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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刚结束一场会议，赶来赴访谈之约，他神情愉快，双手拄单杖，在他担任董事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明亮的访客室里，亲切的招呼我们。他虽然天生双手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足背向地、长期的借助手杖行走，但起坐间的动作和他的言谈一样干净俐落，让人很明显的感到时间的效率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的访谈也被他的明快带动，开门见山直指问题。义芝有备而来，在一连串与阅读有关的问题之前，他先追溯源头，问他相对于行动空间的拘束，如何打开心灵的空间。于是在这个朝阳晃亮的上午，我们有幸坐在历任台大历史系主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美国匹兹堡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一九八○年荣任中研院院士，蜚声国际的史学家面前，聆听他对读书的独特经验和见解。 因行动不便而得到阅读的自由小时候，在大家族众多堂表与亲兄弟姐妹间，只有他因无法走路而不能上学，需人扶持和无法去外头和兄弟自在玩耍，是他身体行动上极大的痛苦与不便，但在心理上，他的家庭从来没让他有过受歧视的感觉，十五岁才上学，也使他没有机会去学校受同学歧视，所以行动的不便不但没造成他心理的障碍，反而因枯坐家中而获得阅读的自由。 「十五岁前，在家里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没有正常的学习课程，虽然没机会学物理、化学、数学等，但我反而获得无拘无束的阅读自由。」许倬云形容家里的藏书，「若不是抗战，我家里的藏书极多极多。」但即使是抗战颠沛流离，书籍散失，他光看父亲书架上永不缺乏的文史、地理、国际情势等种类繁多的书籍，也够成就一生阅读的坚实基础。从完全看不懂到产生兴趣，他认为是无法上学衍生的机缘。从认识第一个字开始，家里并没有特别为他请过老师，完全是他摸索出来， 「我从来没有认过方块字，家里桌上时常有书，摸一回两回，加上主动发问，兄姐随机指点，就这么开始读起书来了。」从自己摸索认字到阅读整部书藉，过程极快，他文言与白话文并进，十岁已能和父亲讨论古文，也由于没上学，而有更多机会跟在父亲身旁受教，涵养知识胸怀。他回忆十一、二岁时，跟随曾担任海军将领的父亲在重庆南山，兄姐皆住宿学校，只有他夜晚与父亲同室读书，一灯如豆，父亲会搁下书来，询问他懂不懂书中所言，他凡有不懂便请教，父亲马上为他解释并打开世界地图，随机教导他国际情势，分析地形战线，讲解战舰功能与港口情势；世界的汪洋大海与历史视野在他少年的胸臆成形，这段灯下课子身影，成为他终生受益的知识源头。 因为这段自由阅读的机缘，许倬云很豁然开朗的说，天生的肢体障碍，对他而言，「是倒霉，也是不倒霉。」读书如野战没有常法十五岁回江苏，投考无锡东林书院旁的辅仁中学，入学考试科目，国文历史地理皆考高分，其它科目考零分，学校想收他，省教育厅不通过，姐姐许婉清当时在南京当律师，特别为此写呈文给省教育厅，要求让他试读，母亲也亲见校务主任商谈试读的可能性，许倬云当面允诺校务主任，「第一次月考全部科目及格」，得到许可后，他加强理化数学，果然第一次月考全部科目及格，成为正式生。 话题到此，义芝问许先生赞不赞成现在的教育体制面对许先生这样有某方面长才的人，是否也该有破格录取的弹性，许倬云赞成该有弹性，可是他也强调：「我可是立下『军令状』的。」许倬云形容自己读书像打野战，没有常法，没有特定范围。以十五岁以前极少接触的数学为例，他在考大学时，是拿了本难题题解躺在草地上当小说看，看问题的关键，而不是靠死背和演算，他以为以背题目的方式读数学徒劳而无功。这种着重贯通性、融会性的读数学法，和他读其它书籍一样，都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气候。 他诠译自己的读书方式是「沙金来拣我，不是我去拣沙拣金。」对于看过的书籍内容，「能记的就记得了，忘的也就算了。」这样随兴的阅读法，略使我们惊讶！他不以苦读强记累积博学，而是以大量阅读制造与沙金相迎的机会。以读小说和杂书为例，在十五岁以前他读遍了中国传统旧小说，「什么古古怪怪的小说都看过。」 义芝随机抽问了《东周列国志》，他极快反应：「那本书写得坏透了。」许倬云对国剧的着迷，和他读旧小说有必然的渊源，但和戏剧结缘，主要是先从书中对戏剧有了认识。他回忆大约九岁时，因战乱，家里房子给炸得精光，只一部《大戏考》没炸掉，一年里无事可做，专看《大戏考》，奠定了他对国剧的深刻了解和深情不移。《大戏考》衍生出对元曲的兴趣，从元曲往上看唐宋诗词。战后迁返江南，江南随处可得弹词说书的书籍，他随手拿来便看。在诗词方面，最喜欢苏东坡、辛弃疾、陆放翁的作品，元曲则推崇四大家，尤其是关汉卿。这几位文学大家的作品，他至今仍保持阅读。 在众多的书籍中，他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他追忆大概启蒙书是武侠小说的关系，从第一本阅读的《武当剑侠传》到后来读金庸，从唐朝到清朝剑侠，他说：「大概有名的武侠小说，少有未读过的。」他喜欢书里的热闹气氛和英雄气概，至于对剑侠的渴望，他自知身体的限制，始终仍以欣赏为主。其它如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有空便看，没有特别的阅读时间地点。以史学为志吸纳韦伯理论由于多年对史地的偏好，和就读辅仁中学时，受校旁东林书院不谈空论的实学传统影响，师生都对国史十分重视，老师推荐他读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学生自己看《国史大纲》，程度超越同侪甚多；江南有史地三顾（顾栋高、顾炎武、顾祖禹），他受他们著作的影响，在史地方面特有兴趣。 考台大时，同学的母亲替他报考，建议他：「你手脚不好，读好英文，在家做做翻译就可以过日子了。」他言听计从进了外文系，但当时文学院院长的史学家沈刚伯先生和历史系系主任兼教务长刘崇鋐先生，注意到他史学的长才，鼓励他转历史系。转系后，追随李宗侗、李济、芮逸夫、凌纯声、董作宾诸位老师读上古史。大二升大三暑假，芮逸夫老师教他做《左传》人物谱系。整个暑假，在高雄溽热的天气里，他双脚浸在水桶中消暑，埋头把《左传》从头翻到尾，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摘下做谱系。他说那个暑假把《左传》翻了好几遍，因为「一个人有几个名字，一个名字有几个人」，做谱系殊属不易，但也获益匪浅。大四时，李宗侗老师教他读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既读正文又读注释，整整读了一年。《左传》是春秋史、先秦史的根本，《周礼正义》涵盖了经传、卜辞、经文等，对这两本书所下的功夫，促成他一生研究上古史。他神色一转，口气由轻松转为严肃的说：「读这些书就不是闲读书了，是认认真真的读。」 我们询问读这些书的过程，遇到艰深，如何寻找了解，他瞪大了眼，理直气壮的说：「我现在还读不懂啊！」读书做学问的态度，在这句话里已昭然若揭。台大文学院毕业，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硕士毕业生后，许倬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史学，这段时期接受较多理论的训练，思想体系的建立深受韦伯(Max Weber)理论的影响。韦伯理论的基本问题在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他从韦伯书中习得「假想的形态」，「有一套假想的通性后，才能发现某一个个别史事的特性，和学数学一样，有假想形态才有真实形态与假想形态之间的差距，找出这个差距，就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工作，才能解释事情为什么如此这般的进行。如果没有假想形态，就只是描述事情，抓不到重点。」 在这套理论下，许倬云自成思想体系，于历史与社会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前后出版了十余本中英文论者，中英文时事评论也散见报章，为关心历史社会的人士所珍视。「江山代有才人出，江山代有题材出」许倬云和现代文学的渊源也极早，从小即遍读五四以来的重要文学作品，他声称是「浏览」，自谦没有花过功夫，还加批注：「除了《左传》、《周礼正义》外，其它的书都没有花过功夫。」这是他极谦怀的说辞，他读书种类的庞杂，已经奠下了融会贯通的功力，与我们谈现代文学，所举作品与作家，皆一针见血看出脉理，譬如以三○年代作家为例，他喜爱沈从文，因为「沈从文笔墨不浪费，感情真挚。」在台大读书，曾是文艺青年，与余光中等人交往。 当时每个月公费三十五元，勉强过日，为了赚取零用钱，写了不少稿子卖给张道藩先生所办的文艺协会，诗、散文、剧本。样样都写，也都卖成，他笑称写诗最划算，一首诗可卖十元，在当时算是十分优渥的收入。而那些有时以本名有时以笔名发表的「少作」，如今己散失，一篇不留。他因自觉兴趣在史学，就专心从事史学研究，而对当初一道写诗的余光中，他推崇备至，赞赏余光中诗作越写越好，他望尘莫及。 对于台湾近年兴起以情欲论述、同志议题为题材的写作趋势，许倬云表示：「江山代有才人出，江山代有题材出，各领风骚数年也罢，十年也罢，过去忽略的角落，有人去找出来是好事情。」「我不觉得任何人有权利去干涉别人要说什么说。」至于平时读书，或有友人相送，或从报章杂志获得讯息。大都时候是从图书馆（他教书的学校或做研究的机构都有藏书很丰富的图书馆）架上捞本书来，吸引人就读下去。他读书的速度极快，「有时人家以为我只是翻过，其实我已经读完了。」他读书也没有定规，「没有地点的选择，没有气氛的培养，没有时间的偏好。」读书俨然已成生活。 问他专治上古社会，对照今之社会，有何感触。他说：「读史的人见怪不怪，几千年来，人没有进步，弱点与优点大略相同。始终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丑恶。」他以「动态的趋衡」来解释历史在寻找恒态，永远寻不着，其中有种种变化一直在进行。在这寻找恒态的动态中，时代没有所谓变好变坏，今日我们历历可见之时代悲叹，数千年前即已出现，每个时代永远有失序与整理秩序的过程。由此，我们鉴于历史以人为主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话题转到古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许倬云对知识分子有极精辟独到的解释，他认为「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没有了。「这四个字起于知识被少数人专有，这些人有特定的任务，当知识扩散到每人都可拥有时，就不应再有所谓的知识分子。但在知识是专有时，由于拥有知识特权，所以有知识权利附带而来的责任感。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是将他的知识用做公器，而非私用，所以知识分子除了有自我良心外，也要做为社会的良心。」 他认为现代知识扩散后，相较于过去，如果还要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那么少数真正的知识分子拥有的知识特权小了，但责任还在；少数真正以知识为志业的人，是走在拓荒的前端，将人类知识的领域逐渐推向未知，既具有这特权，就应当有责任。现代因教育普及，受知识的人士大部分是专业人士，而专业人士是将已有的知识付之实用，为社会服务。他严格区分现在大多数的教授、作家、医生、工程师等都是专业人士。 「知识开拓者和知识推广者、使用者之间的界线很模糊，有些人是重叠的(overlap)，重叠区位的宽窄看个人自己选择的方向。」因此，受过高深知识的专业人士，是否能成为一位知识分子，在于自己能否选择成为一位知识的开拓者，担负起拓展知识的责任。「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国不在掌声，他的国在推广知识领域时的工作，对知识时刻质疑，时刻寻找。」许倬云虽然谦称自己读书一向是「沙金来拣我，不是我去拣金拣沙」，但对知识分子的深刻剖析，弥足了解他对金沙独具慧眼。他对于读书有几句话：「不要把读书当负担，要当兴趣。」「不要认为天下的责任都在你肩上，也不要想成为大师。拿心智活动当玩智能游戏一样，用有趣的方式去寻找各种方向。」他认为一旦想成为大师，就陷入框框里了。他也认为今日的想法可能被明日所得的资料推翻，所以他的读书与对知识的追求没有设限，没有边界，自在从容，他所说的「沙金来拣我」，想来是体认知识之无界，而欣然迎之吧！ “民主与科学”网站(http://www.dvscn.net)搜集整理于2002-09-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