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不打仗就是和平？中国不存在和平问题？和平是政治家的事情，跟咱老百姓无关？……如果你还这么想，那你就落伍了。记者日前从南京出版社获悉，为适应和平学的迅猛发展，该社率先在国内出版了《和平学研究系列丛书》，包括《和平论》、《和平学》、《和平档案》等，引起了文化出版界的震动。“积极和平”、“结构暴力”这些概念正悄悄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据了解，和平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在国外发展很快，仅美国就有１００多所大学设置了和平学专业，日本建立了１０多座和平博物馆。然而和平学在国内却鲜为人知，这与当下我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吁求极不适应。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仲丹先生系国内较早关注和平学的学者，也是《和平学研究系列丛书》的重要编撰者之一。酷暑严夏，陈仲丹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和平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积极沟通、化解矛盾的思路。
    陈教授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油画印刷品，画面上是我们南京人极为熟悉的场景：层层叠叠的尸体，纵横交错的鲜血，凄惨绝望的平民，形同罗刹的日寇……面对着这样的油画讨论和平学，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记：陈教授，我们一般以为“和平”是与“战争”对立的一个词。请问您能简单而形象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和平学”吗？
    陈：简单地说，暴力冲突的消失就是和平。和平实际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大到国际争端，小到邻里纠纷、夫妻矛盾，甚至连环境污染、贫富悬殊，都是和平学关注的内容。举一个例子，清初顺治皇帝迷恋董鄂妃，无心问政，孝庄太后因此对顺治很不满意。有一次，孝庄训诫顺治，并对为政之道进行了阐述，她说：何为天下太平？外无旷夫、内无怨女就是天下太平。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孝庄已经很好地把握了和平学的精髓，和平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各种冲突、矛盾，并致力于沟通、化解、消除这些问题的学科。
    记：那么和平学自古以来就存在吗？我们现在谈论的和平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吗？
    陈：应该这么说，自从有了人、有了人际关系、有了人类社会，我们就开始有了和平学的认识和实践。但把和平学确立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还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目前世界公认的，是以１９５９年挪威人约翰·加尔通教授在奥斯陆创办“国际和平研究所”作为和平学诞生的标志。从那以后，和平学迅速在世界各在生根开花。和教育学、社会学、物理学等一样，和平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但它又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说，它包括和平理论、和平教育、和平实践三部分，三者缺一不可，和谐统一。加尔通本人既是数学博士，也是社会学博士，他对经济学、历史学也深有研究，还是有国际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所以，我们不能独立、静止地看待和平学，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记：您刚才举了孝庄的例子，这意味着中国已有丰富的和平学思想和实践，我们为什么还要引介西方的和平学？
    陈：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有着说不尽的万般道理。与西方的和平理论相比，中国传统的和平思想更多注重将“和”的追求与个人的修为结合在一起，强调“内省自明”、“不为已甚”，要求个人注意约束自身欲求，做事不走极端。关于中国的和平思想，我已经整理出《圣贤讲和录》一书，南京出版社即将付梓。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和平学思想和实践，系统引介西方的和平学可以帮助我们反观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构建我们自己的和平学大厦。近年来和平学在国外发展很快，仅美国就有１００多所大学设置了和平学专业，日本建立了１０多座和平博物馆。而国内所做工作大多集中在揭露战争罪行方面，还没有大学创建和平学研究的院系，这与国际上的相关发展有相当距离，也与我国历来注重“和而不同”的深厚文化传统以及近年关注“和平崛起”、创建“和谐社会”的趋势不相适应。
    记：南京曾惨遭日本侵略者的屠城，而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至今仍拒绝承认历史、拒绝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揭露战争的罪行难道不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吗？
    陈：揭露战争战争罪行当然重要，但仅仅局限于揭露战争显然是不够的。就像墙上的这副画，最多只是对屠杀现场的还原，除了血腥、残暴，我们感受不到别的。以前我也习惯于这种揭露、控诉、声讨式的思维，但２００４年我在英国考文垂大学研修和平学时发现，除了揭露、控诉和声讨，也许还有其他追求和平的方式。考文垂与南京一样，是一座“殉难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全城被德军的炮弹炸掉了２／３，当年的废墟至今尤在。然而，考文垂二战后却与敌国的德累斯顿结成了友好，因为考文垂人认为德累斯顿也几乎毁于战火，相同的经历会让双方对战争罪恶有着相同的思考。现在考文垂成了国际和平学研究中心，各种各样的和平学活动非常多，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非常深入。
    记：加尔通把贫富差距、性别冲突、环境污染也纳入了和平学，请问这该如何理解？
    陈：加尔通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暴力”的概念，这是对和平学的重要贡献。他认为暴力包括三个方面，即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最典型的直接暴力是指战争，这是最大、最严重的暴力；结构暴力是指发展不平衡，这导致贫富差距；文化暴力更是无处不在，比如美国的快餐、大片。加尔通强调，由社会结构造成的没有具体“犯罪者”的暴力，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包括疾病、饥饿、贫穷、污染等等。只有消除了社会的各种不平等，摒除“结构暴力”才能获得积极和平，而积极和平就是以平等、协调、合作、一体化为基础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格林厄姆美国巡航导弹基地的围墙上刻着这么一首诗，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和平学的诗，也比较形象地阐述了什么是“结构暴力”：
    对和平说不
    如果他们所谓的和平是
    悄无声息的饥饿之苦
    冰冷僵硬的恐惧之感
    破碎心灵的沉寂萧瑟
    被压迫者的未知期望
    告诉他们和平是
    孩童玩耍时的喧嚷
    口舌自由的畅所欲言
    舞步的雷鸣声响
    以及一位父亲的歌唱
    记：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您认为和平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何帮助？有什么合适的书籍可以介绍给我们读者？
    陈：构建和谐社会既符合国际潮流，也是全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现在我们经常会谈到“幸福指数”，我们终于认识到片面强调发展会弱化幸福感，而只有身心和谐、你我和谐这个社会才有生命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系统的理论和深入的实践，我认为这个时候学习、研究和平学，正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思想认识，和平学对和谐社会建设会有启发作用。《和平论》、《和平学》几本书比较专业，我觉得一般读者可以通过《和平档案》这套书了解和平学。《和平档案》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比如《和平之途——当代世界移民问题与种族关系》、《和平之望——当代世界贫富问题与社会公正》、《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和平之侣——人类社会性别冲突与婚恋和谐》，都是比较好看的和平学通俗读物。
     ［新闻链接］：
    “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是国际和平学研究的泰斗。他1930年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５０年代就读于奥斯陆大学，获得社会学和数学博士学位。１９５９年，加尔通创立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并担任所长。１９６９年，他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担任和平研究的专职教授，还较长时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和平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加尔通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和平运动，曾因成功调解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安第斯山区的领土纠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广泛公认为国际“和平学之父”。
    加尔通对和平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提出了“结构暴力”的概念。他认为，由社会结构造成的没有具体“犯罪者”的暴力，包括疾病、饥饿、贫穷等灾难，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只有消除了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关系，摒除“结构暴力”，才能获得积极和平，而积极和平就是以平等、协调、合作、一体化为基础的。他的理论大大扩展了和平研究的范畴，将国内冲突也纳入和平研究的领域。加尔通教授的足迹遍及全球，上世纪８０年代他曾应邀来中国讲学。由于当时中国还不了解和平学，所以把他定位成了“经济学家”。２００５年３月，南京大学在国内首次举办“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国际学术讨论会，加尔通教授以７５岁高龄欣然来宁，并作了５０分钟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