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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岑家梧二三事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一九四○年岑家梧夫妇和女儿在四川
    父亲迟到的追悼会召开时,几位老教授徒步走了几公里来参加,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文\本刊特约撰稿 岑龙
    近来,非常幸运地网购到父亲1933年由“秋水社”出版的散文诗小集,题目是《过去》,扉页上写有“赠师大图书馆———著者”字样,这是父亲从十几岁到二十岁部分文章的集成,从书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年轻的父亲确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承受着命运给予他不可抗拒的残酷煎熬,此书也是他早期个人奋斗精神的原始写照。
    青年的父亲正是经历了种种残酷现实的磨砺打击,顽强地站了起来,继续前行,才有了后来一次又一次绝境重生的神奇力量,将本来绝不可能的理想,奇迹般变成真正的事实。
    课子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记得有年下大雪,我年纪小,母亲怕我上学滑倒,让父亲到外面开会的时候,用他的小汽车顺便带我一下,他不仅不许,还训斥了母亲一顿。
    弟弟自小患有先天性哮喘病,不能躺下睡觉,父母每天晚上要轮流背着他小声哼着歌,走来走去,天快亮时,弟弟入睡了,他们才能休息。第二天,他们照常去上班上课。从未因此迟到和请假。
    他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即使他的工作很紧张,但总是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我自幼喜欢画画。父母不太愿意我将来学这个专业。一来怕影响我的文化课学习,二是因为感觉当时学文科的人不是受批判,就是找不到饭碗。不如学理工科。
    可有一年,我获得了中学生作文比赛第二名,父亲很高兴,时值春节来临,父亲带我到武汉的“荣宝斋”,买了一只几元钱的专业狼毫水彩笔,那时,几元钱的价值算是昂贵的了。回家后,我立即用新笔画了一张有洪山宝塔的水彩风景画,画得很写实。父亲看后,拿起水彩笔,另找了一张水彩纸,随便沾了颜料,很概括地画就了一座宝塔,又快,又润泽,很有绘画感。他告诉我,画画,主要是画感觉,要找到感觉去画画。三分象形,七分画神。然后要我补画上山石、树木后,他在画上面题了“家梧父子春节试笔”几个字。
    父亲曾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切忌空洞,从理论到理论是最要不得的。要经得起推敲,要能自圆其说。写文章像打仗一样,要备好子弹,就是要拥有大量的证据资源。谁拥有的资源多,谁才能有希望赢得胜利。而且不但要学好古汉语,掌握外语也很重要。”“要学会看书,看了就要会运用。好书、好文章,要多看几遍,才能品出好处和要点来。”
    父亲和母亲
    父亲对母亲十分呵护,母亲也用真挚待他。每次父亲出差都会给母亲和我们分别带回各种礼物。记得父亲去世后很长时间,只要天气变凉,母亲总是戴上一条破旧的浅粉灰色三角头巾,我问她为什么不换条新的,她淡淡地说“是你爸爸买的”。母亲常对我说:“你爸爸在的时候,我从未过问过生活开销,都是他安排妥的,现在可怎么办呢。”
    从他们的自传中得知,父亲是母亲堂叔父的中学同学,母亲高中二年级就认识他。1934年,母亲去北师大读书不久,父亲去了日本。他们时有通讯。抗战爆发时,母亲在北师大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父亲也立即回国,先在上海,后在广州参加抗战活动。1938年,母亲回到广州,由父亲介绍在“华南抗战教育实践社”工作。该社是共产党主办的,编制仿照陕北抗大方式,教员经常带领学员们下乡宣传抗日。父母在此时登报宣布结婚。
    父母经历了多次命运的磨难,忠诚信赖始终不渝,相互鼓励,共度难关。父亲去世后,母亲不顾种种威胁和迫害,四处奔走,要求给父亲平反,并且南下北上寻找资料,日夜伏案操劳,独自完成了父亲多部遗著的一次次出版。她得意地说“有人讲,岑家梧灵魂不散,我就是要他永远活着,他就是了不起,当之无愧。”可见父母情感之深厚,信念之坚定,非同寻常。
    教学
    父亲教学十分认真,严谨但又不失生动,十分具有感染力,我曾经偷偷看过他在中南民族学院梯形教室上大课,里外都是学生,连窗外也有人站着听。课堂上不时传出学生们阵阵欢快的笑声。
    每天晚上,我们家中常有青年教师和学生来向父亲讨教,父亲总是非常耐心和热情地一一作答。我还记得那时的冬天,大家围坐在炭火盆边取暖边交谈,不分老少,师生畅所欲言,那种情景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亲切。有些青年教师有个人问题也来向父母请教,他们都一一给予开导和帮助。
    父母在国立艺专的学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刘依闻叔叔对我讲,他们同学常常在聚会的时候谈起我父亲,都说我父亲很了不起,在四川抗战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两个女儿又因贫病先后夭折,但是教学照样一丝不苟,课堂气氛照样被我父亲调动得生动活泼,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课。那时,美术史论是基础课程,并没有设专业。但父亲带领学生去实地考查四川蛮子洞、悬棺葬,写调查报告,详解其中的奥秘,以至一些原本学绘画的学生受到影响,后来从绘画专业改行,成为了中国一代美术史论的专业教授。父亲那时的学生有徐坚白、谭雪生、朱培钧、陈禾依、吴冠中、刘敦愿、朱德群等等,他们都是后来全国美术教育界以至有世界影响的精英。
    父亲时年二十九岁,任副教授职兼图书主任。
    
父亲岑家梧二三事
  作者:岑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9-09 | 点击数:2270
 

    
    1965年岑家梧一家在北京最后一次合影 
    做人
    堂伯父岑廷树的第四个孩子岑啟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只身回国,先在复旦大学附中学习,后来考入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父亲对他视同己出,但对他也同对我们一样严格,父亲常以他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三个,他说:“我的出身十分贫寒,年轻时,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做什么事,就要认真做好。
    父亲对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是崇敬和诚挚的,他常对我们提到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的陈序经教授,称他为恩公。60年代他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等几本东南亚史研究著作,很兴奋,马上用画报纸将封面包好,怕弄脏了,还用毛笔写上了书名。
    每逢过年,父亲都要给远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教授寄上武汉的特产和礼物,以感激恩师的教诲与栽培。
    他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同原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姚薇元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儒教授、世界史专家吴于谨教授等交往甚好,父亲去世后,于1978年补开的平反大会草草召开时,这几位老教授徒步从武汉大学走了一二公里路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迟到的追悼会。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吃稿费”
    父亲每次拿到稿费,总是高兴地带着全家去汉口武汉饭店和扬子江饭店大吃一顿。他幽默地称之为“吃稿费”。有时稿子已发:稿费还未寄来,他就同母亲商量,先吃了再说,等稿费寄到,再填补家用。
    父母的工资收入总数当时是全学院较高的,但父亲爱请客,只要各地的朋友来见他,无论因公因私他都要宴请,无一例外。加上他非常喜欢买书,北京及各地书店都常给他寄来内部特供的新书目录,价格很高,他都要买到手。因此,薪水往往不够用,有时还要向学校借支。母亲总为此头疼。
    父亲一生并无其它爱好,仅仅酷爱藏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带我到旧书店淘旧书。当时武汉三镇所有的旧书店,哪怕角落里的小小书屋,他都了如指掌。学校分给父亲专门的办公室,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比较大,别人只有一间,他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书房,里面挤满了书架,上面的中、英、日、法、俄、德文书籍以及各类画册多到了极难抽出来的地步。我总是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书,乐不思蜀。
    多才多艺
    父亲是农民出身,加之又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他很会种地。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番茄、丝瓜、南瓜、马铃薯和红薯。一畦地,弄得整整齐齐的,每日浇水、施肥,还扎了支架,收成颇丰。
    父母的一生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每天清晨,如果没有课,吃过早饭,父母就各自到自己的书房,坐下看书,写作,除吃饭外,一直坐到深夜。有一次,母亲看到我坐在楼梯口,听着别人家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就去同父亲讲,家里才买了一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父亲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有一回,我正在哼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曲子,他偶然走过听到了,脱口而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部作品是以俄罗斯民歌为基础旋律的。”我很吃惊,因为平时从未听他讲过音乐什么的。
    父亲喜好绘画,家中藏有如:徐悲鸿、潘天寿、关良、吕风子、关山月、黎雄才等许多著名画家不同时期送给他的画和一些古代绘画真迹,还有不同时期收集的,也有不少是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古董如铜镜、瓷器、陶罐、水晶石、牙雕文具、烟具、图章等等以及大本中外珍贵邮票集,其中有一张清朝的“龙票”等等,“文革”期间,全部被没收,后来再也没有退还。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参观,记得许多先生们都在一旁陪同。当我们走进雕塑系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做人体雕塑的习作,当时,我还处在学龄前,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说:“好丑呀,怎么不穿衣服呢?”逗得众人大笑。回家后,父亲很耐心地告诉我,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必须先要有坚实的人体解剖基础,才能理解着衣人物的动态和造型。还说,人体本是世界上最美的造型之一。 
    

    
父亲岑家梧二三事
  作者:岑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9-09 | 点击数:2270
做人
    堂伯父岑廷树的第四个孩子岑啟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只身回国,先在复旦大学附中学习,后来考入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父亲对他视同己出,但对他也同对我们一样严格,父亲常以他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三个,他说:“我的出身十分贫寒,年轻时,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做什么事,就要认真做好。
    父亲对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是崇敬和诚挚的,他常对我们提到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的陈序经教授,称他为恩公。60年代他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等几本东南亚史研究著作,很兴奋,马上用画报纸将封面包好,怕弄脏了,还用毛笔写上了书名。
    每逢过年,父亲都要给远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教授寄上武汉的特产和礼物,以感激恩师的教诲与栽培。
    他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同原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姚薇元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儒教授、世界史专家吴于谨教授等交往甚好,父亲去世后,于1978年补开的平反大会草草召开时,这几位老教授徒步从武汉大学走了一二公里路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迟到的追悼会。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吃稿费”
    父亲每次拿到稿费,总是高兴地带着全家去汉口武汉饭店和扬子江饭店大吃一顿。他幽默地称之为“吃稿费”。有时稿子已发:稿费还未寄来,他就同母亲商量,先吃了再说,等稿费寄到,再填补家用。
    父母的工资收入总数当时是全学院较高的,但父亲爱请客,只要各地的朋友来见他,无论因公因私他都要宴请,无一例外。加上他非常喜欢买书,北京及各地书店都常给他寄来内部特供的新书目录,价格很高,他都要买到手。因此,薪水往往不够用,有时还要向学校借支。母亲总为此头疼。
    父亲一生并无其它爱好,仅仅酷爱藏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带我到旧书店淘旧书。当时武汉三镇所有的旧书店,哪怕角落里的小小书屋,他都了如指掌。学校分给父亲专门的办公室,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比较大,别人只有一间,他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书房,里面挤满了书架,上面的中、英、日、法、俄、德文书籍以及各类画册多到了极难抽出来的地步。我总是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书,乐不思蜀。
    多才多艺
    父亲是农民出身,加之又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他很会种地。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番茄、丝瓜、南瓜、马铃薯和红薯。一畦地,弄得整整齐齐的,每日浇水、施肥,还扎了支架,收成颇丰。
    父母的一生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每天清晨,如果没有课,吃过早饭,父母就各自到自己的书房,坐下看书,写作,除吃饭外,一直坐到深夜。有一次,母亲看到我坐在楼梯口,听着别人家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就去同父亲讲,家里才买了一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父亲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有一回,我正在哼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曲子,他偶然走过听到了,脱口而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部作品是以俄罗斯民歌为基础旋律的。”我很吃惊,因为平时从未听他讲过音乐什么的。
    父亲喜好绘画,家中藏有如:徐悲鸿、潘天寿、关良、吕风子、关山月、黎雄才等许多著名画家不同时期送给他的画和一些古代绘画真迹,还有不同时期收集的,也有不少是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古董如铜镜、瓷器、陶罐、水晶石、牙雕文具、烟具、图章等等以及大本中外珍贵邮票集,其中有一张清朝的“龙票”等等,“文革”期间,全部被没收,后来再也没有退还。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参观,记得许多先生们都在一旁陪同。当我们走进雕塑系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做人体雕塑的习作,当时,我还处在学龄前,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说:“好丑呀,怎么不穿衣服呢?”逗得众人大笑。回家后,父亲很耐心地告诉我,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必须先要有坚实的人体解剖基础,才能理解着衣人物的动态和造型。还说,人体本是世界上最美的造型之一。
    
 

    
    1965年岑家梧一家在北京最后一次合影 
    做人
    堂伯父岑廷树的第四个孩子岑啟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只身回国,先在复旦大学附中学习,后来考入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父亲对他视同己出,但对他也同对我们一样严格,父亲常以他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三个,他说:“我的出身十分贫寒,年轻时,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做什么事,就要认真做好。
    父亲对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是崇敬和诚挚的,他常对我们提到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的陈序经教授,称他为恩公。60年代他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等几本东南亚史研究著作,很兴奋,马上用画报纸将封面包好,怕弄脏了,还用毛笔写上了书名。
    每逢过年,父亲都要给远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教授寄上武汉的特产和礼物,以感激恩师的教诲与栽培。
    他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同原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姚薇元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儒教授、世界史专家吴于谨教授等交往甚好,父亲去世后,于1978年补开的平反大会草草召开时,这几位老教授徒步从武汉大学走了一二公里路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迟到的追悼会。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吃稿费”
    父亲每次拿到稿费,总是高兴地带着全家去汉口武汉饭店和扬子江饭店大吃一顿。他幽默地称之为“吃稿费”。有时稿子已发:稿费还未寄来,他就同母亲商量,先吃了再说,等稿费寄到,再填补家用。
    父母的工资收入总数当时是全学院较高的,但父亲爱请客,只要各地的朋友来见他,无论因公因私他都要宴请,无一例外。加上他非常喜欢买书,北京及各地书店都常给他寄来内部特供的新书目录,价格很高,他都要买到手。因此,薪水往往不够用,有时还要向学校借支。母亲总为此头疼。
    父亲一生并无其它爱好,仅仅酷爱藏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带我到旧书店淘旧书。当时武汉三镇所有的旧书店,哪怕角落里的小小书屋,他都了如指掌。学校分给父亲专门的办公室,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比较大,别人只有一间,他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书房,里面挤满了书架,上面的中、英、日、法、俄、德文书籍以及各类画册多到了极难抽出来的地步。我总是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书,乐不思蜀。
    多才多艺
    父亲是农民出身,加之又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他很会种地。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番茄、丝瓜、南瓜、马铃薯和红薯。一畦地,弄得整整齐齐的,每日浇水、施肥,还扎了支架,收成颇丰。
    父母的一生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每天清晨,如果没有课,吃过早饭,父母就各自到自己的书房,坐下看书,写作,除吃饭外,一直坐到深夜。有一次,母亲看到我坐在楼梯口,听着别人家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就去同父亲讲,家里才买了一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父亲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有一回,我正在哼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曲子,他偶然走过听到了,脱口而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部作品是以俄罗斯民歌为基础旋律的。”我很吃惊,因为平时从未听他讲过音乐什么的。
    父亲喜好绘画,家中藏有如:徐悲鸿、潘天寿、关良、吕风子、关山月、黎雄才等许多著名画家不同时期送给他的画和一些古代绘画真迹,还有不同时期收集的,也有不少是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古董如铜镜、瓷器、陶罐、水晶石、牙雕文具、烟具、图章等等以及大本中外珍贵邮票集,其中有一张清朝的“龙票”等等,“文革”期间,全部被没收,后来再也没有退还。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参观,记得许多先生们都在一旁陪同。当我们走进雕塑系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做人体雕塑的习作,当时,我还处在学龄前,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说:“好丑呀,怎么不穿衣服呢?”逗得众人大笑。回家后,父亲很耐心地告诉我,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必须先要有坚实的人体解剖基础,才能理解着衣人物的动态和造型。还说,人体本是世界上最美的造型之一。 
    

    
父亲岑家梧二三事
  作者:岑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9-09 | 点击数:2270
 

    
    1965年岑家梧一家在北京最后一次合影 
    做人
    堂伯父岑廷树的第四个孩子岑啟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只身回国,先在复旦大学附中学习,后来考入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父亲对他视同己出,但对他也同对我们一样严格,父亲常以他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三个,他说:“我的出身十分贫寒,年轻时,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做什么事,就要认真做好。
    父亲对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是崇敬和诚挚的,他常对我们提到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的陈序经教授,称他为恩公。60年代他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等几本东南亚史研究著作,很兴奋,马上用画报纸将封面包好,怕弄脏了,还用毛笔写上了书名。
    每逢过年,父亲都要给远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教授寄上武汉的特产和礼物,以感激恩师的教诲与栽培。
    他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同原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姚薇元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儒教授、世界史专家吴于谨教授等交往甚好,父亲去世后,于1978年补开的平反大会草草召开时,这几位老教授徒步从武汉大学走了一二公里路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迟到的追悼会。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吃稿费”
    父亲每次拿到稿费,总是高兴地带着全家去汉口武汉饭店和扬子江饭店大吃一顿。他幽默地称之为“吃稿费”。有时稿子已发:稿费还未寄来,他就同母亲商量,先吃了再说,等稿费寄到,再填补家用。
    父母的工资收入总数当时是全学院较高的,但父亲爱请客,只要各地的朋友来见他,无论因公因私他都要宴请,无一例外。加上他非常喜欢买书,北京及各地书店都常给他寄来内部特供的新书目录,价格很高,他都要买到手。因此,薪水往往不够用,有时还要向学校借支。母亲总为此头疼。
    父亲一生并无其它爱好,仅仅酷爱藏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带我到旧书店淘旧书。当时武汉三镇所有的旧书店,哪怕角落里的小小书屋,他都了如指掌。学校分给父亲专门的办公室,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比较大,别人只有一间,他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书房,里面挤满了书架,上面的中、英、日、法、俄、德文书籍以及各类画册多到了极难抽出来的地步。我总是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书,乐不思蜀。
    多才多艺
    父亲是农民出身,加之又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他很会种地。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番茄、丝瓜、南瓜、马铃薯和红薯。一畦地,弄得整整齐齐的,每日浇水、施肥,还扎了支架,收成颇丰。
    父母的一生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每天清晨,如果没有课,吃过早饭,父母就各自到自己的书房,坐下看书,写作,除吃饭外,一直坐到深夜。有一次,母亲看到我坐在楼梯口,听着别人家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就去同父亲讲,家里才买了一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父亲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有一回,我正在哼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曲子,他偶然走过听到了,脱口而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部作品是以俄罗斯民歌为基础旋律的。”我很吃惊,因为平时从未听他讲过音乐什么的。
    父亲喜好绘画,家中藏有如:徐悲鸿、潘天寿、关良、吕风子、关山月、黎雄才等许多著名画家不同时期送给他的画和一些古代绘画真迹,还有不同时期收集的,也有不少是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古董如铜镜、瓷器、陶罐、水晶石、牙雕文具、烟具、图章等等以及大本中外珍贵邮票集,其中有一张清朝的“龙票”等等,“文革”期间,全部被没收,后来再也没有退还。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参观,记得许多先生们都在一旁陪同。当我们走进雕塑系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做人体雕塑的习作,当时,我还处在学龄前,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说:“好丑呀,怎么不穿衣服呢?”逗得众人大笑。回家后,父亲很耐心地告诉我,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必须先要有坚实的人体解剖基础,才能理解着衣人物的动态和造型。还说,人体本是世界上最美的造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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