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①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1922年，顾颉刚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才产生的，伏羲、神农出现得就更晚了。于是他就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中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禹，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真是精当绝伦”。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 为了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1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以上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郭沫若对它评价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确是个卓识。” 顾颉刚先生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发表以后，即从事于古史传说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考辨，后来也就没有回过头来对这一史观作理论上的深入系统的阐述。但他对古史考辨的历史作过深入的探索，编入《古史论文选》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就是论述这个时期古史考辨历史的。 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中国上古史时，编著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其中古史传说，但并不是孤立地考证这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而是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其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以后他又把讲义扩充，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三皇考》两篇论文，进一步详尽地论述了战国、秦、汉间的三皇、五帝演化的历史，三皇则一直叙述到近代。 考订古书的著书时代，是研究古史传说演变过程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就是拿初步确定了的一些古书著作时代和书上所说的古史时代进行比较而发现的。那时顾颉刚排了两个表：一个是看书上说的什么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三王历年纪》、《春秋命历序》于太古，置《尧典》、《舜典》、《皋陶谟》于唐、虞，置《逸周书》、《穆天子传》于西周；一个是看它们作于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竹书纪年》于战国、秦、汉间，置《命历序》、《五帝德》于汉，置《帝王世纪》、《伪古文尚书》于晋等。把这两个表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作得越后，越是排在前面。为此，顾颉刚对古书著作时代作了大量的考订。如关于《周易》经传的年代，顾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推定卦、爻辞作于西周初叶，《易传》则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关于《尚书》的著作时代，他在给胡适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成三组；第一组包括《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辞》和《秦誓》十三篇，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第二组包括《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收誓》、《洪范》、《金滕》、《无逸》《君�》、《立政》和《顾命》十二篇，他断定为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他断定为战国、秦、汉间的作品。后来在《尧典著作时代考》又说《尧典》出于武帝中年以后。在《禹贡评注》中又考定《禹贡》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在《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中考证《艺俘篇》实作于殷、周之际。 顾颉刚先生考订的古书著作时代，当然不能都视为定论，而且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的修订，但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使存在的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篇幅有限，只能选入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揭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论定他在二十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1． 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转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4．亦书亦史、价值独特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一、顾颉刚疑古学方法论渊源及分析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曾是一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认识。例如胡适1917年就在《先秦名学史》中写道：“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适合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① 在顾颉刚的治学中也同样有“中”、“西”的“嫁接”，从方法论的层面看，顾颉刚所寻找的嫁接的两端，一端的代表是胡适。关于顾颉刚受胡适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公论，故本文于此不赘。从“中”的一端来看，对顾先生治学方法论影响最大的是崔述。崔在其代表作《考信录》中指出： “世近则所闻详，学深则所记多，此必然之理而无可疑者也。然吾尚读《尚书》，孔子之所序也，乃仅断自《尧典》以下。其后五百余年，有司马迁，其学不逮孔子远矣，而所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至司马贞，又后于迁者近千年，其学亦益不逮，乃为迁补《本纪》，又始于伏羲氏，前于黄帝者千数百年。下至于明，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贞、钟惺辈，学亦益陋，而其所作《纲鉴捷录》等书乃反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之时。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② 我们知道，顾先生于1923年4月提出“层累说”之前，曾有过一段求访崔著的经历③。顾先生最初见到崔述的著述，那是在1921年1月，是由胡适借给他的。胡适有民国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致顾颉刚函一通。④在这封信中，胡适建议顾颉刚全部翻刻崔述的《考信录》。顾接到胡的信后，第二天(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五日)便立即写了回信，表示愿意标点《考信录》。事隔一周之后，他已读完胡适所借给的《考信录提要》并复信给胡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⑤过了两年多时间，到了1923年4月，顾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这一学说的核心有三：“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⑥对比一下顾颉刚与崔述的说法，显然，顾说更加精彩，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而崔说则还比较直观和感性化。崔述“信经”而顾颉刚“疑经”，在这一点上崔顾二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在对比顾颉刚与崔述的说法时首先应当注意的。另外，顾说中根据第一、第二点抽象出来的第三点，也是崔说中所没有的，这也是顾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通过对于史事“原始状”与“传衍状”的两分的剥离，指明了后人可资利用的史料的最低限度。关于各传说古史期中被放大的具体人物，崔、顾二说也不尽相同。然而，从思维的指向上看，从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看，崔、顾二说存在着内涵上的叠合面：以今度古和世愈后却闻知愈详这两个崔说的“终点”，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