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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关于“批林批孔”运动，这里不消多说。尤其是后者，那是一场有政治背景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笔者在酝酿《“文革”中的学人》一书时，对“文革”末期的学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即将走出黑暗的一些学者，其表现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值得我们回顾的。这篇文章所记述的，是关于赵纪彬先生的故事。 赵纪彬的早年岁月 “批林批孔”运动，涉及学人，最著名的当属所谓“梁效”学人。不过，按照出场先后，这里首先要说的，是身为哲学家的赵纪彬和杨荣国两先生。因为在1978年以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儒学的著述中，几乎清一色是“反孔”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杨荣国的《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和赵纪彬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它们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而且被印成了“大字本”，被要求广泛“学习”。 赵纪彬(1905—1982)，原名济焱，字象离，笔名向林冰、纪玄冰，河南内黄人。民国时期河南有“高教四杰”之说，指的是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和吴绍骏。其中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教育家，当然也是“批林批孔”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学人；而嵇文甫、赵纪彬，则是以“红色教授”著称的。说到河南的高等教育，这两人是绕不过去的。如嵇文甫曾是中原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三校的校长。赵纪彬也曾主持筹建解放后的平原大学，又先后是平原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的院长，且二人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并相继兼任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此外，在学术上，二人都有相当的造诣，如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古代儒家哲学批判》等；嵇文甫的有关先秦诸子与王船山思想研究的著作等，都与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等构成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镇。至于吴绍骏，则是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和新中国玉米杂交育种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赵纪彬的父亲赵钟庆是一位晚清秀才，爱书成癖，于是赵纪彬从5岁起就开始背诵唐诗和孔孟语录。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与“孔孟之道”结下了不解之缘。赵纪彬17岁时考入大名十一中，读了不到一年，因学潮被开除，后靠亲友资助去北京求学。不久，在北京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期间写有《与人论“孔学”书》，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批孔”生涯。此后，保定一位名叫谢台岑的教授返乡创办了大名七师，赵纪彬赴该校应考，结果名列前茅。1926年春，赵纪彬在该校教员冯品毅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即于翌年麦收前参加了“红枪会”反抗军阀的斗争，并在进攻大名县城时充任总参谋长。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赵纪彬是当地十分活跃的人物，举凡响应北伐、改组国民党、发展共产党员(如王从吾、平杰三)、开展农民运动等，他都倾力为之。 1929年，时任中共濮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赵纪彬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人合作写出《波格达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批判》一书，对当时由脱党的陈望道、施存统合译的这部书进行了批判。至1931年刑满，赵纪彬又潜赴西安，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后赴北平参加救亡运动，并参与察绥抗日同盟军的筹备活动，先后任华北九省民众抗日代表大会秘书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某团政委等。1933年9月，赵纪彬赴北平汇报工作时再次被捕，判刑后被转送杭州反省院。1934年，赵纪彬经保释出狱，此后被迫脱党，开始以卖文为生。当时，他除了向顾颉刚主持的《禹贡》投稿之外，还撰有《中日关系条约汇释》、《中日马关条约集释》等。1936年，赵纪彬还参与了《民众周报》的编辑，又赴南京为日本研究会编书，期间译有秋泽修二所著《东方哲学史》一书。 “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的“向林冰” 1937年9月，赵纪彬经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介绍，前往延安。行至西安，接受了八路军办事处让其接替邓颖超恢复“文总”的工作，遂由林伯渠介绍赴国统区活动，并以参加“通俗读物编刊社”为掩护。1939年夏，他参加了“新哲学研究会”重庆分会(本会在延安)，致力于介绍苏联哲学。 在“通俗渎物编刊社”工作时，赵纪彬接触了大量的所谓“通俗读物”，并且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论文集》，由此他对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发展有所感触。于是，1940年3月，赵纪彬以“向林冰”为笔名，在重庆发起了一场“民族形式”问题的辩论。当时他发表的论文被胡风收入《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 所谓“民族形式”问题的辩论，也即当时影响至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是继此前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之后的又一次内部的争论。从实质上说，它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外来影响与继承本民族传统得失的一次检讨和回顾。在讨论中，赵纪彬认为五四新文学并不成功，如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隔膜，“未能普遍地走人大众”；在形式上普遍存在的“欧化”、“西化”的痕迹，以致“完全变成了少数近代化知识分子的专利品”，等等。由此，他又认为五四新文学形成的新传统，“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只应置于副次的地位”，并转而肯定民间文学。然而，这又是在完全抹杀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新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随即，赵纪彬的主张受到了胡风等人的强烈批评。 众所周知，当时的胡风是一位“鲁迅精神”的捍卫者，他对赵纪彬乃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潘梓年、光未然、何其芳、张庚、艾青等一大批从延安到国统区的中共文化人提出批评，批评的话题则围绕究竟是维护还是反对五四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传统、是让启蒙服从于当下的救亡运动，还是应将启蒙注入到救亡运动之中。不同于赵纪彬的观点，胡风认为：“民间形式”作为传统民间文艺的形式，不能作为新文艺的民族形式的革新或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它只能充当借鉴和帮助的作用。而赵纪彬则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运用民间形式的归宿；换言之，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循此，流行于民间的传统形式如章回小说、旧戏、民歌等等，不但可以“旧瓶装新酒”，其作为新文艺的民族形式，本身就是与新文艺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 应该说，赵、胡的观点都各有偏执。按照赵纪彬的看法，“民间文艺既不是纯粹的封建意识形态，又不是纯粹的大众的前进意识形态，而是在自己内部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契机或两个可能的前途的矛盾的统一物。民间文艺的出现是封建社会自己矛盾的产物，民间文艺在抬头是封建社会自己炸裂的指标。总之，它是封建文艺的对立物。”这就疏忽了“民间文艺”内核中不可避免的“封建性存在”，须知，它无法不是脱胎又被积淀于封建社会的一种精神产物。但胡风在注意“民问形式”的另一面时，又简单地将之与封建社会相提并论，忽略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如民族形式等，这恰恰就是赵纪彬提出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以“习见常闻为基础”)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山东大学的名教授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后，赵纪彬先后在“文化服务社”主编《青年文库》，又赴川北三台东北大学任教。1946年，他被以“异党分子”的罪名解聘后，赴上海东吴大学任教。不久，侯外庐约赵纪彬、陈家康、杜守素合写《中国思想通史》。至1947年夏，赵纪彬又因参加“大教联”而被作为教会学校的东吴大学解聘。 1948年末，赵纪彬受到困兽犹斗的国民党的通缉，只好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通过封锁线进CFSY入了解放区。1949年6月，青岛解放，赵纪彬随“军管会”赴山东大学，并担任文学院院长、校委会副主任。 在此前后，后来以“小人物”著称的李希凡就寄居在他的姐夫赵纪彬家里。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的“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姐夫赵纪彬做笔录”。当时李希凡也在山东大学学习，那时的山东大学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教授，“教课的老师们如陆侃如、冯沅君、丁山、黄公渚、杨向奎、萧涤非、王仲荦等都已是当时国内知名的教授；而我的姐夫赵纪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那时正在写作，又是论述先秦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通史》、《论语新探》、《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不仅只是这些宏著，当年的赵纪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曾写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和内容问题》等小册子，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李希凡还回忆说：“我虽幼年时在父亲的私塾里读过《论语》和老庄，但并无‘甚解’，也不熟悉。至于对马克思主义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想生存，就必须苦读求知。1947年至1949年上半年，我不只硬啃过《诸子集成》，还大量阅读了马恩列斯的原著(选集)，而为了弄懂它的科学概念、范畴的内涵，又不得不广泛阅读不少阐述同一原理的著作，如薛暮桥、许涤新、王亚南、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范文澜、胡绳、华岗的史学著作，艾思奇、赵纪彬的哲学著作，侯外庐、杜守素等的思想史著作。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知名学者，他们的书不只满足了我求知的欲望，而且在当时也给了我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李希凡发奋学习，“近水楼台”就有姐夫赵纪彬的提携。很显然，李希凡后来一炮打响，与赵纪彬的教诲不无关系，而当时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杨向奎先生为第一任主编)，就成为李希凡“一鸣惊人”的园地。 晚年的赵纪彬 1950年，赵纪彬被任命为当时的平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平原大学筹备处主任(后任平原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在此期间，经组织审查，赵纪彬重新入党。1956年末，赵纪彬被调任开封师范学院院长兼河南历史研究所所长。1963年，又调往中央党校任哲学教研室顾问。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赵纪彬也惨遭迫害，曾长期被隔离、审查。直至1981年底，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才得到澄清。在“文革”末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赵纪彬曾又大红大紫起来。 原来，毛泽东对赵纪彬并不陌生，从前在延安就读过赵纪彬就逻辑问题与潘梓年的商榷文章《模写论中的感觉与思维问题》等，并肯定了他的观点。至于赵纪彬在学术上更一向以“批孔”著称，他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也得到了博览群书的晚年毛泽东的关注，如赵纪彬曾著有《释一二》，这本书主要是对先秦的若干哲学范畴如“一”、“二”等进行探讨。1965年，该书的部分内容曾在《哲学研究》发表，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其中《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据龚育之等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透露，当时毛泽东还写了批语：“孔门充满矛盾论。”后来毛泽东还收阅过赵纪彬的其他著作，为此还给康生写有一封信： 康生同志： 此书有暇可以一阅，有些新的见解。本年九月号《哲学研究》，有他的一篇文章，也可以一看。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此书”，即赵纪彬的另一本著作《论语新探》，这本书也是赵纪彬生前最用力也最珍视的一本书。它曾以《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为名出版，后多次修改，至1973年8月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出版后，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予以修订再版(1976年出版。1978年该书又被美国学者莫斯·罗伯茨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1981年，高桥均翻译的该书日文本也在日本出版)。 很可能是康生曾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别人，到“文革”开始之后，1969年8月至9月间，当时中央党校领导小组的车志英向赵纪彬组稿。至1973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纪彬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一书。出人意料的是，此书后被“四人帮”利用，成为“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部“名著”。由于此书延续了赵纪彬一贯的“批孔”思路，加之对史料的理解又有不同，于是出版后在海外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如当时香港《大公报》连载了赵纪彬的这本书，唐君毅先生读后气愤难当，为了维持孔子及儒学，他先后写了《孔子诛少正卯传说之形成》、《孔子诛少正卯问题重辩》等文章，对赵纪彬的观点加以批驳，并指出此说是出自历史上“法家”的伪作。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对这本书是不能有公开的反对和质疑的，相反，这本书却成了“学术”的典范之作。如冯友兰后来回忆，1973年秋，有一天他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并成立了北大、清华两校的“大批判组”(是谓“梁效”)。当时谢静宜还拿了一本《孔子诛少正卯考》给众人看，并对冯友兰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果然冯友兰开始转向“批孔”了，又充当了“梁效”的一位“顾问”。 由于“西子蒙不洁”，“文革”结束后，赵纪彬也受到了审查，并逐渐被人们所淡忘。1980年6月，他的老友侯外庐和邱汉生等来看他，随即把他的情况向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此后他的情况得到了改善。由于赵的原因而不能重印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也得以再版。不久，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侯外庐，也给赵纪彬发来聘其为兼职研究员的聘书。 1982年2月17日，赵纪彬在北京卫戍区医院病逝。 盖棺论定，赵纪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相似，在“宏大叙事”的革命年代，他们两栖于现实政治斗争和理论研究的广阔大舞台，生动、紧张的前者势必影响至“灰色”的后者，并给后者带来些许不易窥察到的底色。 《党史博览》 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