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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赤脚兽医、民办教师、大队会计、大学生、博士、教授、知名学者，在今天的青年学生眼里，如此跨度的角色转换难以想像，富有传奇色彩；但曾经，放下溅满泥点的裤脚，掸去身上的灰尘，由乡间田头步入象牙塔而后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是相当一部分国内中年学者共同的人生轨迹。有人将其概括为“七七级”现象。“七七级”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代称，也是时代进程的拐点和社会变迁的标点。 他，是“七七级”中的一员； 他，已过知天命之年。虽浸润于学术研究多年，但仍然声称自己只是一介山野村夫；面对后代学子求问的目光，他坦言自己的无知：“有些事情明白了一点儿，有些事情更迷茫了，就像航行在无际无涯的大海中，依稀可见前头的一点光亮，但那光亮是左右漂移、闪烁不定的”；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可谈：“既不是从小就树立了什么远大理想，也没有什么明师指点、家教传承，更没有过某一天早晨幡然省悟的经历。是否冥冥之中有什么指引，我也不知道。” 他执着于政治，但在那个政治挂帅、举国狂热的年代，保持了难得的独立思考和冷静判断；他沉迷于政治学研究，造诣颇深，却将此视作人生之“不幸”，甚至用“一生的苦刑”来形容；学者们往往会将学术研究为自己生活的乐趣，他的体验却属另类。他说，自己如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在充满荆棘、陡峭曲折的险径上，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是命运对自己的惩罚。 2003年，他以对基督教政治哲学的开创性的研究，荣获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2007年，北京市教委公布了第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审结果，他名列其中。 传奇，平淡，抑或偶然？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已是该领域中年一代的领军人物。 从学校到田间 1956年10月，丛日云出生于辽西贫穷落后的山村一个的普通家庭，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商店职员，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母亲带着一大群孩子，家里男人不在家，日子过的很苦，母亲身体不好，年幼的丛日云便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日没夜地干活，经常不能填饱肚子。十几年严酷生活使得丛日云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数病缠身有时累的甚至吐血。丛日云萌发了学医的想法，因为当医生可以帮助象自己一样备受病患折磨的人，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在这种勉力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状态下，在他年青的心里，却开始关心更远、更大的事情，萌生了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强烈的关怀和责任感。 那个时候的农村，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还是很少的。他的家乡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也是文化的贫瘠之地。那时候人们追求的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很难会有别的想法。报纸和广播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但也不是谁都有机会接触到的，丛日云当时就读的中学，有三个红卫兵出身的大学生当老师，每天早晨都能从邮差手中接过一份宝贵的《参考消息》，丛日云于是想方设法“蹭”信息，或在一旁凑着看，或拣回被扔掉的废旧报纸读，或侧耳“偷听”他们的讨论。东北的地利使得这里的人们收听“邻国敌台”十分便利，对知识和信息充满渴望的丛日云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渠道，尽管，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足以毁掉人生前途的“罪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学毕业后，丛日云正式当起了农民。虽然那时他身高1.5米，体重80多斤，但由于干活卖力，深入队长的赏识，第一年就被评为大队的劳模。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青年丛日云也不知道自己的前方在何处，知识并未能改变他的生活状况，每天辛苦的劳作依然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尽管后来，他被选聘为民办教师，被委任为大队会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 由田间而学校 1977年，很多人的命运在这年改变。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丛日云开始斟酌自己该报考什么学科，少年时代曾想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但学习中断几年，理科知识已经基本忘记，只得报考文科。1978年2月，丛日云如愿以偿，走进辽宁师范大学，成为政治历史系的新生。这注定了他后来成为政治学家而不是一个医生。 也许他生来就与政治有缘，因为他太关心政治了。在大学时代，他大概每天要拿出两个钟头去看报纸和杂志，在同学当中，对时事政治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动向没有人像他那么熟悉。而在同学眼里几乎是个另类，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对很多几乎不容怀疑的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常常因为一个问题看法的不同跟同学乃至老师争论的面红耳赤。 党史课上，一位老师讲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是当时对毛建国后理论的一个概括的称呼。讲了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后丛日云对这位老师说，这个理论早晚要否定的。老师大惊失色，质问丛日云为什么，丛日云讲了一些理由，老师不能也不敢接受。考试的时候老师考了这个题目，就是让学生回答这个理论的内容、意义之类，同学们也就按照他讲的内容回答。考完试不久，就在假期的时候，官方媒体正式否定了这个理论。等开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只好重新批卷子。 那是个冰封开始解冻的时代，是思想开始冲破牢笼的时代。丛日云经常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见之明，使他周围的同学都深深地折服。 上大学后不久，丛日云看到对张志新平反的报道，报纸有一整版的报道，在右上角是张志新的照片，留着短发，端庄秀美的脸庞，他看完之后感到真的就像自己的亲人受到了那种折磨似的，好几天心情都不好，难过极了，以至于同学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就是那种感觉，老是想着，这么一个端庄秀美的柔弱女性怎么会受到这样非人的折磨？”别人看了后也许骂一通就过去了，但对于他，真的是痛彻肺腑。也许就是这样一类的事情让他去思考、去研究，慢慢地态度、立场、感情都变了，逐渐地，在理性上、从理论上就有新的想法了。这种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是他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动力。 津门求学 在大学学习期间，除了马列理论，西方经典作家的论著也开始影响丛日云，卢梭便是第一个。丛日云后来回忆说：“卢梭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好像打开一扇窗户，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卢梭的著作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能够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卢梭的书主要不是以理性打动你，而是直接诉诸人的情感。读了他的书后会从内心里发出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呼喊。尽管后来我认识到卢梭思想的另一面，但当初正是卢梭的书把我引上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道路。” 1982年2月，丛日云负笈津门，投身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界领军人物徐大同先生。 这时的丛日云，批判精神益更成熟，他不盲从权威，不囿成说，不断地提出各种“奇谈怪论”。 共同课学《资本论》，他发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理论的推理过程有缺陷，所以导致其结论与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吻合。课程结束时，他写了一篇作业，说马克思的预测错了，错在推理过程。任课老师是《资本论》专家，不敢给他成绩，说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不过，在徐大同先生的宽容下，丛日云毕竟还是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政治学研究者云集的北京，基于一个朴素的原因——找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适合自己身体的地方，过一种清静自然的生活。丛日云最后选择了海滨城市大连，回到辽宁师范大学，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这一年，丛日云29岁。 治学求索 来到辽宁师大之后，丛日云淡泊宁静，读书思考。只是偶而业师徐大同先生找他打式，他才会写点东西。一来二去，丛日云大概参加了徐大同先生主持的十多个项目，并且在一些项目中担当重任。 丛日云认为自己不算聪明，学问也不大，但他有一点自信的地方，就是经常能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做出正确或高明一些的判断，从杂乱的信息中发现未来发展的趋向或捕捉到关键的东西。也就是，他常能对问题理解得深些，看得远些。他的治学还有一特点，虽然他关注的主要领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他有对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怀，总是带着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思考和困惑研究西方的。他将这称为“借他人以浇自己胸中块垒”。 在他的第一部专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丛日云以一个独特的视角、超越常规的方法解读西方政治文明，将政治思想置于政治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这本书面世后，成为很多读者了解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入门书，也浇开了许多学者胸中的块垒。按丛日云的理解，中西文化或者说各民族文化原来是走在一个平行的轨道上，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它们永远也不会相交。并不是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是一条轨道，只不过是西方先走一步，我们落后一些，世界各民族都在一条路上走，奔向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我的理解是中西两种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走在平行的轨道上，是中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向外扩张，把全世界卷入了这个漩涡，遮断了中国文化正常的进程，使中国文化被裹挟着进入西方文化的漩涡。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而是让中国文化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即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也不会出现民主和法治。就像中医即使再发展一万年，也还是阴阳、五行、经络、穴位、望闻问切，不会出现细胞、病菌、病毒，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走在不同的轨道上。就像草不会长成树一样……”丛日云后来这么说。 1997年9月，丛日云再次来到天津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正是这次补课式的读博经历，使他获得第一项重要的荣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这时，一向在地方院校低调为人、闲散清静的丛日云被中国政法大学领导看中，邀请他加盟其政治学团队，帮助其政治学科的发展。他踌躇再三，终因盛情难却，不得不改变初衷。2002年，他作为特殊人才调入北京，他来到当初不屑一顾的拥挤、嘈杂、忙乱的城市，加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而后，又负责筹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研究所。这几年，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学异军突起，学科建设成果丰硕，越来越受到学术的关注，丛日云为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他真正的贡献在于，他总能在西方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领域提出自己新颖深刻的见解，不断带给读者和学生以惊喜，体验到一种新鲜思想带来的快感。 （感谢蓟门学园王志泉对本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