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谈季羡林与国学以及大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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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晨，一颗98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出生后几个月，清朝完结。他去世前一天，还曾题字。
北大的讣告称季羡林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而太多的人是通过散文随笔了解他，如《牛棚杂忆》，如《留德十年》，更多的人通过媒体，甚至就是通过这个亡故。
大学时代读大史诗《罗摩衍那》，并未在意译者是谁，但觉译得真好。那是他在“文革”中被迫看守门房、打扫厕所的窘境下展开的活计。先生的全部著译逾千万言，很多作于最后的30年。像80万字的《糖史》，像吐火罗文的研究翻译。
恕我孤陋，一时尚未看到国际相关学者对季老的评悼。但愿只是媒体未及译介。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先生晚年的愿望好简单；“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老人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别有感悟；“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这是钱文忠所总结的季先生日记常用句式……是否我们离这位知识者的本真还很远？
朱维铮先生在思想文化史和经学史方面造诣颇深，他对厚朴博学的季先生的看法，不同寻常。
“他确实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不是国宝，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
木叶：钱文忠《季门立雪》封底有一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朱先生是怎么看的。
朱维铮：这是一个事实吧。因为他留德十年主要是在哥廷根大学，主要是学印度以及印度周边的那些东西，学的主要是比较语言学的东西。他德文很好，他懂得梵文，巴利文，还有死去的吐火罗文……
木叶：季羡林是东方语言、印度学这方面出色，但是在国内，一般被说成“国学大师”。
朱维铮：我从来不掺和到现在的国学当中去。你开什么国学班，只是一个名义，要我去说点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可以。但是我自己从不说什么国学。……我以为国学跟传统的通常都是用汉文来表达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国学这个概念本来是从日本引进的，引进时间也很晚，据我所查到的是1902年。
木叶：季羡林晚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又把国学往前推进一步，提出“大国学”，不光指汉族本身的文化和那些东西，还包括其他五十几个民族的历史承传和文明成果。
朱维铮：我也是在报上通过只言片语看到，说是他有心想搞大国学。至于他的详细的理论我不清楚。大概我们2000年以后，突如其来地你也过学我也国学，我对这个非常反感。我就特别地问一条，“中国”从一个政治实体被举世公认，就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话，那是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你去看，清朝签约了干什么了，通常都是叫“大清国”，人家照会也递给大清国。前面是“大明国”……中国这个概念是非常变动不拘的一个东西。
木叶：2006、2007年出版的《病榻杂记》，季先生把被别人扣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自己在文中给摘掉了。后来有记者采访他，说：您之前听到别人这么称呼您，是什么感受？季羡林说，感觉到毛骨悚然。木叶：可是连温总理都尊称您是大师啊？季羡林：领导那是鼓励一下。
朱维铮：他最早发表是在《新民晚报》……我当初看了以后倒还觉得这位老先生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他确实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不是国宝，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搞这个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化或者具体讲到懂得很多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什么什么这样的话，确实是随着老一辈一些人的去世以后，他确实是国宝。
金克木的高明•陈寅恪的启发
木叶：是国宝，但他在这个领域是大师不是呢？
朱维铮：在这个领域，我认为是大师。特别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糖史》……通过这么一个物质的东西，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方面东西弄起来，证明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也不受历史限制的，你不让它进来它进来了，你不让它出去它出去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起劲地在那里宣传我们中国没有普世价值什么什么，你可以讨厌，你自己想搞专制，可以，但是你说我们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没有普世价值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要分开来看，他在这些专门领域，他有些比较语言学的东西，坦率说我看不懂，我不知道那些语言，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但是他做的涉及到我们的所谓的中西文化交流，古老一点的说法叫中外交通，特别是跟印度的关系，这些我当然看得懂，我觉得很佩服，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认为他当然是大师。但他不是唯一的。起码在北大跟他共同创建东语系的金克木……他们俩是两个路子。季羡林先生是从语言学啦或物质文化交流啦（等方面展开），但是你要讲对宗教文化交流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刻性，我以为金克木先生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看他的东西。
木叶：前两年我有朋友编金克木的《书读完了》，好多卷里选出关于读书的。
朱维铮：噢，你读过这本书？
木叶：对，我觉得第一，金克木先生的思想很深，还能用很直接的话体现出来。
朱维铮：如果把我们的传统的这些东西叫做国学的话，那我以为金克木要高明得多。
木叶：但真是很微妙，金克木的世俗名声吧相对要低得多，可能跟他弟子的传承或另有一些原因，也许是他深的原因吧。
朱维铮：也不见得。《书读完了》很多发表在《读书》上，据我所知大家都很喜欢看。……你们欣赏他的文字，我倒是欣赏他的想法，很深刻。
木叶：他的文字要比季羡林读者有质感。
朱维铮：那倒不一定。因为专家治学有不同，有些人文章写得不好，但是见解很深刻。有些人文章比较凝缩，有些人文章比较豪放。对于外行来说，比较豪放的那种文章就容易读；很凝缩的，他读了许许多多书，就凝缩成那么一小块文章。比如说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胡适还公开批评说他文章不好，好不好有一条，我读陈先生的东西，叫我要好好想很久，他发现了过去人家没发现的东西……但他的文章确实很晦涩，他引一段材料下面寅恪按，再引一段材料再寅恪按，但是你读得懂那就非常有意思，对你有启发。所以同样是大师，有的大师善于把一些东西用比较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或写作方式使大家知道，有一些纯粹的文章，只有很少的学者看得懂，他就通过这些学者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
木叶：（1958年，所有大学历史系都在批陈寅恪。陈先生对季羡林影响很大）季羡林是保持沉默的，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朱维铮：我也不了解。我没看过他批陈寅恪的文章。因为他如果不沉默的话，报纸上要么有他文章，要么就有报道。我没看到。
木叶：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操持了，很不易。
朱维铮：当然不容易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发疯的年代。
“被忽略的就是他最专门的这些东西”
木叶：当初季先生把三个帽子自己摘下来，李敖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季羡林这三个哪个都是不及格的。钱文忠说季先生写的文章，李敖看都看不懂。
朱维铮：哎，那个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李敖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个真学者。李敖在台湾的作用是在另一个方面，在学术界上面到底有哪些东西，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也用不着跟什么他对着干地说看得懂看不懂。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如果是专家治学的话，同样在一块工作，有时他有的东西也会看不懂，因为他读的书我没读过，他思考的问题我没想过。这种人文学科里面，在哪一个领域如果是专家治学，说我看不懂那是正常的，如果说什么都懂那就不正常了。
木叶：季羡林的名声这么盛，（长寿的因素和）弟子的关系我们不去讲，有人认为他这么多的散文随笔，应和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需要。
朱维铮：季羡林先生有一些方面是被我们的官方捧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看起来他也是被利用的。
木叶：温家宝去看了他若干次。
朱维铮：他选了一个典范表明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觉得这个不奇怪。就像我一样，我也会去看一个学生，我对这个学生并不是特别觉得他哪些方面都非常杰出，但是在某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是表示我的一个态度。
木叶：像毛泽东的时代：“鲁郭茅巴老曹”，政府会“推举”一些人。它总要推举一些人，季羡林在北大，本身又有水准……
朱维铮：有时候推举得很好，有时候推举得很糟。
木叶：像季羡林这个推举的好还是糟的呢？
朱维铮：我以为还是不错的。我对他本人，就冲着他那个否认三个“国学大师”什么什么的。我就很尊重他。
木叶：但这都已是06、07年的事。他都已经九十几岁才去否认。
朱维铮：不，他不能够人家说一句我就否认一句。我觉得他确实思考过。
木叶：他是有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和杂志的主编……这个也有一些非议；他还写了很多序（并题了很多字）……当然这也是他奖掖后进，提携后学，关注文化，但别人也觉得先生对名利还没完全能放开。
朱维铮：这个他到底怎么想，我不清楚。反正他兼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木叶：他还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您对此是怎么想的？
朱维铮：嗯，我一贯不赞成。因为据我所知，搞历史的人预言未来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他也是搞（大）历史的，我也没有看到过他研究过社会、研究过政治，所以那预言在我看起来，好像姑妄听之就可以了。……老先生喜欢说，不妨把它看作一种梦想。
木叶：季羡林先生学术和为人各方面的综合遗产，有什么被忽略了的没有？
朱维铮：我想被忽略的就是他最专门的这些东西，现在懂的人太少……所以有的人菲薄他说他不过就是懂几门语言而已，我看到《参考消息》登了李敖也在那里说。我想李敖肯定在这一方面，连他一个边角料都算不上。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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