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1889——1962年）    
       面对清华百年，真要打开记忆的闸门，温习一所学府的成长，就会发现历史的沧海桑田，从而有一丝的伤心叹惋，涌上心头。也许，只有进行“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才可以在情感和理智两个方向，进行“维稳”。
       回眸清华百年，比起北大，有着特殊的幸运。追寻百年历史，这所学府，第一个幸运之处，它有着稳固的地理坐标，一直环绕着清华园进行延展；而北大则没有这种幸运，老北大的符号——红楼，已经成为中国文物局的办公场所。现在的北大校园，则是鸠占鹊巢，属于燕京大学的遗迹。
       清华的第二个幸运之处在于，1978年之后，历任主事者没有蛮横到重定校训和校歌的地步，恍惚之间，还以为清华没有经历文化浩劫，一直秉承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精神呢！不过，眼见大陆多少学府已将老校训和老校歌废弃，就可以明了清华的文化积淀，较旁的学府为多。
       清华的第三个幸运之处，也最能引起深切感怀的，是清华有一位终生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自从梅校长1948年12月21日登机南下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水木清华；而新清华的历史，也从这时开启。五十年代之后，梅先生从美国来到台湾，并将清华的精神和传统，扎根于新竹，台湾清华大学，从这里启航。
       笔者曾关注百年中国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可谓魅力型的代表，竺可桢先生可谓学问型的代表，胡适先生兼有魅力和学问的双重因素。平心而论，梅贻琦先生，既不属于魅力型，也不属于学问型，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先生，以其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驾驭着清华这条汪洋中的学术之船，躲过多少急流险滩，书写着中国大学史的光荣与梦想。
       那么，梅贻琦先生属于那种类型呢？笔者以为，梅先生无形之中，创造了一种类型——绅士型。梅先生所具有的崇高德操，在民国老校长群体中，其实，并不罕见，只是，时移势转，在当代的校长群体中，已经杳无踪迹，从而成为一种稀缺的道德品质。
       而梅先生的绅士风度，在民国校长群体中，流淌着一种包容的气度和民主的气质，这就令人刮目相看。回眸清华百年，探讨梅校长独特的民主气质，就成为一桩不仅有趣，而且有益的事体了。
       坊间注意到梅先生属于“寡言君子”，除了开学典礼必须的“公文”外，梅先生既不喜欢多言，也不喜欢写文章，就连黄延复先生整理刊布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年），也是简朴的很，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这位“闷葫芦”，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也有很多人注意到，梅贻琦先生作为游美学务处出身的“清华史前期”学友，学历并不高，只是吴士脱工学院本科毕业生。这是由于梅贻琦是家中长子，弟妹甚多，需要养家，以至于牺牲了学业。但，特别注意梅先生学历的人士，大概存在一种推测，学士出身的梅贻琦，在博士、硕士如林的清华名家面前，是否会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使得梅先生在担任校长长达十七年期间，谨言慎行，从而具有一种“吾从众”的民主风度？
    上面的猜测，当然是皮相之论。梅先生执掌清华，绅士风度的形成，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客观上来说，清华大学相对于其他学府，有着特异之处。首先清华由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而建，早期属于一所高水平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人在美国耳濡目染，无形之中，习惯民主的气氛；校长独裁和专断，在旁的学校，也许遇不到有效的抵抗，但是，在清华就吃不开。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1930年担任校长的罗家伦。这位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选手，原本是学生运动领袖，曾经破格录取钱钟书。罗家伦治理清华，大刀阔斧，大破大立，对清华有着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清华教授会和清华学生自治会，不大习惯、甚至有些讨厌这位强势的校长，最后，利用中原大战的机会，将罗家伦赶走。
       其次，清华人奉行“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的理念。金岳霖、叶企孙、闻一多、潘光旦、陈岱孙、顾毓琇，这些清华名教授，都是清华校友，也就是说，清华是很多教授的母校。清华百年校庆，举办庆典的花费，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清华校友的捐赠，清华独特的校友文化，由此可窥一斑！当然，校友的捐赠，也不应该浪费，要是更多地用到清华学子身上，岂不更好！
       经受了“美洲新大陆”熏陶的清华校友，对于母校有着高度的认同和热爱，既然清华属于所有清华人的，那么，清华的校务，也要由诸位教授平均分配。旁的学府，可以奉行“学者治学、校长治校”，而在清华教授看来，就不大合适了。
       梅先生之所以成为清华人公认的好校长，首先，来源于梅先生的智慧，其次，得益于梅先生的心性。1909年，梅贻琦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游美学务处，成为“清华史前期”的首级学生，预示着梅先生一生与清华的渊源。梅先生人生一大事因缘，就是终生服务于清华，冥冥之中，梅贻琦先生就是为清华而生的。
       吴士脱工学院毕业后，梅贻琦于1915年春回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当年9月，应聘成为清华教员，开启了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人生历程。梅贻琦作为“史前期校友”，和其他校友一样，对这里的一切充满着热爱和眷顾。而作为“清华老人”，由于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品质，于1926年，成为首位“民选”教务长，继吴宓之后，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两年的时间虽短，但是，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的交往中，对于学术大师的风范，多有体贴和温情，梅先生1931年就任清华校长，相继提出“大师论”、“从游论”，不难见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子。
       民国老辈学者，在自由的氛围中，多有真性情。清华的教授，自然也不会例外，甚至可以说更加突出。如果清华校长，比如罗家伦，也具有真性情，不懂得克制和谦抑，那么在治校过程中，双方的冲突，便势所难免，清华这方面的教训，可以说不少。可贵的是，梅先生具有雍容的气度，所以说，梅先生执掌清华，贴切地诠释了清华校训中的“厚德载物”。
       至于新清华的主事者，哪怕没有拯救自己的灵魂，灵魂在高处的梅贻琦先生，也愿意进行宽恕。清华百年校庆，这位性情温良、慢言斯语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并不在乎，是否得到晚辈一份同情的理解与温情的敬意。因为，对具有绅士风度的梅贻琦先生来说，恪守现代大学精神，那是上帝赋予的光荣使命。
    
       （2011年4月29日，2：50分，书菜楼）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