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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红学翻译的大悲之年，7月英国大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病逝，11月23日我国文学翻译界巨擘杨宪益先生仙去。我拜见杨先生是1995年，我的博士同学尹飞舟领我去他住的友谊宾馆谈他的《红楼梦》译本交移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之事。那是金秋的一个下午，天气特别好，他家似乎跟他的性格一样，朴实自然。杨先生夫人戴乃迭当时已身体欠佳，全靠杨先生照顾，杨先生见了我们两位晚辈，兴致很高，邀我们陪他喝酒，戴乃迭看到我们喝酒，有说有笑，用英文跟杨先生说：“为何不给我一杯？”，杨先生得知我喜欢诗并在做研究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论文，鼓励我说艾略特值得深入研究，随即签名送了我两本书：《近代英国诗钞》与《译余偶拾》，并将自己写的诗的手稿（用老式打字机输出）以及一份报道他与夫人戴乃迭的英文版报纸《北京情景》（Beijing Scene）送给我。近日我重阅这份报纸发现杨先生驾鹤仙去之日，与这份报纸的1995年11月23日至12月7日版竟是偶合。中国翻译协会在2009年9月17日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授予杨宪益，认为“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这个评语是中肯的，但他本人对此类荣誉并不看得很重，在1995年获中国作协老翻译家彩虹翻译荣誉奖他就有诗解嘲：“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躇语未工。恰似彩虹容易散，须臾光彩便成空。”他觉得这些荣誉似彩虹，光彩须臾就会散掉。事实上，杨宪益与戴乃迭两位先生为中国翻译事业所做的贡献应该说已经载入史册并将彪炳千古。 杨宪益于1915年1月10日出生在天津的一位望族家庭，他父亲是当时的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是天津最富有的资本家。杨先生在他的英文自传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在大陆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说道，他母亲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孩子长大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但他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生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果然他是家庭的唯一男孩，且他五岁时父亲就病逝了。他写道：“在过去七十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经历一辈子的坎坷人生之后，他以白虎星自嘲颇有几份命运之缘，他的一生富有戏剧性。应该讲，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比同时代绝大多数同龄人幸运。尽管他父亲在他年幼时去世，但给家里留下巨额财产。由于他是家中惟一的儿子，怕他遭绑架，他在十二岁前不许出门上学。家里为他专门请了私塾老师，塾师教他儒家经典、重要的中国古代作品，并教他写旧体诗。当时中国已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许多新式学校对儒学典籍与古文不那么重视，杨家为了儿子的安全，却让他得以饱读旧学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他十二三岁时在他生母的坚持下，终于进了英国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这所学校师资力量强大，校长哈特博士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先上了一年预科，然后在此读了六年，该校的大部分课程如英国文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地理和数学用英国课本，由英国人讲授。由于基础好和天赋高，他的学习似乎没花多大力气就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他家为他还请了一位家教，教他英文与数学，不料那位女教师冯太太恋上了比她小十二三岁的这位少爷学生。家里为了阻止这段不正常的恋情，决定提早送他出国。这个阶段他还杂览大量中西名作，从英文版的司各特、华兹华斯、雪莱、拜伦、格林兄弟、大仲马、安徒生、王尔德、儒勒·凡尔纳、斯蒂文生、朱赛贝·马志尼等人的作品到中国的老子、庄子、墨子、列子以及当时流行的黄遵宪的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每个星期天这位杨家少爷都要带妹妹与仆人浩浩荡荡上街买书，因此他以后扎实功底的中西学问是练了童子功的。到英国去后，他便投入发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状态中，因为他要决心考进英国最好的大学牛津大学。经过五个月的刻苦补习，他居然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笔试。可主考官在面试时发现他五个月竟然做到了英国人通常需要准备七八年才能通过的考试，他不敢相信这位亚洲青年人的本领，认为他仅是侥幸考过的，故以名额有限为由让他推迟一年才正式入学。当年他乘船来英国是经日本、美国和加拿大，那趟旅途让这位关在家里养的少爷已经大开眼界。从1935年夏天到1936年春天这段时间，即他推迟上牛津大学这阶段，他呆在欧洲时间偏多，趁机游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名胜古迹，其中有一次旅行近一月之久，旅游地点包括：直布罗陀、阿尔及尔、里斯本、西西里、马耳他、希腊，还有爱琴海、伊斯坦布尔和埃及，他乘坐头等舱，舒服顺利，这次游历更增长他的见识与奇遇。他在自传提到他在埃及的金字塔有位占卜师预测他不久的将来有位美丽的英国女孩等待他，并将为他憔悴，无限美好的未来会等着他们，他们也会有异乎寻常的经历。果然后来他在牛津遇到了美丽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他们相识相爱相守一生并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故事。发生在杨宪益身上的故事被中外算命先生皆言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游览总是相得益彰，是人生宝贵财富，青年时期有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将会受用终生。这些珍贵的人生见识在杨宪益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就享有了。他在牛津念的是希腊文与拉丁文专业的荣誉学位，他须先学完两年的希腊文与拉丁文再学两年的英国文学方能取得荣誉学位。他于1940年顺利地拿到了学位，他的名字还登在英国《泰晤士报》上，这在当时可谓殊荣。他家境富有，用不着为稻粱谋，读书于他基本上凭兴趣和靠天分，从小到大很少为考试得高分而刻苦过，因为成绩好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也不想得高分而留英国工作，他的生命意义在祖国。他在牛津当然也读了许多好书，但他也不是整天泡图书馆的书虫，他兴趣广泛，牛津学术思想滋养他热爱正义与自由的精神，大学期间他热情参加各种活动，当时日本入侵中国，他热心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中国学会扩大影响来打败日本学会在伦敦的影响，还办《抗日时报》与《再生》油印资料，他还为抗日宣传写剧本《平型关》、《紫漠黄昏》（以吴王迷恋美女西施导致亡国故事而创作的英文三幕剧）。他在自传中写道：“从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抗日宣传工作。我当然没有时间准备荣誉学位的初试。当时我对从事学术工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由此可见他人在海外，心系国内抗日，爱国赤子之情俱现。他在牛津还结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中外师友，如与他的英文导师爱得蒙德·布伦顿成为他的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边喝酒边谈学问，布伦顿鼓励他的诗歌爱好。此时他已经读了许多英国诗，从英国中世纪的诗一直读到了19世纪末。在读英国诗的过程中，他想到将中国著名的长诗《离骚》译成英文，他竟然用英文格律诗的英雄对偶体来翻译。他在自传中说：“我用英国的英雄偶句体形式来译《离骚》，出于兴趣，我模仿了德莱顿的风格，对此我自己很得意。这是我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后来，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我的这部译作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对这部译作很看重，这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译作，此外也许是他向他的老师布伦顿和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杨宪益，周总理说杨宪益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毛主席与他握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宪益的翻译主张，所以他一生译过文学作品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有诗、散文和小说，还有历史名作。杨宪益在牛津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爱情，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的美丽英国女孩，她长的真像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相识后他们深深爱上了，此后她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戴乃迭。 他们牛津毕业后，这位姑娘跟着杨宪益回到中国，并与他结婚生子，饱经各种困苦甚至在“文革”时坐牢，杨宪益的翻译成果大多与她合作而成，这段中西合璧的传奇婚姻也成就了中外翻译史上的传奇佳话。后来有人问起戴乃迭为何当时选择杨宪益，她回答说杨宪益聪明、调皮、好玩，靠得住，还说过与其说爱上杨，还不如说爱上中国文化。确实，杨宪益有着中国古代名士的风范，怎么不迷倒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女郎？此外，我在戴乃迭的自传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他（杨宪益）是（中国）协会主席。起初我几乎给他吓了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从中可见爱自己祖国的人会赢得美丽姑娘的尊敬与芳心。他们有了六十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戴乃迭在1999年11月去世，杨宪益写下满怀深情的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当年这对异国青年男女的结合需要克服多大文化差异、国家之间生活条件的差别，他们的爱情在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居然历经战争、“文革”等各种磨难还能白头偕老，恩爱始终。大画家也是杨氏夫妇的好朋友黄永玉给他们画一幅漫画，画中一只提着酒杯的狼拥着端着酒杯的绵羊深情款款，画中题词：“老杨说：我们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不是很好嘛？”这令我想起当前一首流行歌曲《狼爱上羊》，歌中写道：羊说不要客气，谁让我爱上了你，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我都会陪伴你。就这样他们快乐的流浪，就这样他们为爱歌唱。……狼爱上羊啊并不荒唐，他们说有爱就会有方向。西人有言：爱之树常青，除了情感与欲望相吸之外，更重要的要有深刻交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肉体与精神双重结合，我想用此话来解释杨、戴的这对人间仙侣应该是有道理的。 1994年末杨宪益给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并附上自己的注解：此是近年自撰挽联，然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故陶诗诗云：“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这是他对自己的谦虚评语，也是饱经沧桑之后对世事的嘲弄。然而，纵观他的一生，无论世事多么的艰难，命运有时对他有多么的不公，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里举几个例子：在牛津做学生时为抗日宣传出钱出力，他牛津毕业后国内正值抗战，他已与戴乃迭恋爱，本可以申请留英。后来又收到哈佛大学来信，要他到哈佛做助教，还可以继续他的古典学术研究，可他还是回绝了，毅然带着他的英国爱人穿越德军封锁以及日军检查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对新中国和共产党充满感情，解放前夕国民党的教育部长要他一家人跟他乘坐同一班飞机走，但他拒绝了。在抗美援朝时期，他一家倾其所有来为国家买飞机，为了凑足四万元，竟然将戴乃迭的结婚时的戒指等婚饰都卖了捐赠国家。哪怕他与戴乃迭在“文革”期间受冤枉被关进监狱四年，儿子受牵连精神失常自杀，他都没有因此对国家和党失去信心，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工作中去。他对自己的名利看得很淡，他翻译了那么多的书稿，也没有得到多少稿酬，有时还将自己的译作拱手送给他人。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充满幽默睿智，心境似乎平静如水，但平静的外表隐藏着一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与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在牛津时他领导中国学会与日本人的日本学会斗，解放前他跟随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斗，“文革”中他与造反派斗，为此他付出代价但义无反顾。他的好友、著名诗人邵燕祥说：“杨宪益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疾言厉色。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有风骨。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精神、风骨、节操；浸润西方文化多年，他得到了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 有一次记者采访他时将他与他的朋友牛津同学钱钟书比，钱先生埋头他的学问，而他忙得事较多，学问上损失了，他是否为此后悔。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才能也不一样，我的才能不是很高，不是了不起的大天才。所以成就也就有限的很。可是要比较起来，如果我要是“闭户不闻天下事”，只是读书的话，我想我可以做到跟钱钟书一样，我可以做的到。至于写小说——我没有试验过写小说，我不敢说我一定能够达到老舍的标准或者沈从文的标准，我不敢说。不过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总觉得我自已是——就是这个时代造成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这个时代，一上来就碰到了一个抗日战争。做中国人怎么能不爱国呢？怎么能对抗日战争没有感觉呢？一定要投身进去。我不能够耍枪杆子，只能够帮着摇旗呐喊，摇旗呐喊也要费时间，所以我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也是想参加，我也只能够作一个地下民主党派做了一点事，也浪费了一些看书的时间或者写东西的时间。不过我也不后悔这个事。”这正是杨先生的性格的真实写照，他属于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读书人。不过，认真阅读他当年送给我的这本学术论文集《译余偶拾》，这里所蕴藏的学术功力是可以追比钱钟书的，只是可惜他没有像钱先生那样持之以恒的做下去。这本学术论著是他1944至1946年在编译馆工作时写的一系列考据文字，起初该书命名为《零墨新笺》，涉及文史哲音乐等，横贯中西以及亚洲等文化之比较，你从书中文章的标题就可见其新颖：《拓枝舞》的来源，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中国青瓷的西洋名称，隋代的康国都城等。其中有好些文章是有新的发现，例如，在《李白与〈菩萨蛮〉》一文，人们多年来认为《菩萨蛮》词牌取自李白的最早一首词《菩萨蛮》，而他翔实考证，认为《菩萨蛮》是古代缅甸方面的乐调，由云南传入中国。《杨宪益传》的作者雷音对此感叹说：“初读这些短小精悍的论文，即被它学问的深广和所向披靡的气度所摄服。杨宪益就像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专找‘王母娘娘’这样的大人物比一比高低。他不畏惧伯希和、沙畹、白鸟库吉、藤田丰八这样的汉学‘权威’，经常发表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他广泛涉猎到历史宗教文学民族地理音乐戏剧民俗……等不同的学术领域，真是学问无禁区，这个虎虎生气的青年人像古代武士一样拿着长枪短棒出入千年历史，横垮欧亚大陆，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自由穿梭，如入无人之境。”杨先生后来自述说：“那些年里，我是个相当多产的作者，有很多论文和译作问世。假如我一生中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得更久，我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课题的权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使我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从这些文章中可见杨先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历史学家庞朴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后惊叹“没想到杨先生这么有学问”。 杨先生有首诗云：“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是他谦虚的话，他从小跟私塾老师学诗，多年爱写诗，并与朋友唱和，称得上一位高水平的诗人。先生虽逝，他当年向我赠诗稿的情形如浮眼前，读诗念怀，诗如其人，天下许多事皆可入他的诗，但有两件事在他诗中犹显突出：酒与对时事的关注。请看如下几首： 友人过问近况并约外游以此谢之 整天烟满三居室，好似云埋一半山。 寒士每邀威士忌，老人常得美人怜。 即将西赴瑶池宴，何必东辞函谷关。 虽道长安居不易，房租幸喜不花钱。 诗中讲的事与好友相聚，他每天与夫人戴乃迭吸烟二至三包，他家中有好友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书画，画上有“带雨云埋一半山”句，他与朋友喝威士忌，杨先生自己说威士忌每瓶数百元，幸有外国友人供给。记得我那天在他家喝的也是威士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洋酒，故印象深刻。从上下文看，诗中“威士”与“美人”还有双关之意，他注释说该诗完成前不久受美国人奖金即中美文化交流奖。 敏如得句云“虎落平阳酒一壶”命续成一律 虎落平阳酒一壶，梦回身化老狸奴。 虽无肉吃能贪睡，没有人来便打呼。 三径就荒甘寂寞，一生难得是糊涂。 行年八十何称庆，家宴还须待五姑。 他跟我开玩笑说过，有酒有朋友，因此他的好朋友大多能喝酒，喝酒时常露出他率真的本性。有一次毛主席邀请一些作家和知名人士吃饭，他与一位作家端着酒杯到主席坐的那桌去敬酒，毛主席本人有些吃惊，因为此前从没有人敢越桌来给他敬酒，主席不太喝酒，幸好周总理起来跟他们俩喝了一杯。他一生历经坎坷，且能有如此成就，他乐意说自己糊涂，他的糊涂实际上是淡泊名利，在他人看来是糊涂，他自己也喜欢这种糊涂，他的另一首诗云：“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未糊涂，而且敢为人先，因此李景端先生称他是一个自称“糊涂”的明白人，此话颇有道理。 杨宪益毕生贡献最大的当属他将中国许多重要经典译成英语，其实他从事这项工作也是偶然。抗战时期他被文豪梁实秋邀请参加编译馆工作，梁实秋有很高的学术眼光，建议他英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此后他一发不休，在中国翻译界勤奋耕耘，成为译介中国经典著作到西方的成就最大翻译家。已出版的主要翻译作品有：中译英方面他与戴乃迭合译：《老残游记》、《离骚》、《长生殿》、《儒林外史》、《汉魏六朝小说选》、《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史记选》、《聊斋故事选》、《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白毛女》、《鲁迅选集》（1-4卷）、《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英译中方面：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与闻时清合译）、萧伯纳的《卖花女》、《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近代英国诗钞》。拉丁文与希腊文译成中文方面：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和平》、普劳图斯的《凶宅》、荷马的《奥德修纪》。法译中方面：法国的古典史诗《罗兰之歌》。他写了不少诗之外，还写了戏剧，在1950年代他还写了几部长篇历史小说《赤眉军》和《黄巾子弟》。不说杨先生社会工作的贡献，仅衡量他的翻译与学术贡献，人之一生，能够做到如此成就，已经够辉煌了。 学术界与翻译界目前对杨先生的研究大多限于他的《红楼梦》的英译，对他如此多翻译的研究涉及很少。即便谈他的《红楼梦》翻译，也缺乏深度的细读，且倾向将他与另一位《红楼梦》译者大卫·霍克斯来比试一番。杨宪益夫妇跟霍克斯是朋友，霍克斯在上世纪50年代读到杨氏的《离骚》译本就大吃一惊，曾开玩笑地说：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杨宪益夫妇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到1974年译成全书。霍克斯在1949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开始翻译过《红楼梦》，1970年他与企鹅出版社签订了翻译《红楼梦》合同，他在1980年完成前八十回翻译，分三卷出版，书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后四十回由他的女婿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在原书名的下面加了副标题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在1986年分两卷出版。霍克斯当年取这个《石头的故事》为书名，其中有个原因是为了避免与杨宪益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相别。能将《红楼梦》如此伟大的作品译成英文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能有中西两方杰出的翻译家们为其翻译，这是红学之庆幸。有人研究霍、闵译本要比杨、戴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大。笔者以为对这两部的译作要分出孰高孰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因为它们都很优秀，只是各自翻译风格不同而已。译界目前的评价总体认为：杨宪益中西学问功力深厚，在原文忠实程度上要强的多；而霍克斯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在文学语言展现上有更多的发挥，因此更受西方读者的欢迎。我找来这两个鸿篇巨制的译本来对读，发现它们在细节化的处理上有同有异之处，这里举几例： 题石头记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霍克斯译文： Pages full of idle words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16 杨宪益译文： Pages full of fantastic talk Penned with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mad, None his message hears. 这两首诗的译文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的句式结构、措词以及韵式都极为类似。杨译与霍译两个译本大多相差较远，也许这首诗是明白易懂，所以译本之间的可能的差距愈小。 上面这个例子在杨译与霍译中很难找，他们在翻译中表现出更多的不同。如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写道：一时王太医来诊了脉，疑惑道：“昨儿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虚浮微缩起来，敢是吃多了饮食？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外感却倒清了，这汗后失于调养，非同小可。”一面说，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宝玉看时，已将疏散驱邪药减去，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 霍克斯的翻译： The doctor arrived promptly and proceeded to take Skybright’s pulses. He appeared to be disconcerted by what he found. “Yesterday she seemed to be a little better,” he said, “but this pulse today takes us right back to where we started from- empty, superficial, faint, constricted. Now why should that be ? she must have been eating or drinking too much. Either that, or she has been worrying about something. The original attack was not a serious one; but failure to take care of oneself after perspiration has been induced can be very serious.” He went outside and wrote another prescription, which was presently brought in to Baoyu. Bao-yu noticed that the sudorifics and decongestants of the earlier prescription had been omitted and restorative drugs to increase the vitality and nourish the blood, such as lycoperdon, nipple wort and angelica, had been substituted. He gave instructions for the medicine to be made up immediately. 杨宪益的翻译： Presently Doctor Wang arrived and felt his patient’s pulse. “ She was on the mend yesterday—what has caused this relapse today?” he asked in surprise. “Has she been over-eating or tiring herself? Her influenza is better; but after sweating she hasn’t had a proper rest. The consequence may be serious.” He withdrew to make out a prescription, then brought it in, and Baoyu saw that it called for fewer drugs to counteract noxious contagions but more tonics such as pachyma cocos, rehmannia and angelica. 从两个译本比较可以看出杨宪益的译本简洁明了，非常忠实原文。霍克斯的译本显然添加了不少东西，在中药“茯苓、地黄、当归”的后面添加这些药的功效“restorative drugs to increase the vitality and nourish the blood”，人名“晴雯”采用意译“Skybright”。如果说霍克斯的译文在这里对中药的功效添加解释，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易懂，那么，在下面这段译文是否有点发挥过度？第四十八回中讲薛蟠遭柳湘莲痛打，薛姨妈请张德辉照看薛蟠。其中写道： 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 霍克斯译文： Zhang Dehui gave vigorous assurances of good intent, and having finished his meal, stood up and took his leave, stopping on his way out to add a few words to XuePan about arrangements for their departure: 这里为了体现张德辉的顺从，霍克斯在译文中添加了一系列的动作：stood up and took his leave, stopping on his way out to add a few words to XuePan about arrangements for their departure:（起身，告辞，中途停下，又告知薛蟠起程计划），这些对西方读者理解有助益，但似乎霍克斯帮曹雪芹创作，杨宪益依据原文译为一句话：Zhang promised to do so.我想西方读者根据上下文情节，也不会不懂吧？且有更多文学想象空间，文学语言许多时候不用把话说满，翻译也应该遵从原文传其精髓。 杨宪益先生走后，有人感伤地说杨宪益的病逝标志着翻译的一个时代结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很难再创造出另一个杨宪益，但他的榜样力量会留给我们很多启发与教育意义，我们如果在人才培养、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对外文化的翻译与传播等领域多下苦功，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