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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林志纯进入一所由父亲生前故友办的私塾学校就读，在此，他熟读《诗经》、《论语》、《左传》。此后，他对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日俱增。1922年至1925年，他进入福州工商学校高小，校长亦为其父故友，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其膳食。1925年秋，他入福建华侨中学师范科（现为福州市第二中学）学习，当时林志纯仅十六岁。为承担自己生活及学习所需费用，他在乡间一所小学担任教员兼抄写员。1928年初中毕业后，他进入福州商中师范科，1931年毕业，其间亦半工半读，维持个人及家庭所需。林志纯在贫苦中坚持求学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故多得亲友帮助。商中师范科毕业后，由亲戚介绍在福建法委会任事务员，该会设在福州商会。利用这个机会他又进入商会所协办的商立小学（后改名为福商小学，现为福州市第四中学）任教员，不久任校长，直至1938年春。此时，他虽然立志终生从事小学教育，但因抗战爆发，福州危急，学校必须迁徙，他才决定离职深造。1937年至1938年，林志纯开始学习英文，并从事写作和翻译与历史和国际时事相关的文章，发表于当时福建仅有的一两种杂志上。 1939年，林志纯入上海大夏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师从著名学者王成组教授，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旁听英语。在大学期间，他靠招收补习生、在中学兼课、写稿来支付学费及生活费。194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福州，在当时已筹办的海南银行筹建处任秘书。同年秋，福州再次沦陷，他来到南宁一家难民救济会担任义务秘书。1945年春迁徙到了永安，在省银行的一所福利小学当教员。当年秋冬再次回到福州，在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员。 1946年春至1950年春，林志纯一直在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任教，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同时还兼任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历史系教授，主要教授中国史和外国史。林志纯精通英语，曾多次在《字林西报》等上海著名西文报刊上发表英文文章，并开始在上海俄侨开办的俄语班学习，涉猎拉丁语。1949年新中国诞生，根据国家需要，林志纯于1950年秋离开上海来到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至今，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林志纯教授原为国内公认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几十年来，他以填补学科空白为己任，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和开创性工作。他创办了我国史学界第一本世界古代史专业刊物《古代世界史通讯》及西文版《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杂志》，第一套中外文对照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丛书》，创建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及我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因其在上古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然成绩和多方面奠基性的贡献，林志纯蜚声于国内外史学界。林志纯是国内史学界的泰斗，同时又是一位治学严谨、德高望重、极受学生爱戴的师长。他注重对世界史人才的培养，先后培养出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骨干。 1950年秋，林志纯受教育部的委任，到长春今东北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当时他是带着《史记》、《汉书》、《清史稿》、自编《秦汉史及魏晋南北朝史稿》来任教的。来校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从学校安排，从中国史教学与研究转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林先生在不惑之年之所以有胆量转变科研方向，除了他有炽热的爱国热情及献身祖国史学事业的雄心壮志外，还与他艰难曲折的求学经历所铸造的坚忍不拔的性格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品格有关，同时也源于他多年积累的深厚功底和视科研为第二生命的高尚情操。林志纯“转向”之时，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称得上是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原。他以拓荒者的姿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进行了多项奠基性的工作。 为开展我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林志纯昼夜不舍，从事翻译和著述。他译出了苏联学者狄雅可诺夫和尼科尔斯基1952年编写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于1954年春由中央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铅印刊行。其后林志纯又与史亚民合写《古代世界史》一书，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世界古代史教科书，其教学和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林志纯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长文，于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表。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间所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手稿的一部分，内容艰深晦涩，翻译更为困难，我国学术界久闻此稿，渴望一读，苦无合适译者，为之扼腕。而林志纯以一人之力，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译出，其胆识、功力和贡献都是非凡的。林志纯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对世界历史领域中一些问题展开探讨。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与原始社会史上一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年第一期），《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等。 林志纯还致力于翻译和编辑世界古代史领域的原始史料，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他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书，又编行《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史料集，两书皆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主编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综上，在五六十年代，林志纯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开拓奠基功不可没：一是正确运用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建构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世界上古史体系；二是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尽力收集新资料，吸收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历史，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50年代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深受苏联学者影响的，但正由于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从60年代开始，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已显示了跳出苏联窠臼的端倪。这主要表现在1962年他发表的3篇文章中：《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载196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荷马史诗若干问题》（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和《线文B的译读》（载《文史哲》1962年第5期）。在这些文章里，林先生介绍了西方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附注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专著，只有两处提到苏联学者卢里耶的著述。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大学停课闹革命，狠批封、资、修。既洋且古的世界古代史被打入冷宫，林志纯也受到冲击。思想批判、上山下乡等纷至沓来。但是林先生排除干扰，专心治学，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里，认真阅读马恩原著，尽可能注意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新资料和新成果，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进行了深刻的钻研、探索和反思，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1978年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百废俱兴，气象一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史学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意气风发，怀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新的拼搏，实践着振兴我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宏伟蓝图。 1979年，在林志纯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志纯当选为研究会理事长。20余年来，在林志纯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研究会先后开展了6次全国代表会议，两次国际学术会议，5次原始社会史、5次古西亚北非史、5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南亚中亚史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1980年，在林志纯的倡导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所成立以后，以古代文献研究为基础，开始在以古希腊和拉丁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以西亚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以古埃及象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埃及学，以小亚赫梯楔形文献、文物为研究对象的赫梯学等领域进行艰苦的攻关。在林先生的苦心经营下，研究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专门藏有世界古代文明史图书及杂志的中西文图书的资料室。他对资料的累积工作，为此后亚述学、埃及学、古典学、考古学、世界文明史新学科在我校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1979—1981年，林志纯主编了《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林志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对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与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特别对劳动创造人类，原始群落和原始公社，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农业发展与人工灌溉之发展以及文明之起源，奴隶社会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奴隶制城邦与奴隶制帝国，国家起源的三种主要形式，欧洲文明之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西亚公社等世界上古史研究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专门的探讨。《世界上古史纲》一书的出版，它奠定了林志纯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林志纯还接连发表了《孔子述在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等一系列论文，运用他关于古代城邦制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 作为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林志纯脑海中不仅思考如何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他还考虑应该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做点什么。1986年，林志纯创办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杂志》（JAC），刊登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1988年，林志纯与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粮等九位著名学者联合发起，由他本人担任主编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投入运作。由林先生撰写的“丛书缘起”这样写到：“为了把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这套丛书采用中外文对照印本：近东古典文献采用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音译与中文对照方式，西方古典文献采用希腊文、拉丁文与中文对照方式，中文古典文献则采用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方式。”这是一项浩大的跨世纪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按照丛书设想，单就中国古典文献而言，就须把从甲骨文、金文、先秦直至魏晋南北朝的所有文献全部译成英文。目前丛书已有8部专著面世，其中的两部《古代中国纪年》和《孔子的政治——论语》，是林先生本人编著的。1997年，在中国第二届世界古代史国际研讨会上，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戴丽真诚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倾听到中国学者从你们的角度探讨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声音，并从中学到一些在西方学不到的东西了。” 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志纯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林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名论》，则由其他专家学者执笔。在此书中，林先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对城邦与城邦的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4个阶段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和独裁者）等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随后，林先生又发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三期）等多篇论文。199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志纯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专著。在这部力作中，林先生对古代文明世界与中西古代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创始时期和全盛时代展开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讨。 经过20多年的思考和探讨，林志纯构起了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深度，可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其思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林志纯教授不仅对古史学研究方面贡献巨大，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专著十几部，可谓著作等身、学贯中西、造诣精深。但他的心血更是在培养高层次人才上。 1950年开始，林志纯在我校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1955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访问讲学，其中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就在我校授课。我校历史系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为期两年，学员来自全国各重点大学从事世界古代史的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研究班的教师，就是林志纯教授。林志纯不是简单地以苏联专家为主，配合他做些工作，而是胸怀全局，独具慧眼，力图以研究班为基地，培养一批年轻的史学英才，以开垦一片空白的中国世界上古史园地。林先生严格地指导和督促学员，要求他们既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学会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既要听好苏联专家讲课，熟悉一般的教材和讲义，又要钻研和翻译第一手史科及原始文献。他因材施教，根据学员的不同兴趣和条件，鼓励他们不仅要掌握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总体内容，而且要互相分工合作，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不同时期、地区和方面的专史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通过研究班的培养，林先生在祖国大地各个角落播下了种子，造就出毛昭晰、刘家和等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的人才。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多种古文字无人精通。林先生既使在古稀之年仍然发宏愿立大志，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困难，扭转这种状态。他联合周谷城（复旦大学）和吴于廑（武汉大学）二老，一再发出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吁。1984年，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每年还招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及博士生，自此，他又陆续培养了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拱玉书、令狐若明、金寿福、傅永东、张强、黄洋、颜海英、陈旭、李政、王丽英等第二、三代学者。其中比较优秀者，在林先生的奔走及努力下，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的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使我国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希腊拉丁语的中青年研究者。 林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而且对他们关怀爱护，无微不至。仅以80年代后事为例，1982年至1983年，郝际陶赴希腊留学。林先生以70岁的高龄，不辞千里之遥，亲自到北京机场两次送迎。1993年，林先生慷慨解囊，私人资助张立春、刘艳文参加留学生预备班学习，而后赴德深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林志纯教授一生淡泊名利，专心治学，无私无欲，所思所想都是世界古代史研究乃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愧为人师表的典范，学界楷模。 （转自《东北师大校友》2006年第4期、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