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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寅恪、王宗炎、郑天挺三位先生的三句话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学术问题：一，学术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二，独立思考和学术批评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三，学者应该有社会担当，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成为学者的当然追求。 最近读书，有三个人的话印象最深，很值得写下来跟大家共享。首先是陈寅恪先生的话，“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1]；第二是王宗炎先生所说的，“我的习惯是暗中摸索，独立思考。我是天生的怀疑者，从不囿于一家一派，觉得语言学界不应该有个教皇”[2]；第三是郑天挺（毅生）先生所说的，“十九年奉命为浙江县长考试委员，皆矢公失慎，恐堕祖德”[3]。笔者觉得，三位先生的话都跟学术有联系，重温这些话语或许会对我们当下思考中国的学术有一些启发。 一、经济与学术之辨：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学术的繁荣 陈寅恪先生的话，是1919年12月14日他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对好友吴宓所说，留存于吴宓先生的《雨僧日记》。陈先生的话有较长的上下文，现在把这段话比较完整地抄在下面：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事实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而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此鉴也。’”[4] 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将陈寅恪先生的主旨概述一下就是：中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这样，国家的实业便容易发达，经济容易腾飞，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富商，但要希望中国人以学术、艺术的造诣胜人，却极难做到。这是陈寅恪先生九十多年前的认识；而观察九十年后中国，从经济领域和学术界的实情来看，确实让陈先生言中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注重发展经济，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媒体频繁使用此语）。有资料说，现在我们甚至超过了欧盟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每每自夸于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如何呢？起码（保守地说），远没有经济的成就那样耀眼；其实，我国的学术在国际上还是比较落后的，学术风气之坏更令世人瞠目。 早在2000年，李慎之先生就曾撰文《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也引述了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李慎之先生说：“（陈先生）这些话是八十年前讲的，然而移用于今日，可谓毫厘勿失，也许更有甚焉。八十年来，中国人所担心的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陈先生偏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陈寅恪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同样的预见。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D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 现在，离开李慎之先生的话也已经十年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比十年前更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学术成就似乎没有多少进步，学术风气和学术生态环境却比十年前更坏了。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经济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学术才可以发展。我们觉得，这话有一点儿道理。试想，如果衣食无着，居处无所，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如何能安心学术？！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了，而我们的学术却没有能像经济那样长足发展。如此看来，经济的发展与学术的发展并不同步；非但不同步，我们对经济的追求反而胜过对学术的追求。这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吧。 本来，经济基础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保障。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了，国力增强了，自然用于学术上的投入和经费就多了。应该说，国家投入的经费多了，学术自然就应该有大大提高的可能，可是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现在的很多学人只是科研经费的瓜分者，并非学术真知的渴求者。在瓜分经济利益的时候，许多学人真可谓“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有些人在科研经费面前，搞的不是学术，而是权术，如何通过权术和关系弄到经费，所以陈寅恪先生说中国“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毕竟，不管使用什么手段，最后经费到手才是最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经费和学术成就难成正比。以前，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时候，我们的前辈一心学问的精神令人敬佩；然而现在，在经济保障相对宽厚的今天，对经济的追求却占据了我们学人最大的精力，学术也逐渐蜕变为学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学术只为稻粱谋）。学术一旦成为手段之后，国人传统上的“惟重实用”的特点就更能发挥作用了，假冒伪劣的学术便出现了。实用主义者信奉，甭管真学术还是假学术，能申请到课题经费的就是好学术，甭管好文章还是垃圾文章，能在SCI和CSSCI登载的文章就是有水平的文章。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所谓的学术研究人员对精神情趣和学术道德这些“虚理”的漠视，以及在学术界操有经济权柄者的趾高气扬（对一些官员来说，学术只是官场的婢女）。 此外，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的特点，用之于经济，短时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的腾飞，然而用之于学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也让我国的学术有一个大的改观，就有可能给学术带来灾难，因为学术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毕竟不同，用发展经济的模式发展学术是不行的。学术发展需要一个较长涵养周期，如同涵养水源，非短期可以见效。但“惟重实用”的特点使我们总是没有耐心，用尽各种办法（包括催熟剂）促成学术的早熟，这就是我们习见的包装学术，宣传学术，全国高校大干学术，搞学术大跃进。这样便催放了太多的学术卫星。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工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其实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也时有大跃进。例如，在解放初期的全国扫盲运动中，这种急躁的情绪就很明显。“扫盲运动中，由于中央要求地方全力扫除文盲，一些基层领导为了显示政绩，争先恐后地将中央的号召演变成了一场超速竞赛，进而导致了扫盲运动中的虚报浮夸现象。据相关资料披露，有的地方声称‘只用三天就全部扫除了文盲’，而最快的村用了不到五个小时。1958年，四川省仪陇县也提出了‘万人教，全民学’、‘苦战一个月，突破扫盲关’等大跃进口号。当年底，仪陇县按社、区汇报数字统计，扫除文盲十一万余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即报称基本实现无盲县，并因此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优胜扫盲奖’。”[5]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的大跃进正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展开，因为许多领导也把其治下的学术成绩看作自己的政绩。据说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五位，我们的论文引用指数如何如何高。经过这样的学术动员和大力宣传，一个“学术大国”的形象便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其实，学术大跃进并不能造就学术大国，学术需要从容养成，当下的中国学术最需要的是“修养生息”。 李泽厚先生十几年前曾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四个问题：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李先生认为：“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是要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他“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6] 虽然李泽厚先生谈的不仅是经济和学术，然而套用在经济与学术的关系上也很合适。这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上的崛起，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学术的繁荣。 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独立思考和学术批评 除了经济与学术之辨以外，如何繁荣我们的学术，更是每一个心存学术的中国人都关心的话题。每个人都可以建言献策，但无论如何，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发展学术和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明白，例如，杜学增教授说：“语言学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培养一种善于观察，敏于思考，有独立见解，敢于批评的学术精神。这种基于事实，令人信服的批评是学术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7] 既然大家都明白，似乎没有强调的必要，然而事实却不然。本来，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的必备训练，但现在很多人不能独立思考，有些人或被迫或自愿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所以需要社会来倡导、来启蒙。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曹禺在对《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的谈话中，坦诚地回答了自己1949年之后新作不多的问题：“一是1949年以后，写作以外的事务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他的时间，因而创造自然就从生命中退让了。二是缺乏独立思考，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8] 不能独立思考，又何止曹禺一人！在目前的中国学界，迷信崇拜权威，教条主义盛行，因为某某名家说过一些话或某些论断，后辈学人便不假思索地引以为“真理”，缺乏必要的思考，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有鉴于此，笔者写有一篇文章，倡导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培养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的意识，不能因为是名家的话或流行的习惯说法而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现在，国家提倡创新性科学研究，然而创新又谈何容易！没有独立的思考，哪能有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学会生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教育即解放’。解放什么呢？或许有许多解释；窃以为，首先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9] 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的华裔科学家高锟说：“我当年就是不相信权威才有所创造”[10]。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敢于对权威说“不”又谈何容易呢？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有比较浓厚的“权威崇拜”的成分，宗廷虎教授等从修辞学的角度认为，“到了现代，崇拜权威的心理仍占主要地位”[11]。虽然如此，在破除权威迷信、独立思考方面，学界前辈王宗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他对乔姆斯基、韩礼德、夸克等世界级语言学家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这种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的治学精神很值得学习；他的话说得真好：“我的习惯是暗中摸索，独立思考……觉得语言学界不应该有个教皇。”他宣告自己的宗旨是：“没有必要把什么人当是全知全能，向他顶礼膜拜。”[12]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大力介绍到中国时，令语言学界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有不少人对乔氏顶礼膜拜，奉以为语言学界的“教皇”。作为一个天生怀疑论者，王宗炎先生写下长文《论N. Chomsky的转换语法》，对乔姆斯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乔姆斯基——笔者）说得清清楚楚，这种生成语法只是一种假想或模型，这种模型不是根据言语行为（即说出的话）抽象或概括出来的，也不是为制造翻译机器而做出的……这个模型是先验的，它之所以正确和可信，仅仅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Chomsky。”[13]“他那些转换规则是不符合说英语的人的真实心理过程的；他对‘表层结构’的判断和分析是不准确、不可靠的；他对语言的‘深层’的理解是狭隘的、片面的；他那些句法公式只不过给传统语法的一部分规则穿上数学外衣；他没有认识意义是语法的基础，语法反过来又对意义起作用。”[14] 看到王宗炎先生对乔姆斯基的批评，我们真的要敬佩王先生的勇气。陈永培教授认为，“当时发出这种声音的似乎只此一家。” [15] “（王先生）他讲独立思考，善思慎思，追求独到的见解而不悖于物理，为的只是求真求实的目的。也许有人会问，王先生是不是好辩？我以为，盲从者不好辩，承认全知全能的语言学教皇者不敢辩，但是注重独立思考的人为了探求语言真谛，怎么能够不辩？”[16] 我们觉得，王宗炎先生真正做到了戴震所谓的“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王宗炎先生的话“语言学界不应该有个教皇”，不仅针对语言学界，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学人的座右铭；我们应该时刻谨记：“学术界本来就没有教皇。” 王宗炎先生是独立思考者，是学术真知的不懈探求者，写有大量的学术批评文章。“50年代以来，他曾撰文评论过赵元任、吕叔湘、刘世儒、黎锦熙、陈原、俞敏、胡明扬、陈建民、贾彦德等语言学者的专著，既肯定成绩，又提出问题。王先生在这方面的论文部分收集在《语言问题探索》（1985）和《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1997）中。”[17] 除此之外，王先生还自言：“对于Noam Chomsky, D. A. Wilkins, Paul Van Buren, Frank Palmer, M. A. K. Halliday，我都有不敢苟同之处。”[18] 可以这样说，有独立思考，有对学术真知的追求，学术批评就会应运而生。从另一方面来说，学术批评也是学术繁荣促进器。如果学术追求的目标是精深，就必得有学术批评的推助才行，也就是说，精深学术需要学术批评。何以如此呢？因为各种学说竞相逐鹿，互相驳难，多种思想共荣共处，彼此吸纳，这样才能保证学术去其偏执、走向精深。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科学和文化空前繁荣，这是“由于他们的思想相对来说受到的控制比较少，这样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较自由地研究科学和进行独立思考，于是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 [19]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凡是思想自由、不同学说竞行的时代，都是学术繁荣的时代。学术需要互相砥砺，切磋琢磨，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的前提，万马齐喑，唯我独尊，只能窒息学术。孔子盛赞“和而不同”。“同”指的是众口一词，千篇一律，这不是学术，是教条；学术需要的不是“同”，而是“和”。真正的“和”是五音和谐，五味调和，五色纷呈，是不同的声音彼此尊重、互相唱答式的和鸣。《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有晏子对齐景公的一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三、学者何可不忧世哉：学术应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首善之区 2010年夏，被有些人奉为语言学界“教皇”的乔姆斯基首次来到中国，据说其受到的礼遇可能要超过“教皇”。许多语言学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想见乔氏一面，据说能见面者要经过严格筛选，凭票入场，一票难求。然而，被有些人认为是语言学家的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却是《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尤令其在中国的语言学“教民”大失所望，有人竟至呼呼大睡。乔姆斯基是学者，如果不能同他有所交流，从其演讲中有所获益，仅仅为一睹其人，岂不荒唐。一些语言学界的朋友或许只知道乔姆斯基是著名语言学家，然而一个研究乔姆斯基多年的朋友却说：语言学仅是乔姆斯基的副业。乔姆斯基是美国所谓的public Intellectuals（社会贤达），对社会的关注胜过对语言的关注，他自云：学术和政治是他的两项工作，“对任何一方我都付出了100%，甚至是120%”[20]。乔姆斯基不是那种仅仅坐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不断地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对社会和政治提出批评，他始终认为，只有敢于批评，才能有望进步和提高。无论对学术还是对社会，都是如此。其实，乔姆斯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对权威和社会提出批评。他的语言学思想就是建立在猛烈批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语言习得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乔姆斯基的眼中是没有所谓语言学“教皇”的，然而可悲的是，有很多人却把乔姆斯基奉为了“教皇”。王宗炎先生批评有些人制造乔氏神话，在行为上同乔姆斯基的批判精神是灵犀相通的。 其实，我们中国学人，真正应该向乔姆斯基学习的，是要像乔氏那样对社会密切关注，有所担当。我国学者自古就有社会担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宋濂曰：“我非人则已，苟亦人尔，何可不忧世哉？何可不忧世哉？”[21] 笔者深信，学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学者应该也能够通过学术改造国民，转移社会风气。从忧世到改造国民，再到转移社会风气，学者应该大有可为。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认为：“大学通过研究和培养出的学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行业，改变政府，改变非营利机构，我们的大学会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也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大学的声誉。”[22] 熊十力先生也曾讲到学者的作用：“我常想，应当以讲学结合有志之士多人，代替政党的作用，为国家培植根本，为社会转移风气。你不要小看了讲学的力量。朱九江先生，一传为康南海之万木草堂，卒以此震撼一个时代。”[23] 我们觉得，“转移风气”应该成为学者的最高目标。每一个学者都应该努力引导公众向善，引导社会逐步走向公平正义。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公平正义，又没有了为之奋斗的人，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坚持学术批评，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学术批评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学术，但会间接地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崇厥正士，摈斥奸回，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学者有责任把学术领域建成维护公平正义的首善之区。现在，我们的社会特权盛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面临严重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打倒特权，只有打倒特权，才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特权，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有时候会向特权妥协，这或许能获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但从大处、宏观和长远来看，这是对社会公正的危害。要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首先要做到程序的公开、公正。没有程序的公开、公正，便谈不上结果的公正。现在有些人拿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字眼到处剪贴，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或根本不想实现“三公”。只有公开，才有可能谈到公平，有了基本公平，才能谈到公正。每一个人都会向往社会公正，只有特权阶层才不希望社会公正。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前辈学者这方面的嘉言懿行很多。被誉为“北大舵手”的郑天挺（毅生）先生在1944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说：“十九年奉命为浙江县长考试委员，皆矢公失慎，恐堕祖德。今日所甄拔仅一人，更不敢稍懈也。”这是毅生先生当年在阅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明清史”试卷之后的日记。有人可能会说，阅卷称不上学术研究，但郑先生却看得等同学术，他称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不矢公矢慎，就有可能变成三点水的“沦材”大典。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将“矢公失慎，恐堕祖德”这句话置之左右，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有望早日实现。 注释： [1] [4]见1919年12月14日《雨僧日记》，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9-1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2]见王宗炎：《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见1944年1月16日郑天挺日记，引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伊格：《解放初期的农村扫盲》，《老照片》第74辑，第8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6]李泽厚、王岳川：《大国文化与正大气象——王岳川与李泽厚在美国的学术对话（下）》，《光明日报》2010年8月4日。 [7]杜学增：R. A. Hudson《社会语言学教程》导读，第F19-2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8]马小弥：《百年曹禺叔》，《老照片》第74辑，第7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9]王庆：《逢迎和吹捧应远离学术》，《学术界》2010年第5期，第89页。 [10]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被誉为“光纤之父”的著名华裔科学家高锟曾向公众表示：“光纤在一千年后也不能被代替，因我还想不出一个更好的系统。”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请别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当年就是不相信权威才有所创造。”（胡小吉，《诺贝尔奖引发的随想》，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7期第103页，2010年3月） [11]宗廷虎、李金苓：《中国集句史》第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 [12][13][14][18]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前言；第60；71页；前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15][16]陈永培：《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浅谈王宗炎先生的学问之道》，黄国文、张永浩主编《语文研究群言集》第19；2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黄国文、张文浩：《语言研究群言集》前言，第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19]陈久金：《天文学简史》第35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20]2010年8月16日“人民网”。 [21]《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一《龙门子凝道记》卷上。 [22]约翰·汉尼斯：《如何衡量和培育大学的卓越》，《光明日报》2010年5月3日第6版。 [23]引自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7-4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