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前翻开的是郭预衡先生的近著《中国散文史长篇》，2007年10月出版,上下两册94万字。较之时下市面上许多装帧豪华、印制精美的图书包括学术书,本书可谓平朴素淡，从封面到内容有一股清爽之气和朴实之风。内封的作者介绍寥寥数语,郭先生的“头衔”，仅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个,简净明确,与流行的那些职务职称一大串再加荣誉功名一大堆的介绍比较,我以为繁富者反倒会“相映失色”。这样的“简介”与郭先生其人其书相一致,标举着一种风格，数十年来,一以贯之。 就在这个简介里,明白无误地写着郭先生“1920年生”，明年（2010）就是先生的九十整寿了,距郭先生给我们上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郭先生教过的成千上万学生中的一个,近年来我很想写点什么,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年受教的某些片断反而清晰，内在的理路渐次悟得。近年郭先生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可不,我们这一届大多已七十开外,都已进入晚年,“朝花”倘若“夕拾”或将更有意味。虽有此想我却迟迟不能下笔，原因在于自忖并非写此类文章的称职之人，从未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史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之门。于今先生九十将届，我这个门外的学生是否可以而且应该写一点受教得益之点滴呢？思忖再三,终于贾勇提笔。盖因郭先生既是学者，更是教师,为数众多的学生不见得都治先生之学或教书,但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从先生之教中获得滋育和润泽。况且我自1957年考进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分量最重时数最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就是郭先生执教，每周四节,持续约一年半,以后不断有机会听他讲课和发言,即此而言，说是郭先生的学生,绝非冒牌，亦非谬托。 郭先生在1941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受业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刘盼遂、孙楷第、顾随等文史大家。毕业后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治目录学;同时被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1947年毕业。之后就在辅仁大学、北京师大任教。对于刚踏进大学之门的本科生来说,得到郭先生这样的教师上课，是一种福分。 1957年北京高等学校的氛围凡过来人当不会忘记，我们算幸运，秋季入学时反右高潮已过,但革命的批判的大环境依然笼罩。郭先生其时不到四十岁,但在我们心目中却是“准”老先生。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气氛下,他凭借自己的学养和定力，很大程度上消减和弱化了对待文学遗产简单偏激机械划线的时弊，给了我们以相对健全的富于启发性的文学史教育。今天想来,至少有以下数端值得回味和咀嚼。 首先，从郭先生讲课和讲座中所得的不单是或主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方法。讲课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纷纭多样难免淡忘，然而隐含其中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却贯穿始终,潜移默化，渗入人心。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陶渊明和李清照这两个作家的讨论和讲评。其时学术环境虽稍为宽松，然而对古典遗产仍倡导“愈是精华愈要批判”之指针。选择这两位作家似有解剖“麻雀”的示范意义。陶渊明在一般人包括我们这些幼稚的青年学生心目中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田园诗人。当时有人批评他的消极退隐、或说是求官的“终南捷径”，《桃花园记》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复古倒退；有人为了肯定田园诗，就强调他热爱劳动、同情人民。总之竭力想往现实主义或者反现实主义的模子上套。郭先生则始终坚持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既不全盘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始终遵循鲁迅论作家要顾及“全人”的见解，指出陶渊明有“飘飘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悠然见南山”和“猛志固常在”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郭先生在讨论会上有一个总结性发言,就陶渊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当政者、对人民、对劳动的态度做了全面的分析,充分评价了其作品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这篇发言整理成文并刊登出来。1958年写的文章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去依然屹立，令人钦服。在郭先生的启示下，我也去翻看鲁迅的相关文章，鲁迅提到在陶渊明的全集中,有时却很摩登，那《闲情赋》中就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句子，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古人在我心目中遽然亲切鲜活起来。评论作家要顾及“全人”之说也就不是抽象的道理了。 至于李清照，在当时“左”的风气下,郭先生依然毫不含糊地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给予相当充分的评价，认为她不仅在宋代词人中独树一帜，在整个抒情诗领域中也是有地位的。她的作品感情饱满，朴素自然,哪怕是叠字叠句这种最体现人工的地方,也能做到不落痕迹。郭先生明确表示,所谓“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这类帽子于李清照都不相宜。说实在的,当时肯定李清照的艺术性是要顶住一定压力的，在《文学遗产》第290期上就有文章指责“某些人”重视李清照的艺术性而忽视了思想性,这“某些人”就包括郭先生。批评者把所谓思想性和艺术性捆绑在一起,要么不能欣赏李清照的艺术成就，要么为了肯定李词的艺术性而刻意拔高其思想性。针对此类批评,郭先生从李清照的身世遭际、时世变迁、具体作品出发进行了分析,指出“硬套”的方法只能得出牵强附会的结论，思想性和艺术性既有统一,也有矛盾,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正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从1959-1961年间，关于李清照，郭先生就有短论长文共三篇收入文集，足见他的关注和用力。而从郭先生的讲课和发言中,我们这些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呵护，不至于被完全钝化和粗砺化----我们都是喜爱李清照的呀；同时,我们也初步懂得了什么叫“分析”，面对文学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和方法。 其次，从郭先生求学开阔了我们的眼界，领略了一种“史家”风度。上文说过,郭先生的课不是以“多多益善”的灌输为能事,他用以拓宽学生知识疆界的办法是“比较”，在比较中见特色，在比较中见高低，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将平面化为立体，以时空构成坐标。对于一群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而言,文学作品是读过一些的,对作家也有些了解,但比较零碎和表浅，亟待提升和整合。比方说《庄子》的《庖丁解牛》是名篇,中学读过;在大学课堂上自然用不着重复讲解，然而我们却知道了在先秦的其他著作里，也有这个解牛的故事，比如《管子·制分篇》、《吕氏春秋·精通篇》都有取象于牛的故事，比较之下，可以见出虽则都有深于取象这一战国文章的共同特征，但其详略、精粗、生动传神程度差别很大。一经比较,高下立见。又比方说,关于唐宋八大家,过去我们仅从《师说》认识了韩愈，从《醉翁亭记》认识欧阳修,现在不仅了解了他们的主要作品，得窥“全人”，而且还由比较中深化了对他们的认识。正如郭先生所说, 韩愈是杰出的散文家,古文运动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但未必是很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欧阳修对韩愈是十分推崇的,但对于韩愈在遭贬后所写缺乏骨气的《谢表》很表痛心,觉得无异于“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欧阳修则不然,身在谪贬之中，从不作“戚戚怨嗟”的文章，却大讲山水之乐。可见对于《醉翁亭记》不能孤立表浅地看作是文人寄情山水，其实蕴含着作者的志节。欧阳修是一个正直敢言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于诗、词、文、赋都有突出成就，于经学、史学、金石之学都有独到见解，而且是个有胆有识，达于进退穷通之理的政治家。从比较中,我们看到韩愈是欧阳修的隔代前辈，而在为文为学为人诸方面，后者都超越了前者。 “比较”其实体现着一种“史”的意识,即面对一篇作品或一个作家，总要问一问它比以前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新的特色？从殷商之文的粗率质直，到西周《尚书》多训诫、《春秋》寓褒贬、《国语》记教诲，《左传》《战国策》的叙事完整富于辞采，各有特点。而特点之生,关乎作家，更关乎时代。《史记》是实录，却被称为谤书,大抵在专制政权下，敢说真话即算诽谤，可见“实录”之难得，《史记》也便成为“绝唱”，它充满了感愤不平之气，又称“无韵之离骚”。郭先生看重时代社会对作家的影响,但从来不赞成通史资料加文学现象那种“两张皮”的叙述，从来不把思想性艺术性分割为两大块来讲解。他最服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为时代背景应包括社会状况、风俗世态，把时代特征、社会风尚、作家性情水乳交融地溶合在一起,这大约是鲁迅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章。有关鲁迅对文学史和具体作家作品的许多精彩见解，贯穿在郭先生的教学中。在给我们这一届上课之前，郭先生曾奉派去匈牙利讲学一个时期，据说所讲的课程就是鲁迅。 关于开阔眼界指点门径，还有一件可记之事，那就是郭先生曾开“小灶”讲过《书目答问》。记得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系里为部分社会工作过多耽误课程的学生而设，有补课充电的性质，请郭先生来讲，每周一次,均在周末，持续约一个学期，我是认真听了的。现在想来,讲《书目答问》是郭先生的主张，该书也按经史子集分类,但所录相当部分为《四库》未有或其本子优于《四库》者。虽则是为初学者介绍必读而易得之书目，先生也是以史家眼光慎为选择的。 再次,郭先生也是文章家。如果以为先生史家风范高屋建瓴，不擅于赏析作品讲究文章那就错了。固然，郭先生的文章和著述数量也许并不太多,那是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上课、面对学生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记得启功先生在世时曾不无幽默地说“我姓系不姓所”（系指中文系，所指古籍所），以彰其本职工作为教学,郭先生更是一辈子“姓系”（当时中文“系”未曾升格为文学“院”），年复一年地教课，而且大量是本科生的课，郭先生是有经验老教授上第一线的突出代表，他的著述也围绕着教学,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配套的《长编》都是为教学服务的，都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甚或自学的需要。这些著述也和前面提到他讲授的文学史课程一样有自身的特点，首尾贯通，瞻前顾后，点面兼顾，以简驭繁，无数青年学生和读者由此受益。 窃以为，在一定意义上,教基础课比上专题课更难,编写高水平的教材比结撰个人专著更难。因为后者可以回避自身不熟悉、不喜爱、不擅长的问题或领域，可以扬长避短；而前者则不能,必须面对所有基本的包括自己不喜爱不擅长的问题,尤其要求胸中有全局,手下有分寸，取舍有依据。一个负责任的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只顾个人口味，写教材只想个人出彩，而使学生的知识残缺,先天不足。本来,以郭先生的学养和才华,他也许可以写出更多具有个人特色的著述，然而他却把人生岁月都奉献给了学生，奉献给了教学。如今，在教学分科越来越细的情况下,能够从古到近把中国文学史课程教下来的教师大约很少了,能够尽心竭力面向本科生长期讲授基础课的教授也很难得了。在高校，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教授还少吗！笔者一点不反感而且倾心赞赏才气横溢个性独特的先生,却担心那些并无真才实学亦无敬业之心的教授“忽悠”我们的学生。 新时期以来，郭先生以极大精力倾注于《中国散文史》的著述，自80年代上册出版至1999年底下册出齐，共上中下三册，150万字,历时十五年。他在《后记》中引先贤之言反求诸己,谦称“天下之书,实未遍读;习见之书,也未尽读”；采铜于山,心向往之,而入山不深,以旧钱充铸，亦时有之。这实在是甘苦之言,历代散文，卷轶浩繁，边界模糊；要厘清脉络，提纲述要,诚非易事。究其实，郭先生对他书中涉及的所有作品都仔细通读过不止一遍,才谨慎下笔。新世纪以来，学人或有领异标新的独到之见,但公认郭著乃此一领域内最有参考价值的通史性著作。 我最爱读、也倍感亲切的是郭先生收在《古代文学探讨集》里的文章，此书1981年出版,里面像《东鲁春风，南华秋水》、《史家之笔, 策士之辞》、《行云流水，姿态横生》那样带点随笔性的文章，从容洒脱，深入浅出；有关陶渊明、李清照、韩愈、欧阳修等作家论和文学史问题则带有更多的理论性,但一点也不枯燥,分析论证，引人入胜。除去著史，郭先生文章都不长，简约干净,辞少意丰，间有谐谑之笔。这样的文章，其实是颇有鲁迅风的。 郭先生从未教过我们如何写作，只不过心仪他的文章，仿效而已。有一次,大约也是六十年代初,系里组织大家写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文章，我写过一篇题为《恶鬼的眼泪》的短文,自以为费了心思，题目还是从鲁迅杂文里借来的,拿去给郭先生看,他说太艰涩，别人看不明白。这让我多少悟得了功夫不到,刻意求之,欲速不达。 复次,郭先生还是书家。郭先生的字和启先生颇有几分相近，但更为瘦劲，上课时书写在黑板上那粉笔字真是洒脱漂亮之至。彼时百余人上大课，女生喜欢往前坐，自己有一半是为了那赏心悦目的板书。那时节，启先生的名气未响，当年也没有求墨宝的风气，所以无论是启先生还是郭先生,都没有向他们求过字。到了90年代之初，我得到郭先生写的一幅手卷,是苏轼《定风波》词中的句子,“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是他喜爱的作家，手卷未裱，收藏至今。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郭先生学问成熟精力未减之际，学校却让他退休了。之前,听说博士导师第一批嫌他年龄小,第二批又嫌他老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把博士导师当作职称也是“中国特色”，成为教授之上生出的又一个阶层，名分待遇都高人一筹，不和国际接轨。倘若排除非学术因素，在北师大中文系郭先生排在前列理所当然，这是我们众多局外人的共识，常觉耿耿以至愤愤。对此，郭先生本人看得很淡，他所写的东坡词句也许可以照见他的心境。他也从不参加任何博士论文的答辩。 上世纪因为住在校园里,所以常能碰到郭先生,不必登门,就可路遇，有时在菜市场甚至公交车上都会碰到。郭先生的生活起居其平朴简单无异于普通百姓。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住房可谓“一成不变”，永远是那间容积有限被书塞满（早已溢出来充塞于其他居室）的屋子，只要一进此屋我脑际就立即浮现“审容膝之易安”的句子,室仅容膝一点也不夸张，先生则安之若素,来访者坐在行军床上(已经堆满了书,遇来客要临时腾出一块坐处)，先生坐在仅有的一张空椅上(第二、三张椅子也早堆满了书)，两人落坐膝盖几能相触。如果写字则要拉开折叠桌,那就只能站无处坐了。先生外出长期乘坐公交车,近年为了安全才改“打的”。自从我搬出校园，见到郭先生的机会就很少了，一年之中大抵只有一两次或根本没有。 今年以来见过两次,一次在春节随同师大王宁教授和老同学张凤瑞,一次在九月初教师节前,我与外子同去,给先生照了相。看上去郭先生依旧清健，腰板挺直，腿脚利索。他每每戏称自己“老年痴呆”，记忆不如从前是事实,但许多往事依然清晰，比如春节那次他开玩笑说,他的两个研究生“一个李白,一个杜甫”（指1978年入学的万光治和熊宪光,今为四川师大及西南师大教授，个性不同）。最近这次他告诉说曾摔过一交,但无碍，去原地“调查研究”因何摔倒，却无结果，自嘲是“书生之愚”；又说他少年时在河北玉田老家练过拳，颇有功底,“本想习武的,哪知后来却弄了文！” 练拳之事我是第一次听说，想来郭先生行动轻捷尤其是他的书法至今劲道不衰,与臂腕有力、关节灵活大有关系。文武之说,是他的自我调侃。 告辞出来，心中唯愿先生清健如昨、幽默如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