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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我是陈垣先生的孙子，在血缘上我们有祖孙的关系。今天，除了作为后人追忆前人，我还想作为一个学者对前辈学者进行评介。  十年苦读《四库全书》 1880年11月12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陈垣先生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富冈里一个经营药材生意的商人家庭，他是多年来家族中的第一代读书人。他5岁随父亲到广州，住在药材店里，后入私塾读书，12岁基本上读完了“四书五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读后开阔了眼界。于是他按照《书目答问》来买书。13岁的他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更加开阔。14岁那年，广州发生流行病，私塾解散，使他有了时间自由地读自己喜欢的书，这打下了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陈垣先生买书、读书得到了他父亲的大力支持，因为他要买的书不仅仅是应试需要的，还包括很多方面，特别是史学。家族里的长辈希望他能够得到功名，光宗耀祖，不愿意看到他买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书。而他的父亲不仅没责备他，而且对他买书从不吝啬。据他回忆，他花了上千两银子买了当时广东出版的大部分书。 但是他的父亲也不能违背家族长辈的期望，到了17岁，让他到顺天（今北京）参加乡试。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童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是会试、殿试。原以为他凭学问必取无疑，但因为作文不合八股程式，他名落孙山。回到广州以后，他从18岁开始到私塾当老师，还熟读八股文。两年后他考童试，中了秀才，当时叫做廪生。 后来，看到列强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把台湾据为己有，陈垣先生投身革命，从事反对列强也反对清朝的文字宣传工作。他先后办过两份报纸，其中一份叫《时事画报》。《时事画报》于1905年创刊，他的筹备工作从1904年开始，主要负责报纸的文字部分，图画的主持人是中国最早的漫画家潘达微。 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用文字宣传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不可以直接表达，此时的陈垣先生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一个办法是借抨击元朝影射清朝，另外，他收集了很多当时清朝皇帝发布的“上谕”，分类编成册，利用皇帝自相矛盾的话来揭露清朝的民族压迫、专制统治。当时，陈垣先生也参加了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包括从香港运武器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了。第二年，33岁的陈垣先生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到北京定居。 到北京后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很大。首先，北京是文化中心，他在北京结识了不少学界有名和有成就的学者，眼界开阔，交往也频繁了。后来，他看到了许多在广州很想看但看不到的书，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就是《四库全书》。 从1915年开始，陈垣先生大概花了10年时间钻研《四库全书》。那时看《四库全书》是很不容易的，他住在北京城的西南角，要绕一个弯才能到东北角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去看书，单程要两三个小时。所以他每天很早出发，在开馆之前到达京师图书馆，中午带点干粮吃，闭馆以后才回家。这样经过了前后10年的时间，他了解到《四库全书》的价值和问题。他指出《四库全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清朝是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修《四库全书》的大臣们怕提到边疆的少数民族会影射皇帝，碰到原书里面的“夷”、“狄”、“虏”等都修改甚至篡改了原书的意思。 所以，陈垣先生认为凡是已经有刻本的就不需要看《四库全书》。另外，他要把《四库全书》是怎么编成的、怎么开始征集图书、征集到北京以后怎么去审查、怎么把妨碍清朝统治的书毁掉或者某一部分有妨碍的内容改掉等内容弄清楚。1921年，他带着7个助手把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每一册、每一页都详细地做过检查。因为当时有一个计划，要把《四库全书》影印，这就需要计算总页数，需要计算成本。他利用这个机会把 《四库全书》的实际情况同通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四库目录》对照，看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写成《四库书目考异》一书。他也去看过当时藏在故宫的文渊阁 《四库全书》，所以他是第一个看过文渊阁和文津阁两部 《四库全书》并对其做过仔细检查、深入研究的人。 回顾陈垣先生前半生的读书生活，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刻苦。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宗师、一位大家，绝对不是偶然的。  弃政从学 到北京后，陈垣先生参加了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2年期间的政治活动。他曾经参加过交通系的一些政治活动，还在1921年底到1922年中当过6个月的教育次长，就是教育部的副部长。当时，教育部部长黄炎培没有到任，而教育部的副部长只有一个，所以他实际上主持了半年左右的全国教育工作。 到北京后，陈垣先生逐渐脱离政界而转向学术。1917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多次出现 “也里可温”这个词。“也里可温”不是汉文的名词，也不像蒙古文，直到道光年间人们才知道它指的是基督教，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没弄清楚。他围绕“也里可温”是什么、怎么传到中国来、在中国有什么活动、与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关系，写了《元也里可温考》。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1922年以后，陈垣先生彻底离开了政界，完全转入学术界和教育界。从1922年开始，他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做导师，1926年开始担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后来又在燕京大学当了国学研究所的所长。1929年，他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两年以后成为北大名誉教授。1952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他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直到去世。 三句话概括陈垣的一生  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陈垣先生的一生，那么第一句话是，他是中国20世纪一位杰出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20世纪20年代，他与王国维齐名，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开始，史学界就有“史学二陈”、“南北二陈”的称号。“南北二陈”的“南陈”是指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人，生在长沙，我祖父生在广东。因为祖父1913年以后的生活主要在北京，陈寅恪先生后来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一直在广东，所以前面是王国维和陈垣齐名，后面叫“南北二陈”，可以看出祖父在中国史学界和学界的地位。 第二句话是，他是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的大教育家。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他教过私塾，做过孤儿工读园的园长；他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还当过中学校长；他当过大学的教授，而且当了大学校长。他一生任大学校长47年，这47年的大学校长生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句话是，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思想是如何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家乡对他的影响很深。新会县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最西端，珠江三角洲是最早受到列强侵略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早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西方的启蒙思想、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也较早地传到了珠江三角洲。另外，新会发生过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279年在新会崖门发生的宋元大海战。崖门海战对祖父影响极大，从辛亥革命之前一直到他最后一部著作——1946年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他曾经十几次提到崖门。我们可以看到新会、珠江三角洲对他的影响。 他很早就看到了西方的启蒙思想著作，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是卢梭的《民约论》，现在译作《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提到总统是人民的公仆，祖父在文章中引申说，皇帝也应该给老百姓做事而不是奴役百姓，这是清朝统治时期他在广州写的文章里讲到的。以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升华。20世纪20—30年代，他和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汉学中心从西方、从日本夺回中国。他们用这样一种目标和思想一方面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另一方面率先垂范。 书斋做战场 纸笔做刀枪  今年是“七七事变”75周年，我特别想讲一讲抗战时期的陈垣先生。“七七事变”后，日本很快占领北平城，当时陈垣没有离开北平，没有南下。他的学生柴德赓分析说，一个原因是陈垣有一些书，南下以后他没有书就不能再做学问，但这不是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很支持那些离开北平的人，包括他的朋友、晚辈，看到他们离开北平，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第三个原因是他觉得有责任留在北平，这里有着坚定的信念。 第一，他坚信侵略者是不能长久的，日本侵略者肯定是要失败的。抗战时期他写了好几本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战斗的著作。 第二，要考虑现实，沦陷区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沦陷区在各条战线上都需要有人主持正气，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其中的一员。 第三，要树立一面旗帜。当时有汉奸说，“我们当汉奸不假，但是你们没走就也是吃这个地方的粮食，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他在《通鉴胡注表微》里面有一段话专门针对当时这些汉奸的言论进行严重的驳斥，他说：“虽然是沦陷区，但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们住在中国的国土上面，吃我们自己种出来的粮，有什么不可以？”最后他说，留下来就是要树立一面旗帜。他有句话叫“正人心，端士习”。“正人心”就是端正人心，“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指知识分子，要教育青年、劝告朋友保持民族气节。1944年1月，辅仁大学一个姓周的校友冒险从大后方来到沦陷区北平，看到我祖父的情况很艰难，他说 “我愿意陪你到后方去”，我祖父回答说：“如果我南下，辅仁大学几千个青年有什么人能够代替我来教育他们呢？沦陷区的正气有什么人代替我来支持倡导？”这个校友听了很感动，抗战胜利以后，他在开封的《正义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详细记录了祖父当时的情况。 为了让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陈垣先生做了三件大事：维持辅仁大学；教育学生；以自己的书斋做战场，用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和敌人做斗争。为什么要把辅仁作为一个阵地？第一，辅仁大学需要一面旗帜。辅仁大学原来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他们除了派人，还提供经费上的补助。到了1933年，本笃会经费出现了问题，辅仁大学由德国的圣言会来接办。1937年 “七七事变”以后，很多大学南迁，唯有两所大学的学历得到当时国民政府承认，一个是燕京大学（美国教会主办），另一个就是辅仁大学（德国教会主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也办不了了，1942年以后的沦陷区只有辅仁大学能够继续办下去，3000多名学生是辅仁大学最盛的时期。辅仁大学需要陈垣校长这样一面旗帜，而祖父也把辅仁作为一个阵地维持下来。 第二，有了阵地就要利用一切场合教育学生。1942年已经是抗战第5个年头，辅仁大学有返校节，祖父在返校节的运动会上讲道，“《礼记》有一篇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运动会，第一种是败军之将，不能很好保卫国家的；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做父的。这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讲到第一种人时，现场有人走掉，讲到第二种人时，又有好多人走掉，讲到第三种人时，也有人灰溜溜地走了。也就是说，当时有很多汉奸在现场，祖父是在警告汉奸。另外，他尽量选择那些能激发学生民族气节的教材。他经常教育学生把名节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放在第二位、第三位。 第三，祖父以书斋做战场，以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共有7本）。这些书借着讲宗教、历史，援古证今，来“斥日寇，斥汉奸，责当权”，这个当权就是不好好抵抗日本侵略、不好好整顿政治的当权者。这些书都是经过广泛收集材料以及严格考证写出来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有针对性，在当时不仅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成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文系根据作者的讲演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