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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天，我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们一样，居然忘记自己的年龄，来到美国一个非常年轻开朗的学校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入学之初，我相当地高兴，因为我觉得可居可游、日臻佳境，期望用一种健康、理韵、坦然、大器的天性，来把生命变成一条像光一样闪烁的河流，途经的一切均被它照亮。那时，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就是忙，主要是精神上的忙。每天做的不过是读书写字，但却开始感受一种不同的文化气息。同学们都很可爱，他们似对 未来有一种无名的憧憬，这给人一种快乐、安宁和向上的感觉。我努力把我自己融入到一个 新的环境中去，每天都写上一些勉励自己的话，其实主要也就是写一些个人的感受，却反 深映出那时的风貌。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中国的留学生不是很多，所以我fi'l~n老师的关系就变得很亲 密。我先是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读硕士，导师是约翰-弗里德教授。他是个大忙人，却花许多时间教我欧洲中古史。他对我的知识浅薄感到吃惊，而那时，我却对他的学问业绩毫不知 情。他是那种善于进行敏锐思考的学者，反应之快，看问题之准，那是无可比拟的。我受了他几个月训练后，就开始对西方史学有了一点理解，或者说有了点兴趣。弗里德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有一天，他高兴地对我说，香槟的伊利诺大学居然录取了我去那里读博士，可是被他回绝 了。理由是他觉得自己是个最出色的中世纪史专家，我最好是应该先跟他学上几年，以后再去也不迟。现在想来，弗里德的话是极对的。只是当时的我心情浮动，还是要想转走。所以当俄勒冈大学又寄来了一张读博士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就坚持要转走。听说俄勒冈大学指导我的将是托马斯 布雷迪教授后，弗里德教授就同意了。这样，我就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我还遇到了卡尔 ·塞迅教授，是他最早引导我进入了德国农民战争史的学习。我还非常感谢裴勒斯教授，他经常无私地帮助我，并且想要在伊利诺斯州大成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我曾为他的精神深深折服。饿勒冈大学所在的尤金是个不大的城市，四面小山环绕，很是美丽。我去的时候，正是里的历史系鼎盛时期，有一批世界闻名的学者如布雷迪、周锡瑞都在那里执教。布雷迪先生是个很勇敢很富于哲学家头脑的人，而周老师又是最有智慧的，这两位教授联手合作，想把一个中国学生教好。现在想来，他们主要是在启发我的灵性。要我知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里，怀着通达、开朗的心情，汲取各种灵性，都将有助于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幸福的程度。他 们努力要培养我一种优秀的资禀，一种把许多事情都做得极端精确的习惯，一种全面了解人类丰富精神和情感的精神，让这些东西最后都会汇拢起来，使人在深刻复杂的各种境地之中得到定性。耶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会遇到各种困难，有时也不免忧愤无端，英雄气 短。但是，老师们总是希望我能走一条 道，要我让生活总是气韵生动，不至干孤明历或因缠绵而凄怆。在俄勒冈的四年，段常常感到的是人生的各种突出的不平衡性，经常能i卜人感到难以把握情感细部全部丰富的价值。解决的办法是一切坦然，一切真诚，凡事商量凡事理解。因为人的心情一旦走向自然之美，飘逝的瞬间就是永恒的r。只要人一旦有了自觉的意识，那么，风度、格调、意境最终总会通过一个优秀学生的善意而奔向自由。天下事，静、勤、诚、明则可，凄、乱、欲、迷则止。从犹豫到明快，从叹息到轻盈，虽只一步之遥，却并非是每个人都跨得过去。总之．在 那个学校，我开始接受了一种禅宗式的教育, 初步知道了接受型 (information)转变为评价型 (evaluation)的重要性，那就是要让思想经常地流动，以便把人的潜在的能量充分地发挥出来。 俄勒冈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有两点实在让人喜欢。一是强调学习是练电流而不是练电器，即非常注重创新和启发式教育。二是要求每位任课老师都对研究生在课上的表现写评语,且这些评语就放在办公室里的一个抽兜里，由研究生秘书管着，每个学期我们都心情不安地 看 那些写得非常严厉的话。练电流的意 义更大些，那就是一种放大能量的训练。记得那时布雷迪老师总是要我去想整个学科如何发展，或者更伟大，去想人为什么要活着。现在想来，这就是电流的训练。老师大概嫌我天性弱小，就要尽量放大我的能量，为此目的居然不忍心增加我的电阻—— 这相当于在中国学武学就先要练内力一样。我博士毕业后数年，总是觉 自己常识很差，几乎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后来1997年我一个人去了德国，在森林中我 一直在想：我不是太笨的人，而我的老师也很聪明，那么为什么我念完博士还这么不学无术呢?后来我终干想通了，原来我跟着布雷迪， 周锡瑞学了几年，主要是在接受练电流的训练 ，尽管一招一式从来没好好学过，世其实任、督两脉早已打通，内功的基础也是早已具备，只是我不懂得如何过招而已。这幺一想， 我突然开悟，觉得布雷迪给予我的真是一种极 高明的训练，只是自己悟性太差，要毕业八年后方明白老师的意图。后来我的老师俄勒冈大学的副校长薛瑞顿教授来北京看我，我们在 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小茶叶店里聊天，我就问他 印证我对布雷迪教学法的理解是否正确，得到的是完全肯定的回答。现在，我在北大讲授 十几门课，但就是从来没感到有什么负担，想来这就是当时练电流的结果。原来事情是这么简单。 电流充足的话，那么讲一门课，写一本书只是接开关和接导线的问题。电流再强的话，其实没有开关，灯也亮。 现在想来，饿勒冈大学的训练是很重视基 础的。我在那时常常为 些大家的作品入迷，我的老师对此作法并不欣赏。我一下子选了 那么多的大师的作品要读， 书单里，有海德格尔、有萨特、有弗洛姆、有罗杰斯、有黑格尔、百康德……。我像一只忙于采蜜的蜜蜂， 周游过所有的大家身边——快成了他们的崇拜者和评沦家了。我老师却觉得我是太注意奇妙的花——它们的美丽确实让我心动。然而，这样的话，我其实是不能理解它们的。照我老师看来，我现在的问题不是忙于采花，而是考 虑自己如何开一朵花，这就要松土，扎根，长出枝干和嫩叶。我一定需要接触土壤和肥 料，而当我 自己开出一朵花了，那么我对那些大师也就能了解了。那时，“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才能和大师们将共享一个 “精神的太阳”。现在我在阅读 《荷马史诗》的时候，就会想起 “精神的太阳”这个词。我们不理解一些伟大的作者，往往，不是史料考证得不够，也不是 “历史移情”得不够，而是没到那个高度。如果你自己长高了，就能接触到那个精神的太阳——它照过你，也曾照过古代的伟人。这样你和他就 互相理解了。 也是在那时，我学会了体验知觉的反应顺序，那就是从小到大。伟大的德国诗人莱内· 的马利亚 ·里尔克这方面的感觉尤其精辟：“从生命最轻妙的芬芳到它最沉重果实的厚味，” 诗人说，“这里没有一件事不能被我们去理解、体会、经验，以及在回忆的余韵中亲切地认识，没有 一种体验是过于渺小的，就是很小的事件的开始都像是一个大的命运，并且这命运本身像是一块奇异的广大的织物，每条线都被一只无限温柔的手引来，排在另一条线的旁边，千百条互相持衡。” 这种两分法：细密周全的安排和关于体魄和力度的训练，常把我推向哲学的神思和强调感情之中，然后又把我置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这是因为，唯有强烈的感情才会造就创新 所必需的直觉。在执行一项研究任务时，这种 直觉能把我推向发现的临界点。从这个意义上 说，强烈的感情就是我们的热度。没有足够的 热量，水就不可能到达它的沸点。如果不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生命的极限，任何新的发现都无从谈起。零度的水是冰，一百摄氏度的水是气。零至百度之间的才是水。科学发现的临界点总是同生命能量发挥的临界点相连的。大自然中干姿百态的美丽色彩，如水的各种奇妙的变化， 如果缺少其生命能量的力度，那是根本无法被欣赏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唱歌的人，先要学会叫得响，如果叫得响部有困难，那怎么能够学会唱歌? 至于普通人，那就是伟大诗人荷马笔下的奥德赛。奥德赛不是一个英雄，但他热爱他的家，他的家庭和他的祖国。奥德塞的妻子也是个普通人，她不肯轻易地向求婚者就范，不是因为她对奥德塞的贞节，只是她觉得他们比不上奥德塞，只要谁能够拉开那象征力量的硬弓，她愿意与他同归。奥德塞对他的妻子也并不信任，他不惜扮演为一个乞丐，来考察自己妻子的贞操。奥德塞和他的妻子都是一类人，他们有的是普通人的心，谈不上高尚，却是朴素和高贵的。但在荷马的另一部史诗 《伊利亚特》中，英雄们无一不在为金苹果的寓言进行无情，痛苦的奋斗，却无一能够脱离奥林匹亚诸神布下的天罗地网，使自己在那金色的网编织而成的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丧生。《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清醒的普通人，他想驾驭的只是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普通人的典范，却没有什么诱惑，或什么压力，能够使他改变初衷。一个一个漂泊的流浪故事，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瞬间接着一 个瞬间的流畅的变幻。最后，幻觉都消失后，人告别了主宰他的天神和戏弄他的精灵，又回到了自己的熟悉的世界。在那里，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爱情是朴素的，生活是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把握的。 还有一种训练，那就是关于史学工作者所应有的素质训练，我也得益非浅。因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那么，仅仅靠勤奋是完全不够的，你还得要培养起一种大度的风韵。就是说，你的探究不是为了自己功利的目的，而是要为传达人类的意志和感情提供一种媒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器并非是指积虑小心地不犯错误，或是广恩博施地令人赞美，而是指一种学者应有的无己胸怀。这 样，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中，都能显露出至善的美德。 而这就是 “大海的精神”!如一个同学所 说：“大海能容纳百川，不是因为它高，而是因为它的低。”每当史学家研究人类群体时，他总是为人类那种通盘合作的精神所折服。历史长河中，惯于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裸衫相见、惹人注目的人，虽然不乏因思想的深刻性而出现的智慧闪光，却远不如声音如音乐、光彩如绘画、生活如戏剧股的关怀能引人入胜 。又有一些人很明显具有宽容精神，却从没想过，自己的这种宽容，是不是一种被掩盖着的不平等，虽不能说是肆无忌惮，却总是无法避免突兀虚假。一些人的生命旋律是迁就性的，立身千众人之中，热情地为小溪、河流、瀑布服务，却永远不能获得各种压力间应有的均衡；要永远小心，才能规避各种过于严苛的责难。具有 “大海精神”的人是主动雕刻时光的，他创造出一种生命的韵动感，虽要以低和宽畅来容纳百川，但 自有惊浪拍岸的万里波涛，自有那永不停息的奔腾方向。大海决不会被搞混，它永远以崭新的主体姿态屹立于世。在大海看来，岸边的和大堤边上的水是最被 “异化”了的部分，它显得绵羊般的温柔，为的是要接引一切可入之物，去与真正的大海作一种原原本本的融洽。仅仅是一刹那，岸边的大海之水似茫然有失，但大海的精神乃是一种真正的赤子之心，它的卓越的造诣，能还原天下百种的纯然天真。大海要赋予所有的水生命力，要它通过永不停滞的流动，来换得纯洁无瑕的本真。大海不是以一种不愿为物所累的态度来实现它的知觉的，在生机盎然的规律下，理想主义存在于大海的精神之中，现实主义存在于大海的生活之中。 不知不觉地，我现在也成了一个老师了，每当我面对北大的那些优秀学生的张张笑脸时，我就要对他们说，你们在三四年的读书生涯，是要完成人生的一些重要转变的。今天想来，凡是对世界史学的理性作过考察的人，就知道它所展开的是一条智慧之路。当再现的真实向显现的真实转化时，这历史的知识就成为一条智慧的路线，让人不再处于迷宫之中。这里，“思想”是个非常恰当的词。以往的智慧和学者的智慧一般总能告诉我大概是在哪里。我常想：当史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或者还未能像现在这样完美时，我们的人类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没有参照物，我们容易迷路与走散。幸好有了史学，它是人类用无数的性命、无数的错误换来的经验，是它的光照人间。在历史面前，最骄傲的人，也会突然变得谦虚起来，因为，只有它才是真正完美的。当它用完美的姿态告诉我们平凡的真理时，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根本目的——竭尽所能，孕育幸福。 作者简介： 朱孝远，海宁人，1954年生，美国俄勒冈大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专长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史等，在西方古典史、西方史学史等领域也颇有造诣。其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西方文明史导论》课程于2005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要著作有《近代欧洲的兴起》、《欧洲涅磐：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史学的意蕴》、《艺术季风——写在史学边缘上》、《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等；参与编写《世界文明史》（马克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编第8、9章和第二编第11章部分内容；最新出版著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刘明翰主编，人民出版社）、《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