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读清华五年，沐浴在良好的学风中，“是困苦的青年，也是快乐的青年。”
    ●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在抗战期间创办刊物，关注国家前途，人民疾苦。
    ●他痛感现今的浮躁学风，对“没有学问的人满天飞舞”现象颇多针砭。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周辅成先生的家，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房中挂着几幅亲手书的条幅，其中有一幅引自《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写字台的玻璃下压着两张纸，其一为：“如何应对危难？伏尔泰：‘一笑置之。’卢骚：‘无动于衷。’耶稣：‘不用忧愁。’孔子：‘道不行，乘桴游于海。’孟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周辅成说起话来，略带四川乡音，笑着解释：“这些是随便写来玩玩的。”
    周辅成生于1911年，与辛亥革命同年，如今除了步行不便外，神采奕奕，讲话中气十足。他自称“病夫”，退休以后“写点文章，说点俏皮话”，自命名为《老残留言》。在《朗润呓语》中，他写了许多旧体诗，其中的一首《笑》：“一笑能消万古愁，多笑朋友喜相投；常笑除病还增寿，久笑一生乐无穷。”
    91岁时，周辅成写了《〈吴宓诗集〉吟诵记》一文，对这位当年在清华园的老师，周辅成认为：“吴先生并不是好斗的勇士。他并不想做贵族派、顽固派的诗人；他只是看到新派诗人中，有人竟把作诗看成就是说话，不讲究形式、韵律和格律，认为有律就是有拘束，就得求解放。这种口号或见解，不但不重‘意境’，而且连诗所依赖的音乐成分、绘画成分，一概视为外来的因素，这样子的诗，等于取消诗的存在。吴先生不赞成这样的文学改良。要为旧诗、古文争口气。”
    周辅成家中藏书甚多，唐君毅的着作占了一角。谈起这位昔日好友，周辅成颇多感慨，专门取出一篇2006年底写的《向唐君毅先生致敬》：“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他对自己‘进取’而又‘有所不为’；片刻不忘求仁取义；慎思、慎言、慎行。”谈起抗战期间和唐君毅创办《理想与文化》的经历，周辅成让我拉开抽屉一格一格地翻找，最后找出一叠《理想与文化》的旧刊，他哈哈大笑，仔细地解释当年办刊的情形。
    一提到当今学界的不良学风，周辅成神情激动，大为针贬，又大骂社会上有悖民主自由的现象。谈到一位受到上纲上线批判的哲学界后辈学者，他大声地重复了几遍：“我支持他！”
    困苦中的快乐青年
    1911年，周辅成生于四川江津县。周辅成先入读成都大学预科两年、本科两年，后经考试转入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三年级，1933年毕业后入读清华大学研究院。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周辅成曾任《清华周刊》的编辑，经常发表文章，《歌德与斯宾诺莎》1932年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格林道德哲学》1933年发表在《清华周刊》哲学专号。
    南方都市报：你在大学时为什么从成都大学转考到清华大学？
    周辅成：我在读成都大学预科时，整个四川乃至整个中国都进入白色恐怖中。我刚进校不久，就遇到成都军阀，响应蒋介石的镇压政策，有一天早晨，天刚亮时，成都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就被抓走了几十名学生，其中有6名成都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枪毙，中午之后，还把这6名学生的尸体运到成都大学校门口地上。有的同学看见后回到宿舍，放声大哭，顿足捶胸。我在少年时代受到吴稚晖的思想影响：“中国五十年后是共产主义社会，五百年后是无政府社会。”在成都大学预科两年，本科两年，我很想专学哲学，但没有适当的老师，也没有适当的朋友，更没有充足的书籍。平时我也关心社会大事，常常写写文章。我和王宜昌等几个同学在成都几种报纸上办了两三个每周一次的专刊，联系实际，批判了学校和社会中的具体事件。
    时间久了，学校迫于国民党当局压力，不得不找我们谈话。当时成都大学的校长是张澜，他还是爱护学生的，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训话，要我们认错。我说：“说话总要凭良心。”他急忙插口：“你们年轻人不用谈什么良心！”我也赶紧争辩：“我们就是要学凭良心。现在大人物做事说话，不凭良心的，还多得很呢！”他沉默了，隔一会儿，缓声地说：“我要是把你和王宜昌提到校务会上，没有一个人不主张开除你们。”我听了，也沉默了。第二天，学校布告栏出现一张布告，说：王宜昌、周辅成等在报纸上散布荒谬言论，伤及学校，毁损校誉，着王宜昌、周辅成各记大过两次，其余同学各记小过一次。从此，我们几个同学先后离开成都。后来我就到北京考清华大学，转入三年级，1933年毕业。后来我再读了三年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呆了五年。王宜昌去上海，在有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成为最得力的干将。
    南方都市报：你在清华大学的生活怎么样？
    周辅成：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个很光荣的时代，大家都很爱国。社会上的背景，是日本在华北侵略，从“九·一八”沈阳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前夕。我个人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心境却很快乐。我来北京，是靠我父亲仅有200元存款动身的。当时清华大学每个月伙食费也不过六七元，200元也度过了不短的时间，后来我就写文章投稿。我和同学李长之等人在北京《晨报》副刊常发表文章，当时的稿费每千字有一到二元，每个月就有一二十元的收入。社会的风潮，在学校里表现出来，其中有很进步的人，也有很反动的人。我和乔冠华是同班同学，他是搞马克思、黑格尔的。当时清华大学老师很少，全靠自己读书。好在学风很好，清华大学远离城区，大家没有时间浪费在别的地方。不像北京大学，那时候北京大学是在城里面，那里学生有些是很有钱的。钱，真很害人哪！一些不用功的学生，在城里面花天酒地，逛八大胡同。甚至个别教师也喜欢去八大胡同。所以那时候，北京大学，好的很好，坏的很坏，有的什么也没有学到。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写文章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当年在清华大学时听他的课多吗？
    周辅成：吴宓先生跟我很熟。我听过他的课，很佩服他。我听过他一年的英语课，那时候英语课跟现在不一样，全是用英文讲的。吴宓先生是陕西人，说话慢吞吞的，英语不错。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上课又是什么样的？
    周辅成：陈寅恪的课我听过。他开中国中古哲学史，那个课，胡适之没有办法讲，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部，但是陈寅恪就能讲下去。当时，冯友兰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专门派他的助教来听陈先生的课，录下陈先生讲课，备他写中哲史之用。陈先生的课，刚开始很多人来听，后来就变成我和冯友兰的助教还有另外一个人听这个课程了。陈寅恪上课，并没有条理，也没有形成讲稿，他手拿一个书夹子，里面装一些条子，是读书的时候记下来的，根本就没有形成文章。常常风一吹，把条子吹走了，他在地下到处找，所以他教书不在行。那时候的学风，跟现在不一样，教师讲课很随便的，但是跟有学问的老师谈一阵，却可以得到不少学问。求学问，主要还是靠自己，不是靠老师。
    南方都市报：贺麟曾经称你的《康德的审美哲学》为国内最早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文章，你受他的教益多吗？
    周辅成：贺麟是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的，我听过他的课，他讲当代哲学。贺麟是清华送出国去的。贺麟、陈寅恪、汤用彤都在国外呆过，都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生，现在都成了大名人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清华大学常泡图书馆吗？
    周辅成：那时候清华、北大的图书馆都很好。清华的图书馆门一开，就挤一大批人进去。只要把借书证摆在书库前的小桌上，就可以让你到书库里随便找书。书库里有很多小桌子，设在窗户下，很多人拿了书就在那里用功。书库里备有充足的茶水，如果你带了食物，可以一整天都在书库里，一直到晚上关门才出来。清华图书馆里有很多外国版本的书，很多人都是靠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现在却没有这个条件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已经下定决心，将来致力学术吗？
    周辅成：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在大学时对孔夫子这一套不大相信，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希望将来成为一个革命家，也希望专门做学问。但是也还有一些人读书，心中并没有什么理想和目的，就是想升官发财。所以那时候，也有些学生是很坏的。这是当时的时代情况。我在上大学时还做过《清华周刊》的编辑。那时候年轻人都奋发有为。我是困苦的青年，也是快乐的青年。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更爱国
    抗战爆发后，周辅成辗转各地，先后在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41年，周辅成的《哲学大纲》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周辅成还与唐君毅等人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邀请了一批文化人发表文章。周辅成的《论莎士比亚的人格与性格》1942年就发表在《理想与文化》上。
    南方都市报：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你去了哪里？
    周辅成：毕业后我到上海去，我的女朋友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我就在复旦大学旁边租了一间房子。第二年抗战爆发，我先逃到南京，后来到重庆，最后到成都。先在中学里教书，之后才到成都金陵大学教书，金陵大学还是相信清华大学的招牌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后方成都，抗战的热情高吗？
    周辅成：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也不敢不振作，到了重庆不久，就打击发国难财的家伙，枪决了重庆市长和教育厅长。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人心大振，我和女朋友结婚，也在这时。我们拥挤到成都，她在找不到糊口工作的时候，还和一些妇女到街头为前线战士募捐。成绩还真不错，每天大批大批地收到金银珠宝、寒衣布鞋。当时知识分子演戏、讲演、办刊物，是在后方抗战。有一些年纪较长的师友，自办了一个刊物叫《重光》，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蒙文通、熊东明等人是出钱出力的，我和唐君毅等人则属于仅仅出力，写文章的。
    南方都市报：你和唐君毅是怎么认识的？
    周辅成：我跟唐君毅在抗战以前就熟识了，因为彼此发表的文章，彼此都读。我家里是很穷的，到北京去，要生存，很不容易，就完全靠写文章赚稿费。好在有几个刊物还很愿意登我的文章。唐君毅也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我看他的文章，他看我的文章，由朋友介绍，这样我们就熟悉了。唐君毅这个人很好，他对我很好，对牟宗三也很好。我同他办一个刊物，叫《理想与文化》。
    南方都市报：《理想与文化》办得怎么样？
    周辅成：办《理想与文化》的钱完全是捐来的。我还是相信社会主义，唐君毅是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逐章在刊物上发表，他还尽其可能地请他的亲密师友写文章，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都是逐章在这里发表的。牟宗三也十分热情撰稿。这个刊物团结了一批朋友。
    南方都市报：你在大学里任教，感觉抗战期间的学术气氛如何？
    周辅成：当时各种人都有，学术气氛很自由。蒋介石虽然不许人家反对“三民主义”，他抓了很多共产党，我的老朋友被整死的也不少，但是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时候发表文章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那个刊物不登，这个刊物登。那时候，不少大学生是靠稿费养活自己。我在大学不但写文章，还出书呢。有些刊物还是很看重我们这帮人，所以后来我们自己办了刊物。现在如果把知识分子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来比较，那个时代比起现在，也许可说还好一些。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你对当时的时局如何看？
    周辅成：抗战八年，尽管遭受苦难，但还是民心振奋，再大的苦，也能忍受。发国难财者、发国难官者，虽然大有人在，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但抗战胜利之后，那些复员大官、接收大员们的行径，就让老百姓的心，由喜变恨了。内战爆发后，知识分子起初大多抱观望的态度，接着就变成失望的态度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武汉大学时曾经写文章在《大公报》上揭露军警打死学生的情况？
    周辅成：1947年，全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反饥饿、反内战。1947年6月1日，天刚刚亮，整个武汉大学就被军警包围了，他们在学生宿舍惨杀了5名学生，在教师住宅抓走了4位教授。此事史称“六一惨案”。我回到住处，立刻写了武大惨案的详情与感想，航寄给上海《大公报》的王芸生，第三天在报上刊出。随即就有陌生人来我的住处查询，似乎在查我有什么背景。幸好早就有人告诉我要小心。
    南方都市报：40年代末，你的朋友唐君毅、牟宗三都离开了大陆，你了解他们后来的情况吗？
    周辅成：牟宗三既不满意激进的共产党，也不满意腐败的国民党，首先从浙江大学去了台湾。唐君毅既不拥护共产党，也不拥护国民党，他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却和无锡江南大学的钱穆一起到广州，接着去了香港。唐君毅和钱穆在香港的生活十分艰苦。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香港最初的几年，几乎每晚都睡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下课后的桌椅上，后来创办私立的新亚书院，稍微有改善，最后并入香港政府官办的中文大学。他们在那里勤奋地写阐发中华文化的着作。后来，牟宗三也到了香港，他们三人的大部分着作，都是在香港的孤灯下写成的。而就在那时候，我们大陆在大搞文化大革命。
    现代的学者称他们为“新儒家”，这个“新”字，就在于他们的知识范围，古今中外都精通，这和过去那些只在旧国学圈子内打转的人，大不相同。他们也为今后国学指出一条出路：不开放，不放眼世界，必定无出路。但他们更重要的贡献，恐怕还在于能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对中华民族、对孔夫子有深切的尊重。
    现在不是做学问的时代！
    1952年，周辅成从武汉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他的《戴震的哲学》1956年发表于《哲学研究》，《论董仲舒的思想》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9月9日，周辅成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对“和谐”问题进行阐述，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了这篇文章，还批示给刘少奇阅读。周辅成在伦理学研究上成就斐然，着作《论人和人的解放》，主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哲学家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集》、《西方着名伦理学家评传》等。
    南方都市报：1957年“反右”时，对你有没有影响？
    周辅成：应该说，我本不是一个爱提意见的人。反右前，我没有说什么怪话。在反右当中，我的舅父在家乡一所中学任教，与党支部书记意见不合，后来被划为右派，连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独至死。在1957年一个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临到午餐休会时候，延安时期着名的理论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说：“目前阶级敌人地主资产阶级已消灭，是否可以少提阶级斗争或不提阶级斗争？”事隔不到几天，反右运动展开，何思敬因此就成为他所在的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全校“大右派”。过了两三年，我在路上见到他时，听到他语无伦次，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
    南方都市报：你1962年发表的《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阐述“和谐”问题，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周辅成：毛泽东在其遗着《文稿》第十册上，有一篇选文：1962年9月15日有一个批语：“少奇同志：此文（即《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可一阅，如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阅后交陈伯达同志一阅。然后还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一年正是七千人大会的时期。这个大会上，不同意见很多，甚至相互冲突。毛泽东似乎很想在各种冲突中求和，我的这篇文章恰好在这时发表。毛泽东读后即要刘少奇、陈伯达也看一看。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要真正重视和谐、实现和谐，谈何容易！现实中还是重斗争，只是表面上不得不承认和谐的重要。看来，很多学术问题，并不都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南方都市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你的处境怎么样？
    周辅成：“文革”的时候，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没有把我拉去公开批斗过。很多人都被贴了大字报，我也有一份大字报，说我过去写过“大和民族也是了不起的民族”这句话，是漏网右派。那是我在抗战之前中日关系很好时期写的，他们抓住这句话，说我替日本人讲话。但是，我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占过什么便宜，所以毫不介意。
    我算是很幸运了。在“文革”中，蒙文通在四川大学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把他留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还要他下河去摸鱼，然后发动四周的群众高叫“蒙文通混水摸鱼！”我想，在这种情形下，不仅是年迈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坚强的中青年人，也不免要回家落泪寻死了。
    还有，在我身边的同事冯定，他是从苏联斯大林时代返回中国的理论家，后来被康生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全国性批判。“文革”一开始，北大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的住宅周围群众围集如山，要他出来交待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一个接一个地问。从早上8点钟一直到晚饭前，冯定站在门口，动也不能动，一天接一天。冯定受不了，曾经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救了。后来，到江西鲤鱼州劳动，我和他睡在同一个炕上，只听他在我身边翻来覆去，白天还要他单独去捡猪粪，甚至在大堤上捡工人的人粪，捡得少了还要挨骂。回来后，在北大校园内的路上，我碰到他，他几乎不能认出我了。不久，他因病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之后，你什么时候从教学上退下来？
    周辅成：（上世纪）80年代北大第一批提倡退休时，第一批我就退休了。不是离休，也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上面提倡老知识分子入党，我争取进步入了党。我现在年纪老了，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常年无人问、无人管，倒是很自由。我曾问领导：“我还是不是党员？”他们说：“你还是党员。”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关注学术界的事情吗？
    周辅成：现在不仅是有一些学生，还有一些老师，脑子里都是名、利、权。有了权，就有名有利。一些人有了权，就升为教授、博导，就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课题研究费。有的人连文章都不会写，领了一个题目，找几个学生来写。写完之后，每个学生拿一点钱，余下大部分的钱都进了自己的腰包。书出版时，他利用权力署上自己的名字。作为该书着作者，又省心、又省力、又得名、又得利，蒙骗多少不明真相的读者。当今社会对这些人真没有好办法，一般人不敢反这个潮流，如果反了，就没有饭吃。还有，现在的畅销书中，不少是有毒的，是低级趣味。一些这样的书竟也推销了几百万册，败坏社会风气，毒害年轻人，是罪责难逃。
    现在的时代似乎不是做学问的时代，做学问的人没有市场，只能听官话，说官话，俯首听命。没有学问的人满天飞舞。看来，这时代，似乎很不像是出人才的时代，却很像是毁人才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