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译者王焕生
王焕生至今保留了学生时代的朴素作风，无论是穿着还是家里的陈设，都还是80年代的感觉
王焕生书架上的书，专业性非常强，除了少数几本旅游攻略和网络工具书以外，全是辞典和不同国家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他195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外语部，1960年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相关翻译、研究工作。他翻译的《奥德赛》汉译本是第一个译自古希腊原文的诗歌体汉译本，和罗念生合译的《伊利亚特》也是第一个译自古希腊文的诗歌体汉语全译本。由于在译介古罗马文学方面的贡献，意大利政府去年向他颁发了总统奖章。
由于在译介古罗马文学方面的贡献，意大利政府在去年为王焕生颁发了总统奖章
但王焕生原本的志向并不是学文，他是那个时代“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我本来想学原子能啊，那时候最时髦的，所以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外，是老师建议的，第二志愿就填了清华。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大家的观念就是国家要我们学什么就去学，尽管当时也不知道古典是什么东西，叫我去，我就学下来了，学了一辈子。”刚到苏联的时候，因为俄语不够好，还要学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加上教学大纲里的其他课程，负担非常重。为了节省时间，有些文学史方面的必读书，他就让国内找类似的寄过去，读中文。尽管如此，一个学期过去，一同被派去的7个人中还是有两个放弃了。另一种困难是经济上的。往年国家都会为公派留学生准备几套体面的衣服，王焕生去的那年国内正值自然灾害，“国家连毛衣都发不起了，就发类似运动服的绒衣，那时候一般人穿不起毛衣就穿那个，还发了棉毛裤”。结果跑苏联闹出了笑话：“苏联上体育课必须穿运动衣运动裤，而且不在学校里，在公共体育场。我们事先不知道，也没有运动裤，老师同意我们穿棉毛裤，中国的棉毛裤不是花花绿绿的嘛，就这么在操场上跑，也没办法。”当时他们每个月有50卢布的生活费，吃饭就需要三四十个卢布，千方百计才能省下一点钱来买书。即便如此，王焕生回国时还是带了三四个大木箱的书，很多都是在苏联的旧书店里淘来的古希腊文、拉丁文精装原版书。这些书至今都整齐地排列在书柜里，随时会用到。
留学5年后回国，王焕生被分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很快“文革”爆发，学的东西荒废了近10年，直到1974年才开始偷偷地“搞业务”。社科院正式复工后，王焕生调到外文所，对于使命感非常强的他来说，终于可以专心工作是最高兴的事情。“那时候相当费劲啊，因为十年不搞，许多方面都生疏了。好在社科院有一个传统，它是一个学习单位，希望大家别着急，先看书，不像现在，老逼你发表东西。所以上班那时候就是看书，我的基础就是从那时候慢慢恢复过来的。”
看得出王焕生至今保留了学生时代的朴素作风，无论是穿着、习惯还是家里的陈设，都还是80年代的感觉。磨旧了的黑布鞋还在穿，双卡收录机也还在用，堆满的书柜是最简单实用那种，翻译写作依然用笔，连说话都还带着浓浓的南通口音。虽然退休了，他总觉得应该趁干得动再多干一些。采访快结束时，王焕生拿出一个玻璃相框，装的是他因《奥德赛》而获的1997-2000彩虹翻译奖证书，他用手抹了抹玻璃上的灰尘，说这其实是证书的照片，“原件我放到所里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书架上的书，专业性非常强，除了少数几本旅游攻略和网络工具书以外，全是辞典和不同国家出
版的不同版本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
《外滩画报》：“文革”之后恢复工作，你最先做的是什么？
王焕生：第一个是翻译《伊索寓言》，因为那时候出版社也开始恢复工作，罗念生跟人民文学出版社比较熟，他那时候也是主动找出版社问有什么事可以干一下，他们就说《伊索寓言》。为什么呢？《伊索寓言》50年代出过，是周作人的《全译伊索寓言集》。但是周先生的作品那时候不能重印，有历史问题，罗念生就找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4个人重译。我们用的是德国出版的拉丁文原本。
《外滩画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比起来，哪个难一点？
王焕生：古希腊语难，古典语言结构相对复杂，特别是古希腊语，那个句法里不固定的东西特别多，有笑话说，古希腊语有它的文法，但是它的特例比文法还多。为什么？因为它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传下来的作品是不同时期的，每个时期有各自的语言特点，每个作家又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很难有统一的语法把它规范住。统一的语法只一个大概，然后关键你还得掌握那些特例，知道那个作家的特点。
《外滩画报》：都是要背的？
王焕生：：对，你都得会。所以你要翻译一个作家，你得同时知道他的语言和标准的语言，拉丁语里的标准是西塞罗，中世纪的时候，人家都是模仿西塞罗的语言。但是模仿来模仿去，我看了看，包括教会里面的东西，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是一种模仿语言，它不是那种很自然的语言。翻译西塞罗不容易的。我翻译西塞罗是因为有一个罗马第二大学的教授跟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搞罗马法研究，后来那个教授想除了法律以外再搞一些法学理论，就找我翻西塞罗，翻了《论共和国》和《论法律》。我当时很高兴，一是因为我对西塞罗很感兴趣，二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对自己也是一种考验。
《外滩画报》：从翻译的角度，肯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都要好，你觉得同时中文也要很好吗？
王焕生：是的。现在有些翻译对中文不太注意，有些表达没加工。我们其实有吃亏的地方，就是中学毕业以后就去留学，这对汉语学习是有影响的。上中学的时候我看了不少小说，我们中学语文老师是一个高度近视，我是大高个坐在最后面，他看不见我，我就在桌子底下放本小说看，基本上我一个礼拜可以看一部小说。其实中学里我还挺喜欢语言，还有点基础，但是到了国外你汉语水平就提不高了。现在许多搞翻译的好像语言功底不够，有的语言基础不错，但是加工不够。就像我说的，我翻译完了打到电脑里，打印出来以后我再认真地看一遍，看了一遍以后再看一遍，这样出来的东西，一般就比较成熟。
《外滩画报》：你中学的时候看谁的小说？
王焕生：看中国的小说，像鲁迅啊，还有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小说和翻译的苏联小说。那时候中国翻译西方的很少，挺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看了一些解放以前的小说，那时候的小说文笔很好，但是情绪有时候比较低落，比如郁达夫的，鲁迅正相反。
《外滩画报》：你现在手头有些什么翻译计划？
王焕生：手头现在有好多哦，《荷马史诗》我现在给它重弄，修订一下，但是两部史诗你要重弄，修订是要费时间的。还有西塞罗的东西，还有普劳图斯的戏剧，有一家出版社让我再译。所以虽然我退休了，但是该做的事还是在做，没有退休的感觉。我今年75了，也干不了多少年了，因为明显记忆力慢慢在减退，得抓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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