本书，当时杜老师的《唐代的史学》一书尚未出版，所以他开此玩笑。我记得那天谈完辞出前，杜先生告诉我如有需要他愿意替我改（英文）文章，我大概没能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他补充说他改过许多人的文章。当然，杜先生在1967年（四十二岁）便已当选英国学士院院士，从任教剑桥大学时代开始，他已是欧洲汉学界最重要的领袖，几乎与美国的费正清分庭抗礼。他手上除了“剑桥中国史”这个大工程之外，还有Asia Major这个重要刊物，他每天不断地改、删各种文稿。他居然也愿意为我改英文，对我这个初踏上美国国土的博士生来说是感到不可思议的。 大概是在那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有两度差点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第一次机会是二战之后，英国牛津大学拟聘陈寅恪前去教书，并英译《唐书》，陈寅恪后来因眼疾未能就聘。第二次想到中国留学，却因国共战争恶化，不能成行。所以杜希德先生受日本汉学界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仁井田陞等人。 在普大五年半，我似乎只上过杜先生一门课，另外旁听过一门他给大学生上的课。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课时不但没有大纲，连一张阅读书目都没有，最多是一张纸片，上面写几行字。他习惯一面讲课，一面看着掌心，使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把大纲写在掌心上。当时一位从哈佛转来，后来又转回去的同学告诉人家说，普林斯顿那几位老先生上课居然连张syllabus都没有！ 杜希德先生学地理出身，地理始终是他的嗜好。他曾经与人合作为英国泰晤士报编过一部《中国历史地图》，我觉得他讲课时，习惯于空间式的思考。他每每以空间鸟瞰的方式在讲历史的变化，而比较少拘泥在复杂的人物政事中。从他为研究生所开的讨论课中，我知道他手上有若干文稿仍在反复改定中，从纸张的颜色可以看出它们有的可能已经超过三四十年，其中包括《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英译、元白诗的英译等，希望杜先生的后人将来可以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文稿。 杜先生治学以严谨著称，行文则“心狠手辣”——我可以猜想他在文章写成之后，一定是大勾大抹，删去不特别必要的片段，使整篇文章读起来更有筋节、更为饱满。 杜先生的心灵似乎既坚定又敏感，一般来说，坚定的人不敏感，敏感的人不坚定，但他似乎兼具两者。学问上如此，平时亦如此。有时候一两句无心的话，他也有相当敏感的猜测。但是他在决定事情时，又异常有主见、异常坚定，如大英帝国的军官。 我读他的若干篇文章，觉得他很擅长于把握全景，然后将一些碎片，不管是新发现的或过去不为大家所留意的，巧妙地嵌入，并得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融合与意义。不管是使用敦煌文书或水下沉船的新史料，他都展现这样的特质。 他的论著新见层出，譬如他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能受到佛学的影响；又如他说《贞观政要》中君臣议事的平等风格，多少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等等。我常常在读完之后，莞尔一叹，感受到他敏感的心灵驰骋于史料之间。 如果我的感觉不错，杜希德先生有一段时间深受社会科学的熏陶。我读他有关唐代市场方面的文章都有这个感觉，且他对史料的敏感也令人印象深刻。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刑案汇览》这一大套书。我个人很重视从里面勾稽地方史事及地方社会民事风俗之形态，他说还应该注意地方上的社会网络，譬如可以从各种案件中看出嫁娶的地理范围。多年以后，我的老同学David Wright教授告诉我，他在翻看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杜希德藏书时发现一套批注甚多的《刑案汇览》，但不大像是杜希德先生的笔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推测他对发掘刑法史料的各种层次的意义，始终是相当关注的。 杜希德先生反对过度理论性的放言高论的历史著作。Mark Elvin在1973年出版了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的形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这本书提出一个“高度平衡的陷阱”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停滞的原因，引起极大的关注。但是当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却出现了一篇毁灭性的书评。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杜希德先生。由这篇书评，我们清楚地看出他所欣赏及所反对的治学风格是什么。 犹记得在一次讨论元白诗时，他突然用手敲起诗中的节奏，这是我首次注意到他在音乐方面的修养。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杜希德先生钢琴造诣相当高，晚年在剑桥的工作之一是教孙女钢琴，他这方面的才华与偏好，正好表现在他一篇讨论唐代诗与音乐的论文，题目是《论〈旧唐书·音乐志〉》（A Note on the “Monograph on Music” in Chiu T'ang Shu ）。 由于家父很严，所以我自幼以来对于长辈基本上都是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在普大那五年半，除了上课之外，我极少再造访杜老先生。很难得的一次闲谈，发生在1990年我欧游回来之后。在系里的一次聚会中，我无意间说了一句：“牛津看起来似乎比剑桥更古老。”没想到剑桥出身的杜先生说：“牛津只是没钱剪草罢了。”害得我只好摸着鼻子走开了。 但在我答辩完论文准备回中研院前，曾经鼓起勇气敲他的门，告诉他我即将回台湾了。在那次谈话中，我们谈到《剑桥中国史》。我知道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大计划遇到许多困难：有时候是约来的稿子不合用，有时候是约的文章逾期多年未到，而已经到手的文稿却已经过时了，以至于这套大书实际出版的册数远远不如预期。杜先生不无玩笑地告诉我，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恐怕就是编《剑桥中国史》了。他说如果是由他自己写，也要写出这么多册了。此外，他居然问我：“你介意我为你的博士论文找一家出版社吗？”在西方的学院里，这是最慷慨的提议。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与一位杜先生在剑桥教过的老学生长谈，我说实在不了解为何唐史权威杜希德居然未能编成《剑桥中国史》唐代的部分。他的回答带一点开玩笑，他说：“杜希德老师可能认为大部分篇章最有资格撰写的人是他自己。”他也回忆杜老先生教导学生阅读史料时的严格态度，他说：“到如今，每当我阅读史料时，仍然觉得杜老师从肩后盯着我！” 1996年杜希德老师前来史语所担任“傅斯年汉学讲座”时，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中心住了二十多天，南港连绵不断的阴雨，着实让他吃了一惊。据说他回到英国之后对人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比伦敦更阴雨不定的地方。在这次廿来天的时间，我有两三次机会和他聊天，其中有一次大概问起为何他当年离开剑桥大学远赴美国，他依稀提到几点：第一，因为英国是讲座制，如果他不离开剑桥，其他人上不来。第二，他的行政组织才干已经被注意到，再不走，剑桥说不定要委以行政重任。但是最重要的是，编纂《剑桥中国史》需要大笔资金，而撒切尔夫人的时代学术经费不裕，“当需要一只回形针都要乞求时，还能不走吗？” 搬回剑桥的杜老师，全力清理《剑桥中国史》的编务。在那些年，除了贺卡之外，我们几乎不曾通过信。但是我的老同学David Wright教授则是他电子邮件的常客，甚至还曾寄宿在他家一两个晚上。有一次David 发现他的祖上与查理曼大帝有关，他非常兴奋地用电子邮件通知杜老师，也很快地收到回答：“陛下，我已经没办法再更尊敬您了！” 我曾在2001年随着“国科会”英国访问团之便，亲访中风后逐渐恢复的老先生。居间联系的驻英科技组组长相当困惑地问我，为什么老先生几次来电更改见面时间，最后似乎是订在下午二点四十五分之类的。多年之后，我曾请教了他的两位公子，他们也说不上来。不过他们认为那是他父亲中风之后，极少数几次在家见客。就在我们告别杜府时，一向予我严肃之感的老先生突然抱了我一下，说：“你已经写了一本英文书，你还应该写第二本！”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对杜先生隐居岁月的著述情形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写过几篇长文，也回普大作过几次演讲。在这些著作中，我倒是特别注意到2002年他在Asia Major发表的有关印加沉船银锭的研究：《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 Wreck”）。 犹记得2007年我还在史语所担任所长时，为了帮忙推动台湾的水下考古，曾经到桃园芦竹海边一处训练潜水的基地为水下考古人才培育训练课程做开训致词。当时我便把这一篇长文作为讲话的材料，说明水下考古可能有的学术贡献。我提到杜希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展示丰厚细致的五代史知识，将沉银由湖南到广东的交通网络串联在一起。此外，他还论及黄巢及唐宋五代广州社会、中国与南海网络之形成及运作方式等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没有水下考古所得的这批沉银，若干丰富的历史意涵便不可能被了解。 杜希德老师于2006年病逝。我很感谢他的两位哲嗣，在他们的父亲故世之后，决定将藏书捐给史语所。为了这个捐赠，我除了请余英时老师以毛笔亲题“杜希德文库”之外，还请了与杜先生比较亲密的David Wright教授写了一个小册子，缕述他的生平。在主持文库开幕时，我注意到除了藏书之外，还有一批笔记本、卡片、书信及审查报告。这批笔记（包括上仁井田陞课的笔记），字迹工整、精密，一如杜希德先生的文风。至于那一批打字的书信及审查报告的处理，着实费了我们一番心思。 以杜希德老师生前的地位，他所经手的审查、推荐，简直不可胜数。我原先并未注意到这批书信和审查报告的内容，直到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提醒了我。她说杜希德教授的推荐信及审查报告，一向以严格公正著称。因为严格公正、秉笔直书，所以下笔有时是很凶的。她说老先生已经过世，书信开放对他不构成问题，但是“如果有人在傅斯年图书馆浏览时，读到关于他自己的推荐信或审查报告时太过惊讶而昏厥在地，可怎么办！”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将之暂时封存。 杜希德藏书中，还有一大批自著书及论文抽印本。我很早就知道杜先生不爱送著作给人，所以有大量的抽印本留下来。我要行政人员打了一张目录，请需要的同仁勾选，并且整理出几套，有一套自存，有一套在我卸任所长那一天送给陈珏教授。陈珏教授是杜希德老师晚年的畏友，经常电话联络，也是催生剑桥文史丛刊中译本的人。我提到我们应该为这批抽印本做点什么，陈珏决定组织翻译部分论文，也就是我们未来将看到的《杜希德文存》。 1996年，杜老师前来担任“傅斯年汉学讲座”时，我曾在酒酣耳热之际提议将Asia Major移到史语所来，没想到当下杜老师及杜正胜所长同时点头，这个他一生最重要的刊物便转到史语所来了。如今，杜老师的藏书也正在傅斯年图书馆静静地躺着。在我与杜老师二十五年前的初晤之后，没想到竟能在南港中研院随时亲炙他的两宗遗物，不能不说是佛家所谓的“缘”啊！ ■ （《杜希德文存》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