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文明教授，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商周考古研究。先后主持、参加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工作20多项，发表《仰韶文化研究》、《中国通史（二）：远古时代》、《史前考古论集》等论著近200部（篇），内容涉及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在极大程度上代表和引领了当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较早的一代考古人，严文明教授自1958年大学毕业后就工作在中国考古第一线。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严先生兼重考古教学、田野考古、学术研究与理论构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治学理念和学术体系。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严先生书斋，倾听严先生关于治学之道及若干学术话题的见解，感受到这位耄耋老人对于当代中国考古事业的浓郁情怀。 从走上考古道路到形成自身风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请问是哪些原因促使您选择考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严文明：很多人都曾经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和你一样认为我自幼就是一个对考古学有特殊爱好的人。实际上，一直到高中，我的课程中成绩最差的是历史，最好的是物理学，因此高考志愿中填报的就是北京大学物理学专业，后来被录取到历史系。当时的历史系下设一个考古教研室，苏秉琦先生是教研室的负责人。苏先生有一次找我谈话，他知道我原先的兴趣所在，并了解到我还爱好绘画，就告诉我说：考古实际上是个半理科的专业，这个专业和你原先的志趣相差不远，同时也离不开绘画。他建议我学习考古学，就这样，我接受了苏先生的建议。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是当时中国大陆高校中最先设立的，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幸运的是，许多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如裴文中、苏秉琦、夏鼐、郭宝钧、唐兰、林耀华等先生都曾担任我们的授课教师。这些先生的学问及治学精神对我很有吸引力，也使我受到系统而全面的专业训练。 大学期间的第一次实习是1956年在内蒙古进行的，由裴文中先生带队。裴先生曾主持发掘过著名的北京人遗址，善于在谈笑风生中教给我们专业知识，使实习活动充满乐趣。1957年，我们在宿白先生带领下到河北邯郸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前后发掘涧沟和龟台寺等遗址，还发掘了齐村与白家村的战国墓地。通过这次实习，我们基本掌握了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方法。此后，我们还到河北平山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之后进行室内整理，首先是拼对陶片、挑选标本、分期排队、统计制表，然后画图和制作卡片，最后撰写考古报告。 由于接触了考古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受到比较严格的田野考古学训练，这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寒假期间，我在邹衡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全部材料的后续整理和龟台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暑期，随后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当助教。参加工作不久，我又按照分工完成了龟台寺发掘报告的修改和定稿，从而对整个龟台寺遗址的材料有了一个系统的掌握。 大家知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人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不能区分得特别清楚。原因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田野考古多有不足，深入认识的条件还不具备。只有通过亲自挖掘，才有可能对一个遗址的地层和分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通过发掘和分析，我最早将龟台寺的龙山文化、商代文化以及西周文化各自区分为两期，当时除商代文化与郑州二里岗下层和上层大致对应外，龙山和西周的分期都是第一次，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这主要是严格遵循了地层学、类型学等一套田野考古方法而取得的成果。 总之，关于自己走上考古道路的经过，我想大概可以这样概括：苏秉琦先生将我领到考古学的大门口，裴文中先生激发了我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通过邯郸的实习掌握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培养了我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能力。后来在长期考古教学和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视野，在具体研究课题中不忘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才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