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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网上检索，看到一则旧闻，报道数月前湖南师大在林增平教授去世20周年之际，他昔日的同事、学生举行追思会，隆重纪念这位著名学者。阅后，不胜感慨系之。林先生一生谦虚谨慎，忠厚仁慈，将自己一生心血倾注到教育事业上，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史学英才，使湖南师大成为辛亥革命与湖湘文化研究的史学重镇。那里的师生，一提起林先生，没有一个不感念他学术之精深、人格之高尚的。 “要找林校长，更上一层楼” 我是1981年从人大清史所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后，参加戴逸先生领导的《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组而认识林先生的。这在当时是个大项目，仅靠清史所的力量无法完成。于是，戴先生请了人民出版社分管史学的副社长林言椒通盘筹划，物色人才，组成了五人编委会，除戴林二位外，还有我们清史所的李文海及校外的林增平、苑书义。第一次编委会议1981年夏天于承德召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他穿着朴素，言语木讷，颇有些像乡下的教书先生。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他满腹经纶，知识面广阔，有时说起话来风趣幽默，妙语连珠，引得大伙笑得前俯后仰。 上世纪80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都比较低，但是，学术界风气却都很正派。《清代人物传稿》是国家社科基金补贴的重点项目，一年仅拨款一万元左右，除了请人代抄文稿、复印资料的手工费之外，几乎全都用于一年一度的审稿会议的开支，每年的项目经费都由我来结算，故颇知内情。所有参加此项工作的编委，都是义务组稿、改稿，十多年如一日，没有人在此项目中得到一分钱的报酬。林先生分到的是辛亥革命与清后期的稿件，任务繁重。据他的学生告诉我，林先生的稿件常常是挑灯夜战完成的。 后来，林先生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先后担任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改为湖南师大）的副校长、校长。由于编委都是兼职，工作量太大，于是，从1982年开始，编委会又增加了两名刚刚拿到硕士学位的青年人，一位是人民出版社的潘振平，另一位是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郭汉民，这样参加编辑助理工作的就有了我们三位年轻人。 有一年夏天，我因清史书稿问题，前往长沙出差，公干之余，顺便到林先生家里拜访。那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家属楼，林先生住在三层，刚上二楼，即看到楼梯迎面住户的房门上贴了一张告示。文曰：“要找林校长，更上一层楼。”望着这则告示，我感到很好笑：读书人就是与众不同，写个告示也文绉绉的。因此，一见到林先生，即告以上楼所见，林先生笑道：“不能责怪那位贴告示的老师，因为学校里来找我办事的人太多，常常有人在这位老师家敲门问路，开始时还是有问必答，但问的人多了，实在忙不过来，于是就贴了这张告示。” 我环顾了林先生的住房，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普普通通的小三间单元，客厅厨房都摆了书架，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堂堂一校之长，居住在如此拥挤的环境，而林先生却是乐在其中，毫无怨言。他告诉我，“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蹲牛棚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人要知足，方能常乐嘛。”当年林先生是湖南有名的“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二连三，以至远在江西萍乡乡下父亲的坟墓都被挖了。可是，对于这些不幸遭遇，林先生从不耿耿于怀，他曾对我说：“人只要学会了向前看，就总会觉得天高海阔。” 署名不能忘记年轻人 林先生把许多精力都用在了培养学生身上，在带研究生时，尤其舍得花气力。他不但帮助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传授研究方法，而且在论文写成之后，还帮助他们修改润色文章。每当我将各编委审定的人物传汇总，寄送出版社时，总可以看到林先生修改的许多痕迹，有的文章，整段文字都经过林先生的重新撰写，其中不知凝结了他的多少辛劳和汗水。 我个人受林先生提携之处甚多。1985年夏天，审稿会在湖南举行。湖南历史学会趁此机会，举办了一期全国高校青年历史教师暑期讲习班。授课人员除了人物传稿五名编委之外，还邀请了章开沅等名家前来助阵。我作为毕业不久的研究生，被林先生破例安排讲了两场。讲习班在张家界举办，参加者十分踊跃，学术气氛颇为浓厚。傍晚时分，学员们三五成群，漫步于树木苍翠、花香浓郁的山间小路，此时此刻，主客辩难，议论蜂起，畅谈学习心得。 一夕从山麓归来，与我同住一室的林先生告诉我：一些同学反映，我的一些论文散见于各报刊，检索十分不便，倘能结集出版，当对学术有所裨益。闻命之下，真使我诚惶诚恐。然而，林先生的这一番话，竟成了我编撰论文集的最初动因。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论文集编写完毕，林先生又做了一番改动，然后送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我的第一部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问世。出版前，林先生写了序言。此书颇受学术界好评。 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稿件，是由全国各地学有专长的近代史学者撰稿，每篇都有作者的署名。全书封面的主编署名，按照最初的约定，由五位编委轮流署名，每卷两人。这样出版了三卷，我们三位年轻人不用说，个个都十分赞成，觉得由这些全国著名的专家分担主编是一件实至名归、顺理成章的事。1985年夏天的审稿会即将结束之际，大家要确定第四卷的署名次序，林先生忽然微微欠了欠身子，表示他有不同意见，然后慢腾腾地说：“过去的几卷，我们这些年长的编委，每人都署过一次名字。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可否从第四卷开始，主编署名以老带新。署名不要忘了年轻人嘛。” 林先生讲得很慢，看得出，每个字他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个建议得到了其他编委的一致拥护，都觉得应该为青年人成长创造条件。于是，传稿第四卷的署名，变成了苑书义与潘振平。这年小潘刚30岁出头，硕士毕业才三年的时间。我和郭汉民则分别成了第五卷、第六卷的主编之一。此事成了当时近代史学界以老带新的美谈。 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林先生就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此乃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近代通史专著，被许多高校选为近代史教材。后来，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史及湖湘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许多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之一，是他参加了全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的写作，这部书是由中南地区史学工作者共同编写的，共分上中下三卷，由人民出版社林言椒先生组稿。林增平不但自己撰写了若干篇章，而且还与章开沅先生一起，负担了该书的统稿工作。此书出版后，得到全国的广泛好评，被誉为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然而，在该书首卷出版之前，曾因为署名问题出现争议。有的编委希望林先生署为第一主编，却遭到他本人极力反对。林先生私下同我谈及此事，并感叹曰：“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多年后，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湖北的一些媒体记者，称章开沅先生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章开沅先生知道后当即写信给华中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说“我并非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对这一说法进行反驳。文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还不能不提到已故的林增平，他与我共同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由于出版最早，受到各方赞誉。但为这120万字巨著所费心血最多的是他而并非是我，因为我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占去不少时间，而且在编写初期一度为高血压所困扰。他与我合作最久，情如手足，我不能埋没他的劳绩。 章先生在誉满天下之时，仍将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首功，归诸林先生，真可谓推贤让能，高风亮节。这件事很令我感动。林先生在名利面前退避三舍的故事甚多，早在史学界传为美谈。尽管其人已驾鹤西去二十多载，可是一提及此事，史学界无不敬佩林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