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二周”是周谷城、周予同两教授的代称。这一称呼源于学术却又超出了学术 我读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周先生：一位是周谷城，一位是周予同。两人同年（都生于1898年）、同学（都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师大前身。周予同学中文，周谷城学英文）、同行（都改行教历史），所以人称“复旦二周”。“文革”初起，二人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被揪出，“复旦二周”由此声名鹊起，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 博大与精深 ■ 周谷城讲课一成不变，先念一段讲稿，然后便是海阔天空的神聊。先生的讲稿，纸都黄了，看来是几十年一贯制，内容书上都有，所以大家不甚重视，现在回想起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倒是神聊，精彩迭现，很多事至今不忘。记忆最深的，是关于读书方法的教诲。他说，读书讲究博大精深。博大指阅读范围宽，古今中外，无所不读。读得越宽，理解书的内容就越深。 那时我觉着周谷城先生确实博大。研究世界史，一扫欧洲中心论的积弊，将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并提，融汇东西方文明，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史画面，视野之宽广令人叹服。他又开设美学课、形式逻辑课，研究领域的跨度之大，尤使我惊诧。但是，讲到学问的精深，恐怕还得数周予同先生了。 周予同讲课也有一套程式，先写上两黑板书名（教室里的黑板分上下两层），然后逐本开讲，从版本到内容，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娓娓而谈，引人入胜。周予同不仅自己讲，还推荐我们去听一些有用的课。1960年代初，复旦曾有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教授们争相开设拿手的课，学生可以随便听。周先生让我们去听李笠的《说文》课、王欣夫的版本目录课、朱东润的《左传》（史传文学）课。他说做学问应从文字训诂、版本目录入手，先小学、后经学、再史学、再哲学。我遵嘱一一去听，李笠分部首讲解《说文》，王欣夫谈版本和校勘，朱东润绘声绘色讲《左传》和《史记》，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获知识受益终生。 ■ 周谷城和毛主席的交往 ■ 周谷城神聊，相当一部分是他和毛主席的交往，这也是学生最爱听的。大家隐约地知道，大革命时期他和毛主席共过事，大约也是位革命家。他并不避讳，在课堂上讲：“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一级教授了。他讲过和毛主席游泳的事。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从深水区向他招手：“来呀!”他说：“主席，您是深入浅出，我只能由浅入深。”（关于此事，有不同的记述，但我是课堂上亲耳听到的，不会记错）在我们心目中，和毛主席游泳简直匪夷所思，于是大家肃然起敬，但我总隐隐觉得有些拍御马的味道。 其实，周谷城对毛主席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最使他难忘的，是毛主席支持他研究形式逻辑。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旋即遭到“革命学者”的围攻。不久开始了“反右”，知识精英纷纷落马，周谷城处境之险不难想象。出人意料，此时伸出援手的竟是毛主席。就是那次游泳上岸，毛主席拿出《汉书·赵充国传》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毛主席话里的微言大义，周谷城当然明白，他有了底气。1958年秋，毛主席到上海，又约见周谷城。他把周拉到小房间里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周谷城回答：“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毛主席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有了尚方宝剑，周谷城无所顾忌了，从一论到九论，一口气写了九篇形式逻辑的论文。四面出击，舌战群儒，真有点“九评”的气概。但当他把论文结集出版，想请毛主席作序时，却遭到婉拒。毛主席在回信中说：“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穆欣谈及此事，认为主席是怕影响争论，我看未必。以毛主席的性格，真想支持的人，他不会模棱两可。到下一场争论，事情便清楚了。 1976年苏双碧采访过周谷城，他这样写： 周先生胸怀开阔大度，他对那些批斗过他甚至打过他的青年学生，全不计较。但有一个人他却是不能原谅的，那就是文痞姚文元。周先生说：“姚文元是根棍子，他写文章到处诬陷，任意上政治纲，置人于死地。” 姚文元诚然是罪不容诛，在姚文元还分管宣传口时，周谷城竟敢如此评论，我也由衷地钦佩。 但周谷城确把毛主席视为知己。毛主席去世，周谷城写诗痛悼：“抢天吁地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感情是真挚的、浓烈的。的确，直到最后，毛主席也没有忘记周谷城。又是小报，载一对话： 毛主席问张春桥：周谷城现在干什么？ 张：打扫厕所。 毛：喔，打扫厕所也是革命工作嘛! 张春桥心领神会，回去就把周谷城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 相比之下，周予同可就无此宠遇了。 ■ 士可杀而不可辱 ■ 我接触的周予同，始终是温文尔雅，恂恂如也。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还是个激进的革命者。五四运动中烧赵家楼的那把火，就是周予同和匡互生点起来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被革命烈火燃烧得热血沸腾，很少有人能坐下来读书做学问。对此，周予同暗暗着急。他常常哀叹，自己研究的经学，“快要成绝学了”。他鼓励学生，潜心读书，勤恳著述，要像两司马那样，“平生精力尽于此书”。 周予同并不掩盖自己政治上的“落后”。他常说，党员是圣人，团员是贤人，像自己这种非党非团的民主人士，不敢与圣贤并列。又说，马列主义，自己开始一点不懂，现在懂得一点，也只是盖浇饭，今生怕是到不了蛋炒饭的境界了。言谈中流露出政治上的自卑。 自卑归自卑，骨气还是有的。周予同自称是末代士大夫。他说，古代君王与士大夫的关系，不仅是君臣，更是介于师友之间。贤明的君主总是尊重士大夫，而士大夫则是“士为知己者死”。他很看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常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对古代敢于直谏的士大夫，他十分敬佩，称赞他们是批逆鳞。没想到，“文革”一开始，他无意中也成了逆鳞。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张春桥组织了两次座谈会，参加者都是上海的有名学者，“复旦二周”亦在其中。第一次会是在文章发表之前，把清样发下来，让大家提意见。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座谈会上人人惊惧，有的人一言不发。但周予同却带头发言，他不管文章的来头，公开讲吴晗是好人，历史上是积极进步的，责问“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据列席会议的朱永嘉讲，“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是送给市领导看的，而且发了《文汇情况》直送中央”。 如果说第一次座谈会局势尚不明朗，那么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全国铺天盖地地批《海瑞罢官》，吴晗也作了检讨，座谈会就是让大家对吴晗的检讨表态，孰料周予同仍不识相，还是第一个发言。他说：“吴晗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 周予同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了解内情的朱永嘉先生说：“他本来不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攻击的对象，由于他坚持不口是心非，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无辜地成了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八大学术权威之一。”“文革”中，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请罪。借用一句“文革”术语：批判的武器没有让周先生屈服，武器的批判却使周先生斯文扫地。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他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时说：事实证明，士可杀亦可辱。 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 听同学说，“文革”后周予同先生拒不接见“文革”中丧尽良心揭发自己的弟子，我于是对他更加敬重。犹太人没把杀害600万族人的罪过推到希特勒一个人头上，而是天南海北地追捕纳粹凶手。正是这种凛然的正气，赢得了德国总理的下跪。可我们总是强调宽容大度，其结果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寡廉鲜耻。 （京报网__北京日报 孙言诚 作者单位：齐鲁书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