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方老师斑白的两撇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还有他说话的神韵。方老师语速很慢，身体不适时更是声若游丝。慢却稳妥，说话办事，一二三四，有条不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别人跟方先生说话，颠三倒四说了一大通，搅得人发晕。方先生一直垂睑静听，面无表情，简直像走了神。可等别人一说完，方先生马上应道，你刚才说的是三件事，第一件……再乱的一团语言麻绳，也被他轻描淡写理清了，桩桩件件、分门别类给答复。我在旁边见了，折服不已。
    方先生荣衔颇多，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备受各方尊重，可你平时与他交接，从没见到他多么高调和张扬。听头衔明明炙手可热，观其人，却到底只是冷清角落里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这个人，一点儿没有“气焰”，却热度逼人。你禁不住要惊叹：他是怎么做到的？
    生平简介：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人。195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人大佛学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佛教学者。
    主要著作：《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法藏》、《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出版有《方立天文集》（六卷本）。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1933年3月，方先生出生在浙东的农村。方立天一直记得他小时候摸鱼的那条小溪，还有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的烧香拜佛，半夜里叫他起床，走四十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佛像后面那个神秘的世界，如一颗种子，就此埋入了方立天幼小的心灵。
    这个乡下孩子没受过像样的基础教育，读小学的时候正在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书读得断断续续。1949年，他刚刚从永康县初级中学毕业，常规的求学历程被打断了。1950年春，方立天来到上海，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短期学习，然后留校工作。
    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在教务科打杂，当过校长文书，给领导写材料，也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过助教，上过中共党史等课，辅导过政治经济学等政治课程。那些杂事，方立天一言以蔽之，曰“浪费时间”。他风华正茂，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并为此担忧了。
    期间，因为干部学校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老战友，方立天被派去复旦大学听课。他生性沉静寡言，独好读书。去复旦旁听，是他在干部学校工作期间，难得的一个美好记忆。
    方立天至今还记得1956年某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有条半个巴掌大的通知，是当时行政院的通知，欢迎大家报考高等院校，其中在职青年参加高考的，任何单位不得阻止。当时方立天还不清楚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但对好学的他来说，这就是政务院专门发给他的通知。
    方立天的目标是北大哲学系。他沉静好思，自然地倾心于理性思辨的哲学专业，至于学校，他要报考最好的。
    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方立天分析了一下形势：政治、语文，没问题；历史地理，加紧学习也能过关；最怵的是作为参考的数学。他想，既然只是参考分，大概只要不考零蛋就行了，他因此决定放弃自学高中数学，只把初中学过的数学复习一遍。他还准备了一篇作文范文，居然押对了题。
    那一天，方立天一进宿舍，看到桌上摆着自己的一封信，来自北大招生办，他双手一拍，好，中了。果然如愿以偿。他当即出门买了套新衣服，请假回了趟家，就意气风发地北上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洪谦、郑昕、张岱年、任继愈、任华等人都还在站讲台，图书馆藏书国内第一，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即使在冯友兰靠边站之后，作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方立天还是有机会与冯先生有较多的交往。在踏入学术殿堂之初，就有机会亲近先哲，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这为方立天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石。
    在北大5年，其实正经上课的时间不到两年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方立天不是风流人物。一来他出身地主，二来还有“污点”。1959年，他参加北大和人大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去考察河南、河北等地的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较真的方立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把四亩地的水稻移植到一亩地里，这样“放卫星”，不是弄虚作假吗？方立天提出质疑，结果是北大因此开了他的批判会，方立天淡淡说：“开批判会的时候要求我做笔记，我很硬的，我不服。本子有多大，我在上面打的问号就有多大。”好在他没有反党言论，当时定性属于粉红色道路，还不算白专。但批判的人也说了，粉红色更坏，更有欺骗性。
    政治“落后”，是没办法的事了。但方立天从不放弃学习。只要一有机会，就泡在图书馆人文阅览室。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方立天就坚持两点：第一，做人不能坏，把握住这个度，不留下人生污点；第二就是要学习，他坚信，现在这样的形势是不正常的，以后总会变化的，现在好好学，以后总有一天能用得上。这道理，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但心里的主意却是坚定明确的。无论是大学求学阶段，还是后来工作期间，方立天都严守这两条原则。
    毕业是在1961年，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即使这样，方立天也不乐观，出身不好，政治上又不是“进步人士”，他很苦闷也很消沉。毕业生可以填四个分配志愿，方立天填的一水儿青海。
    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哲、西哲各一人，其中中哲的人，就是方立天。
    方立天总结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两个转折点，一是考上北大，二是分配到人大。这样专业对口，以后没浪费时间。方立天的另一个总结是：人生浪费的两段生命，一是1950到1956年，二是文革十年。
    人从巧计夸伶俐
    天自从容定主张
    到了人大工作，除了教学以外，还要搞科研。中国哲学史时间跨度那么大，得有分工，中国哲学教研室便开会，要大家各自敲定研究领域。先秦、宋明都有人认领，唯独魏晋南北朝没人要，皆因那一时期思想太乱，研究难度大。方立天一权衡，没人做的更好，我做，就是要做难的，别人做不了的，这样做好了，无人能比。而且自己在北大学过，有基础，应该能拿下。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文人风流、佛教大兴的岁月。
    魏晋时期的思想，基本上由道教和佛教两分。或许是因为童年的浸染，研究过程中，方立天对佛教更有感觉。他真真是有心人，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以后做中哲的人肯定越来越多，竞争也必然越来越激烈，自己如何能够突出呢？不行，除了中哲，自己还要有另外一手。一手中哲，一手佛教，学术的饭碗就端稳了。
    可是，研究佛教，谈何容易？马克思已有定论，宗教是鸦片。不管是否是误译误读，在当时，鸦片就是宗教的定性。方立天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在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里，出家人还在传授佛教课程。方立天便每天从动物园坐15路公交到宣武门，步行到法源寺旁听佛教课。这还得悄悄地，瞒着单位。而僧界对方立天这样的“另类”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担心方立天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教师愿意来寺学习，很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冬天就要来了。当时的副院长周叔迦很慈悲，便允许方立天住到寺院。由此，方立天得以有机会亲近佛学院虞愚教授以及法尊、正果、明真、观空等法师，较为系统地学习佛教的历史、理论、典籍和仪轨。尤其是周叔迦，亲自给他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在寺里与出家人比邻而居，一住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界也有了实际的认识、同情的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毕竟是讲道理的，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但是他短暂的寺院生活在文革时就成了一条罪状，大字报批方立天，说，高校教员去寺院那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居心何在！
    从寺里回来后，方立天又自己摸了两三年，渐渐摸出门道来了，开始做个案。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僧肇，一个个做将开来。
    方立天为人谦和冲淡，温和有礼，心性却很高。他刚进入学术圈，就给自己立目标，写文章专挑最好的地方发表。宁可少发，一定要在最高级的杂志发。他也知道这样要求高，可能出成果慢，但他不怕，他知道，在顶级杂志发的文章，一篇顶很多篇。方立天到老了，不无得意地总结说，现在看起来，这些思路都是对的。
    当时他就盯着《哲学研究》、《新建设》、《人民日报》三处。因为用心，居然每稿都中，从此信心大增。
    1964、1965两年，他一口气发表了五六篇论文，其中学术处女作《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建设》上，另有《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僧肇的形而上学》、《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与批判》等。有一个小例子可以佐证方立天当年的论文质量。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一天，方立天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到身后有人感慨说，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杂志，翻译刊登大陆的论文，迄今只有三篇，一篇是侯外庐的，一篇是……方立天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吓了一大跳。这才知道，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5期上的《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影响早就传到了国外，而他在江西参加体力劳动，对此一无所知。
    两年间刚崭露头角，文革爆发了。期间他下了三年干校，在江西打石头。当然想看书，可怎么敢啊？尤其还是佛教的书，更是想都不能想。方立天暗地里思忖，形势如此，自己也不能拧着来。至少可以通过劳动，把身体锻炼好，延长生命，也是重要的。他总要等到世界变化的那一天，有好身体撑着能干点事儿。
    当时对于干校的政策，原则上是就地消化。方立天感慨说，这时候就看出领导的能力和水平了。人大的崔校长给江西地方介绍情况，很“客观”地说，人大这帮下放人员有“三多”：老干部多，工资高的多，年龄大的多。江西一听，不干了，崔校长就这样不动声色保护了队伍，使得人大学者没被打散，又整个儿回到北京。方立天说，这可以算人生另一个小小转折。如果真的留在江西，以后的学术道路怕是又不同了。
    回到北京后，人民大学奉命解散，教师员工被拆散分解到各校。哲学系整个并入北师大。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满拧，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他努力锻炼身体，默默地思考，静静地等待冰消雪融的那一天到来。
    春日才看杨柳绿　
    秋风又见菊花黄
    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文革结束了，人大恢复，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我请方先生用一句话描述自己，他回答：从不浪费时间。
    在人大图书馆，方立天是个“名人”。他一大把年纪了，还每天背着书包，到图书馆里看书。一开始也有心理障碍，毕竟旁边坐的都是学生，但他能放下架子，他喜欢图书馆，图书馆好啊，有气氛，可以集中精力，看书效果大大不同，时间也有保障，不会有人找上门来敲门，别看这事那事的琐屑，吞噬起生命来，却是最有力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关门。久而久之，图书馆方面也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这样一来，他就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海阔凭鱼跃了。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一来，佛教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二来，很多名词概念生僻难解，万不能望文生义。最后，佛教派别很多，一派和一派的观点都不一样，佛教又太开放，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保留，导致大藏经卷帙浩繁，让人头疼。
    记者问，佛经难读，怎么办？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肇论他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记者又问，佛教难治，怎么办？方立天又给了个笨答案：体会。佛教虽然也有理论性的，比如唯识宗，八识就是心理分析，要心理学基础，但主体部分，还是要有生命体悟在其中。
    说到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方立天本来是可以极骄傲的，他的《佛教哲学》一书，可以说树立了中国佛教哲学的范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严肃的学术专著竟上了地摊。这并不是他唯一被地摊盗版盗印的书，方立天的书架上，就有一本《中国佛教和传统文化》，作为“莫须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方立天点点头，说，嗯，印得还不错。
    但方立天自己最看重一本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当年为了这本书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佛学界和哲学界最大的头头脑脑们一齐亮相，盛况空前。方立天自称是“一本书主义”，他学术起步时就想着要写这么一本书，他在中哲、文献、历史方面所做的全部思考、资料的准备，最后都是为了孕育一本代表作。《要义》一书，他前后写了15年。如他所愿，他成就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本书”——当今但凡做佛教哲学研究者，都绝不可绕过的一本书。
    一个人的人生，可以“尽在自己掌控中”吗？两千多年前的印度人乔达摩?悉达多也许会回答，是的。放下王子人生，独创佛陀人生。对于这个问题，方立天也可以回答，是的。以一本书为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