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先生的学术渊源有二：一为考据，一为理论。推其考据学源，除自幼熟读古籍，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在心胸中烂熟已久外，从其所撰《古文约编》及《桐城文选》二书之序言中，可知其深受桐城派影响。
    在《春秋史》中，古史辨派那种对古史古籍怀疑、认为上古史是神话与传说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和顾颉刚先生一样，童书业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逐渐融合的复合体。他在《春秋史》第四章中说：
    中国民族是一个复合体。其中最主要的体干当然是所谓“华夏”族。但这“华夏”族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他也是一个复合体。原来古代所谓“中国”人其实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的代表是殷商，西支的代表是夏、周。夏、商、周三代原是三个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东方，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来，或竟与淮夷为一族。夏人起自西北，其种族来源不可确知，但与周人的关系必很密切。周人起自西方，血统与西方戎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来，或竟与氐羌为一族。至于姜姓各国，更是西羌的近支，近人已论定了。至春秋时人所谓“华夏”，实是文明伟大的意思；所谓“中国”便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义只是文化的与地域的，种族的意义很少。如果讲起种族来，则当时所谓“夷蛮戎狄”不是“诸夏”的血族，也都是他们的近亲。
    周人起于陕西，那地方大约本是夏人根据地的一部，他们又或者与夏人有些渊源，所以自称“夏”。因周人势力的扩展，“夏”就渐渐成为中原人的通称。春秋时中原人常常自称“诸夏”，而称文化落后住在山林里的氏族为“蛮夷戎狄”。“夷”、“夏”对立的观念于是确立，渐渐变成种族的称号了。
    至第十七章总结春秋时期的历史时又说：
    春秋时诸夏民族住在中原，四边和较僻野的地方都是给所谓蛮、夷、戎、狄等部族住着。诸夏想同化蛮族，蛮族也想征服诸夏；两方势力一经接触，诸夏在武力上就不免吃了大亏。于是中原各国互相联结，共同御外；在这样情势之下出现了伯主制度。一般伯主的中心事业是“尊王”和“攘夷”，“尊王”是团结本族的手段，“攘夷”是抵御外寇的口号。
    那时蛮族中最强盛的，南方有楚，北方有狄，所以攘楚和御狄就成了当时中原伯主最注意的事情。结果狄族由被抗而分散，楚人由被攘而同化。到了春秋末年，北方的狄族尽被晋国并吞，东方的夷、戎等族也被齐、鲁等国所征服，西方和中原的戎族早已衰微，被晋、秦、楚等国所瓜分，而南蛮的楚在这时也已率领南方诸族变成诸夏的一分子了。
    东南方的蛮族吴和越从春秋中年起也渐渐加入诸夏的团体，经过了约百年间的相拒相迎，到了春秋之末，吴国和灭吴的越国竟变成了东夏的盟主。楚、吴、越等国本来文化较高，他们很早就有文字，并不是真正的化外蛮民，所以受诸夏的同化也比较容易些。
    上古的许多不同的种族，就是在春秋时代混合而成立了一个整个的“华夏民族”。
    整部《春秋史》从纵向而言，大至从太古直至战国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春秋时期242年间周及各主要封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关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脉络，小至某一具体现象的缘起、发展、结局，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从横向说，对春秋时期各个阶段的周王朝和各封国，以及各封国与夹杂在封国间或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消彼长的势力，乃至各自内部微妙嬗变，无不一一交待明确。这梳理清晰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将我国动荡变化最激烈时期之一的春秋时期的各个方面动态地展示给读者。
    《春秋史》中有不少童书业先生的学术见解，其中与他后来研究关联甚大的是他的古史分期观。在书中他提出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1949年后，他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历史理论的研究，重心即为古史分期问题。由于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的影响，他的古史分期观一度游移。不过，在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考证当时能见到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资料后，自1956年起又返回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原点，而是通过解读在西方历史基础上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以比较史学的广阔视野研究中国和世界古代中世纪社会，得出更深入、更广阔、更有理论基础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史》、《春秋史讲义》中，有多处内容言及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并与中国古代相比较，可见童先生此时已在尝试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于他对古史分期研究的心得，《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有较集中的反映。(作者：童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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