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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以前也曾多次对我说过，他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手头要完成的东西却很多，不希望有人过多打搅。 我跟何炳棣教授最后一次通话是2010年秋天，其时他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参加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回到洛杉矶（鄂宛Irvine）的居所，大概休息了没多久吧，我打电话给他，请他谈谈这次国内媒体炒得很热烈的何炳棣、李学勤面对面辩论夏商周断代史的方法等问题，这些重要的问题美国学术界也非常有兴趣。我想把这些争论的内容放到在编的《美中社会文化》杂志中。何教授虽然已年过九十，听力稍稍有点背，说起话来还是一贯的大嗓门：“我在清华跟李学勤当面辩论，关于夏商周断代的问题，他们做得非常草率，中国文献学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很多历史文献都是非常靠得住的，那么多年代传下来，虽然也有伪作，但是从几个方面去反证，就会得到真实的、可靠的资料。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又谈起他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夏商周纪年的可靠性。可惜这次谈话时间并不长，他直率地说感到有点累，要休息一段时间。我所约的稿子也一直没有时间给我。此后我也就忙着教学、科研的工作，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他家里拜访。去年秋到他的邻居钟维娜老师家中观看她收藏的晚清书法作品，我还问起何教授，她说何教授现在闭门不出，整天看书写东西，似乎身体也不太好，也不希望别人去打搅他。年前晓明来此希望访问他，我打电话给他，却是他儿子接的，说父亲希望在家静养，恕不接客云云。 何先生以前也曾多次对我说过，他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手头要完成的东西却很多，不希望有人过多打搅。我遵嘱没有再打电话去请教，直到前天才得到何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向何先生问学将近二十年，所得到的何先生的印象，就是一个铁骨铮铮、不讲假话、远离功利和世俗的学者，早年的清华学风在他身上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记。他对于清华大学在培养他治学精神和方法、塑造他独立人格方面有着很多的赞誉，“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为什么清华大学给予他一生的纪念？这当然与莘莘学子的知识萌芽期得到启蒙有关，也与清华当时奉行的美式通才教育（也可译作通识教育）有关。当年何炳棣先生进清华大学读的是化学系，但是清华的通才教育强调广泛吸取人类文明，这与林毓生先生讲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基础阅读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他在上刘崇鋐教授的西洋史课时，通过跟刘崇鋐教授的一番谈话，确定他此后要朝向史学研究方面发展的决心，遂转入历史系。开始修学外交史、西洋史。当然这种通才式的教育从来不在大学教育期间限定学生的专业方向，而是在各门基础人文学科中进行广泛的读书训练。清华还有一个重要的风格就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不依附于任何势力和团体，专心做学问。清华也教会了何先生做头一等的大题目的宏大学术格局，练就了何先生扎营寨、打硬仗的学术攻坚战方法。而这一切都跟功利、意识形态、意图伦理无关，重要的是在知识领域中有所建树，这才是知识人的本分。何教授是中美庚子赔款的最后一届公费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但是在此后的教学研究岁月中，他的异乡关怀情结终于又返回到了他的本土意识，由此奠定了他终身的学术目标——中国的古史研究，也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的史学大师。这恰好又跟何先生的人生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个世纪中国指定一些学者进行夏商周断代史工程时，何炳棣先生就极度关心。因为这个题目不仅仅是中国学者所要解决的，也属于世界史范围的大题目。中国属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谈起五千年的历史，似乎终觉有点气短，因为传说史终究无法作为有文字、实物记载的历史来介绍。跟其他文明古国相比较，也没有辉煌的雕塑、建筑等实物。但是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民族情结来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走出疑古”如果不严谨就会走出科学。我们那时见面谈话几乎都会围绕着何先生关心的这些问题来谈，除了夏商周断代问题，他的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也是在那个时候专心写作的，此后又有庄子、墨子的研究。对于何教授晚年的这些研究，史学界尽可做出公论，但是他严谨的研究方法，跟他前期富于创见的史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生命为学术而存在。跟何先生谈话，几乎没有任何闲言碎语，一见面就是交流最近在看什么书、做什么文章。当然也会谈一些人事，那都是学术上的人事问题，他居然不回避，在回忆录中都记载着他平时跟我所谈的一些人事问题，例如跟故去的张光直、吉德炜等人的过节，均属于学术观点分歧。美国汉学界的学者都说何教授为人孤傲自赏，有棱有角，给人一种距离感，何氏自己也承认过“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但是他对晚辈特别好，我赴美留学属于当时的中美合作培养，何教授后来就成为我的美方指导教授，他看我的论文和为我的书作序，都是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每次去他家，都承蒙他请我吃饭，想来有愧。 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何炳棣先生还是一位非常有品位的古董收藏者。我在他家的收藏柜中看到的清三代瓷器不在少数，而且经常更换。他说，他收藏的古物，非精品不要，非真迹不看，非名家不收。这三非，使得他的收藏品味和价值很高，而且从来不卖。尽管这几年国内的大拍卖公司到洛杉矶如过江之鲫，却从来得不到何氏的精品。他的客厅中除了挂着胡适送给他的《羌村三首》书法之外，还有张大千、黄君璧等近现代的画作，据说他没挂出来的东西更好更精。那一年我陪着华师大忻平教授访问何教授，何教授为欢迎远客的到来，才出示一二，忻平大为惊讶他的收藏，说是回去要写一篇何教授的访谈记，后来不知道发表了没有。 也许他一辈子的治学都是以材料作为重要的论据，故而特别重视材料的收集整理，对于考据、整理、训诂特别用功。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对王元化先生和王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钦敬有加，多次托我传递稿件。元化先生虽然与何先生未曾谋面，两人心有戚戚焉，常在我面前表达对这位清华前辈的尊敬。我曾经想通过评论《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来重点分析一下两位对清华学风情有独钟的老师的清华情结之由来和内在的超越，却因为杂务缠身，尚未动笔即已传来何教授故去的消息，令人扼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