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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城大学古典学系教授詹姆斯·奥唐奈： 技术让古代世界变得更生动、更易于理解 ◆数字时代会给古代历史的研究带来哪些变化？近日，美国乔治城大学古典学系校聘教授詹姆斯·奥唐奈来到复旦大学讲学。他是最先将信息技术引入课堂和研究的教师，他的体会可以为我们所分享。 本报记者李纯一 在这次来复旦大学主持光华杰出人文学者讲座之前，奥唐奈教授曾在2007年作为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 versi ty）的教务长率团访问复旦大学。去年，他从10年的教务长职位上卸任，回归教职，成为校聘教授，并在今年初接任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主任委员会主席。 在赴任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乔治城大学的教务长之前，奥唐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主管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处理方面的副教务长，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他是一位古典学系教授。 主动拥抱技术的奥唐奈，在1983年就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1990年，他和同事创办了人文领域的史上第二本电子期刊、如今著名的《布林·莫尔古典学评论》（BrynMawr Cl assi cal Revi ew）。1994年，他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堂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通过网络讨论古代晚期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的生平与作品。而如今，当年的“技术革命”和“未来”已经成为“现在”和“日常态”。 勇于尝新的奥唐奈早年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一位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古罗马政治家、作家卡西奥多卢斯（Cassiodorus）。当时，古代晚期是一个研究者寥寥的领域——大多数古典学家的兴趣到公元200年为止，而历史学系则更关注公元500年甚至800年之后的世界。因此，他觉得古代晚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蛮荒之地，虽然有点恐怖，就像1875年时的美国西部。而现在，这一领域已经“迈进到1925年”，有城市、有地铁、有汽车、有火车，在里面周游要方便得多，当然，也更拥挤了。 詹姆斯·奥唐奈 （JamesJ.O'Donnel l）197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1975年获耶鲁大学中世纪学博士学位。他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校勘评注（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堪称迄今最权威的版本，2005年出版的《奥古斯丁新传》也受到美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2003年，他担任美国古典学会主席。此外，他一直关注新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其成果也结为《词语的化身：从纸草到计算机空间》（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 近日，奥唐奈教授在复旦大学讲授“数字时代的古代历史”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数字时代，人们可能会对工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文汇报：您是一名教授古代历史的老师，却也是将最新的信息技术最早应用到课堂的人之一。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奥唐奈：那是1994年，我在互联网上开设一门关于奥古斯丁的讨论课。这个想法是一天早上我洗澡的时候蹦出来的。怎样才能更好地教学呢？起初我的想法是开放课堂，让更多人、更多观点碰撞，而不是只有那么一些美国学生坐在我面前、参与讨论。1994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能接触到网络，差不多时机成熟了。这门网上讨论课吸引了来自欧洲、亚洲的500名学生，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学生来自土耳其。想想看，让一个土耳其学生写一个西方基督教人物，并且让他教那些从小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同学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真是非常有趣。 文汇报：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资料的获得越来越便利、数量越来越多，而初入这一领域的学生很可能对如何选择十分茫然。特别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也是大众生产的时代，很多二手但流传甚广的观点可能非常早就进入了一些学生的头脑。您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迫切感到需要纠正？ 奥唐奈：是的，遇到过，我想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做的，是在学生们学习伊始，就帮助他们分辨哪些是好的资源，哪些是要当心的、不那么好的资源。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网上现在有大量过时的信息，并且还有人想要兜售他们的观点，他们在怎样吸引注意力方面很在行，但他们的想法可能不是那么好。 文汇报：这让我想到您在讲座上提到的开放课程，您说到数字时代可以直接听最权威的声音讲授一堂课，而不用真的坐在顶尖大学的课堂里，也可以避免被不那么好的教科书和老师误导。但是，现在网络公开课的流行可能也是文化被大众生产的一种体现，因为这有限几个名校的精英教师会使得更多的学生接受同一种想法，产生另一种同质化。您觉得这一点需要担心吗？ 奥唐奈：确实如此。在我看来，教学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不在学生旁边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也就是我布置作业给他们回去阅读、写作和思考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时候，学生们是自己掌握阅读材料、与之互动，最后精通于此的。 所以我对网络公开课的担心是，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电视节目。当然，确实有人是可以通过看电视来学到一些东西，但大部分的人是通过小范围的严肃对话，通过自己思考、写作、同别人谈论一个话题来学习的。在我的学校乔治城大学有一项开展得颇为成功的活动，就是让学生们互教互学。比方让A向B解释，这道数学题是怎么解的，不仅可以让B获得解答，更让A获益良多，这不是在大讲堂、而是在小教室里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认为，网络公开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能否把电视节目的形式和真正的教学体验结合起来，让学生们能真正有所掌握。 文汇报：我们知道，史料的数字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献脱漏、史迹讹误的情况，这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奥唐奈：我对这一点倒不是很担心，因为我想将来，电脑在修订、比较文本、识别错误方面会越来越强大。 我担心的是资料的保存问题。想想看，现在你手上的这张纸可以保存100年，而手机的寿命大概只有2年，因此你就必须在这2年里想办法把手机里面的信息移出来才能加以保存。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大学和图书馆都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保存所有这些数字化的信息，我们得比以前更加小心。 文汇报：但是现在大家几乎都在把信息转换成数字形式。比方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MomeryoftheWorld）项目，就是把各国珍贵文献数字化，提供平台共享。因此，是否最终人类的所有重要信息都会转换为数字形式，或者至少必须存在一个用数字表达的副本？ 奥唐奈：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信息终将全部数字化，就像50年前信息几乎都用纸记录下来一样。数字形式会变成一个记录、传输信息的标准载体，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视为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但是，像纸质的笔记本这一类东西还将继续存在，而且人们很有可能会对书法、装帧这些工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作为一项艺术和爱好，因为，当数字化信息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就会对它感到厌倦了。 试想，数字化信息最终变成了高速公路、大商场这样的东西，起初人们觉得很新鲜，后来就只是生活上的便利而已。不过这个问题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将来究竟会有多大数目的信息。新的波音787飞机，被称为“梦幻客机”，上面每样东西都是一台电脑，每个机械系统都会在发生问题时通过网络发送报告，这样在飞机着陆之前，机械师就知道该做什么了。一架787客机的一次飞行，就会产生1万亿字节的信息，这是我们现在难以想像的大数目。还有，现在无处不在的监视器，每天都在产生巨量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我们要保存吗？如何保存？过两年要不要删除呢？你固然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但是也要有能力消化它，也就是能够把它变成人类可以理解、知道意义何在的东西。这就是难点所在。如果你只有一本笔记本，所有你知道的东西都写在上面，要记住是不难的。但我们现在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忘记电脑上有某个文件存在，但在大半年后重新发现了它。如何处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汇报：您也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提供战略咨询。数字时代，图书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图书馆一直以来是知识保存的实体空间，但这一空间有时还会承担如教育、研究、休闲的公共空间的功能。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会消失吗？ 奥唐奈：信息技术确实已经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但是，图书馆在选择何为最佳的、最值得保存的信息，并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这些信息等方面，仍然有其所长。而且，检索和保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想，50年内，图书馆会成为一个不收流行小说、而保存特殊资料的地方；人们会从网上获得一般的信息，通过图书馆来找到好东西和有用的资料。 普通人的历史和世界各地区间的交通往来将被重新加以认识 文汇报：您是如何对历史学、古代历史发生兴趣的呢？和您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奥古斯丁山长大有关吗？ 奥唐奈：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我是在念大学的时候读奥古斯丁的，然后……我能说什么呢，我爱上他了，他比过去我知道的任何人和事都更有趣、更丰富、更复杂。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他身上，想要了解他。 虽然我在15岁的时候就买了《忏悔录》，因为听说他在书里告白了早年所有的罪恶，就想读这个部分——当然是没有读到啦，他没有那样讲故事——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读完过《忏悔录》。大学时候引起我兴趣的是《上帝之城》，当然后来，我重新读《忏悔录》了。 文汇报：西方许多中学就有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可以让学生们在中学时期就打好语言基础，为进入古典学的学习研究提供便利。这是不是学习古典学比较理想的开始呢？ 奥唐奈：我读高中的时候，拉丁文是必修，我念得不错。到了大学我发现，学习语言为我打开了兴趣之门。确实，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尽早开始学习语言，尽可能学习更多的语言。语言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相互沟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文汇报：对于中国有志于这一学科的学生和教师而言，您有什么建议？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20岁左右才开始接触古代语言的。 奥唐奈：当然这也是能做到的。我的建议就是要非常努力，而且要有耐心。因为你既要掌握语言的技能，又同时得培养出对这个领域一系列主题的兴趣。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被翻译成现代语言，所以可以在学习古代语言的同时读这些翻译材料，打好广泛的知识基础，然后等到语言学得足够好了，就可以对文本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文汇报：听说美国的古典学系，学生也是越来越少，因为毕业出来可能很难找到工作。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状况？ 奥唐奈：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在美国大学里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生数目，40年来一直很稳定，甚至还有小幅上升。不过40年前是有一个骤降，因为本来拉丁文是几乎所有高中生的必修课，那年不再要求了，于是学的人数少了。 此外，我们也有专业是不学古代语言、但仍然希望经由对古代世界和古代文学的理解而有所收获的，同你们这边的教法一样。这些专业的招生一直都很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 文汇报：技术也改变了古代文化研究吗？ 奥唐奈：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一是资料的获得，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技术能够把文本资料同考古发现、艺术品、影像、地图等所有古代保存下来的信息联系在一起。这让古代世界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更易于理解。于是，现在有了50年前不可能有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古代手稿，对手稿的图像分析就要比从前复杂得多，因为现在有了高像素的摄影技术，还可以分析颜色、墨迹的化学成分，甚至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可以从文件中提取任何东西出来分析。被火山覆没的意大利庞贝古城，就埋了许多手稿，几乎无法阅读，但是新技术可以对其解码、分析，让我们读出来一部分，技术使这些材料变得更有意义了。 文汇报：全球化时代，我们会从传统中发现新的东西，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这会产生对古代文化的重新描述和评估。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吗？ 奥唐奈：是的，这会是很大的变化。让我从两方面来说。一是，我们不再只讲帝王将相的故事了，普通人、奴隶的历史会被重新“发现”。二是，我想我们在对世界各个地区——地中海、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东北亚是如何一齐协作、创造历史这方面，正在不断地加深认识。两千年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往来比我们现在所知的更多，这就需要最好的考古学发现和能够读懂这些发现的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合作。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完善所讲的故事 文汇报：您经常会说历史是讲故事。那么您觉得人类为什么需要故事呢？历史学家所讲的故事和神话、小说的边界在哪里呢？ 奥唐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需要故事，但是我想，很明显的是我们都喜欢故事——当一件事情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学得最好。大概30年前有一位经济学家写了篇很有名的论文，研究其他经济学家的文章，以显示在经济学中究竟有多少讲故事的成分。比方说，我们想要建一个烟厂，先要做这个，再做那个，然后再要借钱周转资金，才能继续——他必须以一个故事的形态来讲述。而故事这一形式妙就妙在，我们都知道怎样听故事、读故事，我们记得住故事。我们在跟别人叙述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总是会自行挑选、组织，有头有尾地讲一个故事出来，把所有无趣的部分都省略了。我们喜欢这样讲话。虽然在真实生活里，其实充满了无聊的事情。 而危险也就在这里：故事有它们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机制，有它们自己的开头、中间和结尾。而真实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相反，大多都更加模糊、没有焦点。并且，同一事件中的两人回头各自描述时，经常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很少有交集。我们在试着讲故事的时候，故事自己的逻辑法则会改变、型塑我们的话语和焦点，因为我们所希望的，是讲一个好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讲故事是很重要的一项能力，但是，能把故事拆分、修改，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复杂、包含更多细节而更难讲述，则是对历史学家而言更重要的一项能力，因为真实的生活充满了复杂的细节。 不过，如果你问两位政治家什么对国家最好，其中一人给你一份统计报告，另一个人给你讲一个故事，你肯定会记住讲故事的那个人，即便那个故事并不真实有用，而统计报告可能更为准确。但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处理并保存信息的。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持续不断地完善我们所讲的故事，“要做就要做好”（makeavi rtue of necessi ty）——如果我们必须要讲故事，那么就应该意识到，其中哪里可能有错，怎样讲得更好。 文汇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将历史和讲故事相联系在一起的呢？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也是讲他自己的故事，但这也是一部带有些许欺骗性质的自传，您是否受到了所研究的内容的影响，而产生这一想法？ 奥唐奈：有一点吧。许多当代历史学家都对叙述史实的方式很担心。对我来说，奥古斯丁是西方作家中最早讲自己故事的人之一。他讲的是真的故事，但是要在150页里把故事讲完，他也舍去了很大一部分。我对《忏悔录》这一文本的研究让我理解，他是如何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把他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但当时也有为各种原因而批评他的人，所以他的自述，一定也是为了让他免于这些批评。 他自己讲述的生平故事确实有所省略。比方说，奥古斯丁的母亲是在被视为异端的多纳图派（Donati st）教会里长大的，而在她年轻时，她所在的群体被政府士兵强迫皈依正统教派。奥古斯丁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对他来说提这个会有些尴尬，他只是反复地说母亲是一个多么虔诚坚信的正统教徒。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如果要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往在150页里写出来的话，你也是有所拣选的。这很自然，很正常。要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尴尬的那一部分怎么办？2011年，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布伦特·肖（BrentShaw）就出版了这样一本书：《神圣的暴力：奥古斯丁年代的非洲基督徒与宗派仇恨》。对于基督徒来说，自相残杀是一段尴尬的历史，这部分的故事就慢慢被省略了，然后我们就有了教皇、圣人、先知的历史，当然这也是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文汇报：《忏悔录》也是心理学的经典文本之一。从奥古斯丁的时代到现在，人类在认识自身上有哪些革命性的飞跃？ 奥唐奈：我想有很多吧。奥古斯丁预示了现代一系列人类实践的发生，也即认识到人类个体应该对自己的动机、行为和自身都抱有怀疑的态度。这也是许多现代人觉得他特别有趣、有人情味的地方。另一部著名的早期自传是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 i us）的《沉思录》，但那读起来就好像对着一尊大理石雕像——确实是在讲话，但也是一尊大理石雕像在讲。奥古斯丁则和我们更相像，比任何古代人物都显得更有同情心、更有人情味。 文汇报：您是著名的《布林·莫尔古典学评论》的创立者之一，当时您是如何想到要创立这样一个基于网络的书评杂志的呢？ 奥唐奈：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它几乎是人文领域第一本电子杂志。我的朋友理查德·汉米尔顿（Richard Hami l ton）教授先提议说，我们应该做一本古典学的书评杂志，因为好多书都没有人写书评，即便有书评也花费太长时间出版，人们都不晓得新出了哪些书。而我们一起做过纸质的出版，因此他说，我们去找些评论来吧，低成本印刷、再发行出去。那是1990年。我说，不如直接上互联网吧。他奇怪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过还是说：行吧，行吧，动手就是了。而我已经和电脑打了几年交道了，觉得运用这项通讯技术一定会有好结果。 这本电子杂志对不论专家还是外行，以及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是免费的，人们再也不用跑去图书馆坐着读期刊。现在，书评会径直涌向编者的邮箱，我们每年推出700篇书评，平均每天2篇。我想，这样人们就可以对本领域的情况有一个很好的跟踪了解。可以像现在这样成功，也是因为那时候做这件事情，正当其时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