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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1日，出版于武汉的《奔涛》（半月刊）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两个名人的通信。一个是被郭沫若讽刺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代言人”的“圣人”胡适之，另一个则是五四时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后又以痛骂鲁迅为职志的苏雪林。在这篇《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中，两人就已经持续了十余年的左翼文化风潮发表各自看法。 苏雪林捍卫“党国利益”，痛心疾首于“赤焰大张”，怂恿胡适出来主持“正义”，扭转时局的“左转”倾向： 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们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入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剧电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先生等在五四时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们巧取豪夺，全盘接收了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谢先生，还要痛骂先生呢。先生恬淡为怀，高尚其志，本不屑同这些人争夺什么“思想领袖”、“青年导师”的头衔，不过目睹千万青年纯洁的心灵，日受叛国主义（君衡先生语）的熏染，能不痛心？现在政府虽还不合我们理想的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我读先生著作，知道先生对现政府的态度，正是如此。 曾经沧海的胡适之，可不是“逼上梁山”的“黑旋风”。他自有乱云飞渡的仍从容： 关于左派控制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对左翼“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不屑一顾，对时局的处惊不变和乐观判断，对“党国”的惺惺相惜，是因为胡适相信“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 此时的胡适，已非五四时期光芒四射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了。自从发起那场也曾慷慨激昂的宪政运动，经历了人权与约法、民主与独裁的论辩硝烟，曾经的“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的“反革命之胡适”，已经和那个“卢梭第二”的风采渐行渐远；已经由大义凛然的抗争，渐渐忍耐和认同“以党治国”的“训政”，成了党国“救焚”、“补天”的诤友；不但对左翼的痛骂“毫不生气”，就是对党国的独裁和腐败只怕也是“老僧不见不闻”了。这是胡适的无奈和聪明，或许还有对体制的一点残存期待。 其实，苏雪林如果还自诩为一个独立的文人知识分子，她就应该问问青年人，为什么不再拥戴胡适而追逐左翼风潮？问问她心目中那个“最好的政治机关”，是否有容忍胡适提倡“宪政”的雅量？ 苏雪林一片“拥护现政府的苦心”，真乃日月可鉴。她不久又在3月16日的《奔涛》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那篇蓄意已久、投告无门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为“党国”的危局忧心忡忡：“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 可惜，她心甘情愿当“帮忙”、“帮闲”之壮举，不但没有得到“党国”的授勋颁奖，就是引以为知己和靠山的胡适都不以为然，而且正色相告：那些“骂鲁”的“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 或许苏雪林知道自己的举动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大诉其苦：“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 或许苏雪林真的应该反躬自问：鞭尸鲁迅、痛斥左祸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为何屡吃闭门羹？为何“骂鲁”会导致整个文坛的攻击？为何不是她苏雪林，也不是胡适，而是鲁迅被拥戴为“思想领袖”和“青年导师”？为何“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 从历史的后设视野来看，胡、苏所探讨的“赤焰”风潮，其实已经面临转折。严峻的国内政治斗争和文化矛盾，很快就要被残酷的民族战争所转移，历史即将由“十年内战”（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入惨烈而悲壮的抗日战争时期。 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和当年胡、苏所看到的表象近乎一致的结论：“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1〕民族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飞速发展，ＧＤＰ增长居于世界前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罕见的“黄金”快车道。然而，不久日寇疯狂入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此夭折。所以，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进程复杂而曲折。当人们的眼光局限于国内时，外患却在步步逼近。 （二） 1927年8月16日，在上海出版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了时有恒的一篇杂感《这时节》。时在文中感慨：“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攻击下的文字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2〕，离开革命大本营广东，刚刚来到上海寓居的鲁迅，在是年10月1日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上，发表了《答有恒先生》，公开回答自己为何“不发议论”、为何“沉默”： 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一年前，目睹青年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屠杀，他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3〕可是刚刚一年的光景，连为北洋政府、为“孤桐先生”摇旗呐喊的“正人君子”们，都“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本来以为“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4〕但是，“党国”上台用以祭旗的血污，让他目瞪口呆、感到未有过的恐怖，只好用老法子救助自己：一是麻痹，二是忘却。这种从未有过的恐怖经验压抑了一年，“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他也还是只能“而已”而已。 血的游戏已经粉墨登场，好戏还要不断上演，岂能草草收场？ 四年后，他又沉重地感到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党国”让他又一次“忍看朋辈成新鬼”。又过了两年，他才能够“怒向刀丛觅小诗”： 可是在中国，那时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5〕 九年后，在临死的前两天，他在生命中最后的未竟稿里，还念念不忘在其治下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华民国：“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绝不会这样爱它的。”〔6〕曾经“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鲁迅，深知“剪辫的自由”也来之不易，可是他为之“焦唇敝舌”的中华民国，难道只容许有“剪辫的自由”？他更深知，即使这“剪辫的自由”，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要看主子们脸色的喜怒阴晴。这一点，他知道胡适们比他有更深刻的切身教训，不然他不会奉送上“焦大”的头衔：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7〕 对这个依靠军事暴力维系的政权中的大多数来说，权力和财富才是最赏心悦目的追求。这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自然也不例外：“在十年的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成为政府的统治部门，蒋本人成为政权中凌驾于一切的存在。正如曾经一度担任过蒋的顾问的何廉所回忆：‘委员长走到哪里，真正的政府权力就在那里。就权力而言，他是一切方面的头儿。’”〔8〕“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1934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9〕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党国”的“同调”胡适，仅仅“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但招致党国总动员式的口诛笔伐，而且国民政府还正式下令教育部严惩“反革命之胡适”。让人噤若寒蝉的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党部一纸控状，就能将提倡宪政的第二号人物罗隆基抓捕入狱。更让人恐怖的是，被逼离开上海至天津的罗隆基，竟然被“党国”特工追杀至南开，差点毙命津门。如果没有五四时代暴得的大名，没有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高层的暗地支持，如果没有“党国”内部派系斗争的漏洞，胡适的境遇只怕比罗隆基还糟糕。 这样一个连“焦大”都容不下的政权，你还能指望它什么呢？ 著名民国史专家易劳逸，通过扎实而严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10〕 （三）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方生方死，白驹过隙。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着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齿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这是茅盾小说《子夜》开篇对上海的一段有名描写。小说初版本内封里还衬写着“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轰鸣驶过的电车，光影交错的电影院，风情旖旎的舞厅，人头攒动的跑马场，熙熙攘攘的百货公司，一切的都市风景线，仿佛都在发光，发热，给力！五光十色的大上海，华洋杂处、中外兼容，它的情调与时尚，至今还是许多国人心目中最标致的“a Romance of China”?的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东方的巴黎,是中国的最“摩登”?当然也是“党国”的国家影像名片?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不仅是穆时英如是说。五光十色的上海之下，还有黑暗、贫穷和肮脏；雍容华贵的上海之外，更有破败、凄苦和沦亡。 1927年10月的《生活》周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上，发表了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的《世界各国财富的比较》，副标题为：1920—30年代“美国最富，英国其次，中国财富列在第三”。该文通过引证各种经济数据，得出一个判断：北洋军阀治下的中国经济，竟然居暴强的日本、德国和法国之上。既然如此繁荣富强，何患之有？可是邹韬奋却说：“所患者国未统一，军阀横行，所以国势日弱”，“可惜军阀把持，兵费徒耗，弄得民穷财尽，只有慨叹！”。 对这个政权的贪污腐败，没有党派色彩的中间人士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1929年，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儿子）给胡适写信，大发感慨： 时局搅到这个程度，革命革出这个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于老百姓，不仅仅是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11〕 再读一读那令人痛彻心扉的《与妻书》，早期党人舍家别业、死赴国难的铁骨柔肠、赤胆豪情，而今安在？中山先生《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有言：“革命党人，历艰难险阻，以坚毅不扰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后来“党国”执政者大多摇身一变，不为独夫，即为民贼，“斯诚后死者之羞也”！冷子兴演说的荣、宁二府，就是党国的前尘往事：“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与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军事上的拥兵自重、经济上的贪污腐败相配套的，必然是“党国”文化上的腐朽反动。胡适当年曾以莫大的勇气，写过一篇至今锋芒闪烁的名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从文学革命、思想言论自由和文化问题态度三个方面，直言“国民党是反动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他预言：“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12〕 国家者，全体国民之国家；天下者，普天之下匹夫匹妇之天下。如果肉食者只顾结党营私、鱼肉百姓、恃强凌弱、嗜血专横，最自然不过的后果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四） 夜阑卧听风雨声，一枝一叶总关情。 左翼文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茫茫中华大地脱颖而出，如苏雪林所言“赤焰大张”、“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就是因为它走在了时代精神的最前沿，有敢于为民鼓与呼的担当意识，替压抑和苦难的人民大众发出了心灵深处的怒吼。 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对民生的疾苦、草根的艰辛本来就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当真理、正义、公平、自由和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他们的体验、知识、理想和胆识，当然更容易被激活和催发。他们以大无畏的献身真理的精神，走在了时代文化的潮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正是这一代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的光彩写真。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是新文学运动。或许是承续先贤遗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又一次光荣地站在了时代文化的潮头。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各种纷争，既是问题的深刻扣问，又是主义的深情探求；既是文学自我调节与生长的一个影像，又是社会动荡与发展的一面镜子。勃兰兑斯有言，文学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们在困顿中的执著探索，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在那个特定时空的灿烂绽放。海德格尔有言“人是绽出的存在”，而真理，正是召唤这种绽出的天籁！这个绽放的过程，充满了挫折和坎坷，也不乏幼稚和谬误，但是必须记住的是，那种为真理舍生取义的勇气，那种以身殉道的胆识，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豪迈，足以令后人扼腕长叹！ 托克维尔谈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动机时，曾言：“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13〕 如何不溢美、不谥恶，去勉力探求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其文人知识分子背后的历史事实真相和历史精神真相，让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遗迹和精神律动，和我们实现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们，是在“党国”的重重铁幕之下，踏上追求真理的漫漫长路，开始他们响应天职召唤的生命之航。我们如何静下心来，去仔细谛听他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遥遥不灭的回声？ 注释： 〔1〕〔9〕〔10〕《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54、186页。 〔2〕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3〕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4〕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页。 〔5〕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7—488页。 〔6〕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557页。 〔7〕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8〕（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3—524页。 〔1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588页。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