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朱自奋报道 “我答应过哈特曼教授，在中国建立印度学研究。这是承诺，一定要实现。”复旦大学光华楼办公楼里，记者见到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刘震。这位留学德国，主攻古典佛学研究以及吠陀课程、中古印度语文献等冷门领域的“70后”青年学者，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爽朗而沉稳，言谈中隐隐透出一种学术使命感。平时在复旦教“印度文学史”、“印度宗教典籍导读”以及梵语等课程，研究的是印、藏、汉佛教文献比较等冷门专业，刘震完全不受当下日见浮躁的大学学术环境的影响，只是定下心，兢兢业业地埋头耕耘，将他的学术视野牢牢专注在他钟爱的印度学领域。 走上印度学研究的道路，对刘震来说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身为上海人，刘震高分考取当年最热门的经济专业，毕业后进了一家银行工作，但这份常人羡慕的高薪、安稳的工作令他深感无聊，想换个环境，去德国留学。刘震被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系录取，出于对佛教的好感，他打算将印度学作为一门副修课程。但是当他在开学前去印度学系咨询有关选课信息时，与系主任哈特曼教授的一番谈话，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印度学成了他的主修专业，哈特曼成了他的硕士和博士导师。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刘震对印度学范畴下的佛教以及佛教之外的印度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那个广阔绚丽的崭新世界所折服。“德国的印度学流派不胜枚举，但我还是误打误撞入了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个门派。”刘震在德国印度学谱系中是属于吕德斯、瓦尔特施密特那一派（即兼治佛教写本和印度艺术史的），后者的学生中有季羡林、施林洛甫和贝歇特等知名学者，而施林洛甫和贝歇特正是他导师哈特曼的导师。“比起之前在国内的时光，这七年可说没有虚掷。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朋友。” 刘震的导师哈特曼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学家、藏学家和佛学家，也曾修过汉学。他将瓦尔特施密特所倡导的梵、巴（利文）、藏、汉综合写本研究方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刘震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弥勒下生成佛经〉———各个版本的比较并附梵本的德译》，读博期间，哈特曼给他一个在吉尔吉特发现的梵文佛经写本《长阿含经》中的一部经———《修身经》的扫描件，要求刘震读出写本中的每个字母，并做翻译、整理、研究。哈特曼每周固定雷打不动地开设一次专门的研讨课，让刘震宣讲他所翻译整理的梵本和译文，全体师生一起讨论———这样的形式很像我国古代的译场。经过两年努力，刘震的博士论文《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终于完成，其汉译本于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刘震还对印度学中最濒危的两个方向感兴趣：吠陀和中古印度语，为此刘震付出了艰辛努力，但他乐在其中，笑言“如有来生，仍愿继续研究印度学”。从事这样一般人看起来冷门的学科，对刘震来说，有任何意义？“首先是基于纯粹的学问———比如，语文学（philology)的兴趣。纯粹的学问是一门宗教，它让人内心纯净，它不是谋生的手段，而需要人们为之奉献。”刘震说，“其次，我答应过教授，在中国建立印度学。这是我的承诺，一定要努力实现。” “当初选择学印度学，是因为希望可以由此深入学到佛学。但后来发现，印度学最好能发展一些非佛教的因素，因为佛教太强大了。如果开一个世界梵语大会，到会的人可能都是某一届世界佛学大会的成员。而印度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关注很多东西，佛教太强的话，其他方向会受抑制。” 刘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评价很平和：“我仍只是一个佛学家，我的研究中最深入的是佛教研究。印度学的这两个研究方向是自己的兴趣，但研究水平还不能称达到国际学术水准。” 刘震谈到印度学在全球范围内处在逐渐衰弱的状态。“印度学的中心在德国。而德国这个学科也衰弱。我今年五月回了一趟慕尼黑，去听教授的课。教授告诉我，他的课上只有他一个德国人，听课的学生都是亚洲人，且主要是中国人。”刘震说：“现在德国大学里也有许多来自欧陆之外的、跟院系自身没关系的项目，参加者只需用英语就可对付，比如佛教心理学之类的题目。乐于坐冷板凳研究文献的人越来越少，而表面花哨，能整来钱的项目越来越多。以古典学为基础的那些传统专业在欧洲已岌岌可危，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都放弃了将母语作为学术语言。很多研究古典学及其衍生专业的德国学者对未来很沮丧，有不切实际想法———希望那些在德国都无法生存的专业能够移植到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有钱，人多，有聪明的学生。” 谈起印度学研究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刘震认为，中国和印度是几乎对等的文化体。但中国对汉学的重视，相比对印度学的态度，如须弥山之于芥子。汉学和印度学在国外是几乎对等的学科。在日本，有为数众多的人在搞印度学，而在中国，尽管中国跟印度有那么多文化联系，但印度学在中国几成绝学，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愿发展印度学，无非觉得难，因为它要求研究者从梵语学起。在德国学梵语不算稀奇，可在中国，目前拿到职位的梵语学者不到十个。” “除了印度，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化对中国有这么深的影响。你看我们平时说话有多少佛教词汇？比如刹那、业报等。佛教已完全融合在中国文化里。除了文化中无法回避的历史原因，也有很多重要的现实原因，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等领域。就学术研究来讲，中国如要成为一个学术大国，各学术门类需要齐全。但现在中国文科的学科设置有大问题。印度学的分类被归在外国文学里。填表时找自己的印度学专业，属于三级学科。在国外印度学是一级学科。”从德国留学回来之后，刘震来到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工作。院长葛兆光教授所倡导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研究特色很契合他自身的研究重点。 刘震的未来研究计划包括新疆和西藏地区新发现的写本研究，以及早期的汉译佛典研究。目前国内学者的早期汉译佛典研究这一块比较弱，因为既要涉及到佛经古典汉语研究，也要涉及到梵语研究。 眼下，刘震正在为印度文学经典《梨俱吠陀》的“真正意义上的汉译”作前期准备。“国外印度学起源于吠陀文学，这是印度学的根本。《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留在印度的第一本文献，在此之前古代印度文明没有任何文献留下。它保存了雅利安人在欧洲的记忆，也保留了雅利安人踏上印度土地的最新鲜的经历。《梨俱吠陀》在欧洲已被研究透了，在日本也有顶尖吠陀学家。但中国对吠陀研究不重视，也没人做。《梨俱吠陀》从来没有过完整的汉译本。第一步，我想从德译本参照梵文来译《梨俱吠陀》。” “要建立一个新学科，要从学科根本上讲究正宗、纯正。不能急功近利。希望我的翻译在社会上能引起一些人的兴趣，让后来人从此开始发展印度学。”刘震提到他在翻译的《印度文学史》，有关印度艺术史的《图像与叙事》，有关耆那教的《从弃绝到解脱》等著作，说：“我们这批人，在中国印度学研究中，是属于起奠基作用的人。真正要在世界上达到有话语权，还要一两代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