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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陈中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荷马，无法模仿的诗歌天才 《出版商务周报》：您是从研究莎士比亚转向研究荷马的，对荷马在西方文学和文化上的地位如何评价？ 陈中梅：我研究荷马史诗已经有20年了，期间也研究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但还是以荷马为主。荷马史诗的地位，我觉得是以后任何一本著作都无法取代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那个时代古希腊的文献传到今天的也只有它了。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都比荷马史诗迟。 现在研究古代希腊文化、语言、历史、战争、农林、服装、妇女地位、宗教信仰等都要参考荷马史诗，也因为没有其他资料可做根据。 对荷马史诗的重视，在荷马的时代已体现出来，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蛙》中用了“神圣的荷马”来称呼荷马，这个短语也可以被译作“神一样的荷马”。他当然不会相信荷马就是神，这一称呼表明了他对荷马的崇敬。 古罗马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很多地方是对荷马的模仿，但是水平还是无法与荷马相比。有研究者认为，荷马是无法模仿的诗歌天才。 《出版商务周报》：您比较欣赏荷马史诗的哪些地方？ 陈中梅：荷马的诗歌对自然的描述非常独到，对战争的刻画也非常到位，有细节，有对真实感的追求。后世的诗人也在描写战争，但是真实性都不及荷马。 荷马的明喻十分生动，他不会简单地说这个人像狮子，而是在说他像狮子以后，说一个小故事，比如说人们捕捉狮子，保护羊群，这样用的明喻会有很多行，也更有意蕴。史诗记述战争，不能直接写普通人的生活，而在明喻中，则可以把日常生活补充进去。比如荷马写到母亲如何抚养孩子，父亲如何把驴从田地里赶出来，这些生活里的情节，在明喻里有很高明的点明。荷马把普通人的生活，也带入了英雄史诗。 《出版商务周报》：您两次翻译荷马史诗，而且还在译林出版社出了很详细的注释本，这样做的动因是什么？ 陈中梅：出注释本是因为我翻译的两个译本是研究性的。 注释本的好处在于，有助于读者理解荷马史诗。一般的读者，如果不接触注释，只看译本，是很难理解原著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别处也讲，对这些词汇的把握必须从系统上讲。荷马史诗的注释本也这样的，我比较注意前后关照。比如荷马讲“心”、“魂”非常多，它们的区别很细微，荷马史诗里，有的是灵魂，有的是心智，有的是虚像，不依靠原文和参考书，读者不会知道，甚至还会误解。 注释中既有一般性的描述，有自己的观点，也有与西方学者的商榷。比如对于英雄，荷马的英雄史观，不光是英雄在创造历史，细读下来会发现，普通的士兵也是英雄。特洛伊战争参战的王者都是英雄，这没有疑问，而士兵作为参与者，也是英雄，英雄也涵盖了各个阶层。如果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就会看得出对荷马的英雄史观不应当做狭义的理解。 出版商务周报：对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感觉你更重视后者，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陈中梅：首先，从时间顺序上，《伊利亚特》是先译的，更主要的是《奥德赛》更具有思想性，而且，文学手法也更多样，甚至意识流的手法都运用了。同时，《奥德赛》重视实证，而《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是不重视实证。我认为，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体现了西方认识史的发展。《奥德赛》更好地与自然哲学发展脉络相切合。 《出版商务周报》：在您的《神圣的荷马》里，有对于荷马的诗学的论断，以前这是很少提的。 陈中梅：以前，谈西方诗学一般从柏拉图讲起，实际上应该是从荷马开始的。柏拉图继承了荷马，他也讲故事、编神话，其实是学习荷马。他引用荷马，用的是赞同的口吻。哲学家在取向上的转向，用逻各斯（logos）代替秘索思(mythos)，用哲学取代诗歌，实际上是被夸大了。荷马本人也重视秘索思，这个源头要从荷马那里去寻找。 《出版商务周报》：在《神圣的荷马》的一些文章中，您对秘索思的强调主要出自哪些考虑？ 陈中梅：我提出的秘索思，不是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是从秘索思中来的。神话、诗歌、故事等都是秘索思的表现形式，而它是与逻各斯相对的。我国自“五四”以来，胡适、梁实秋、梅光迪等人介绍西方的理性主义，强调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我们国家缺少的，他们主要是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和眼光理解西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全面向西方学习，这是胡适那一代人开始的。到了现在，人们才开始思考西方不光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他们还有秘索思，两者是相互平衡的。西方的基督教一直存在，从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一直到中世纪、资本主义时期乃至于后现代时期。这就是秘索思的力量。对神话精神的追求，对人生与死的思索，这是人的需要，它的存在有其道理。 西方人去教堂，他们把范畴分得很清楚，在教堂里是基督徒，在实验室里是科学家。单极发展的社会不可能维持下去。两大范畴相互平衡协调，又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互相补充调剂。我提出的秘索思和逻各斯一样，是元概念，不是用一个词或者多个词能解释的。如逻各斯的解释有十几种，在上下文中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治科学、理性、法制、逻辑等，而秘索思作为一个相反的方向，也有多重的意思。 我们国家对西方的认识，“五四”以来介绍它是科学、民主占主导的社会而发达的神话、成熟的基督教、神学等却介绍得不多。秘索思对西方文明发展也有关键的作用，它关照人的心灵。逻各斯对人进行科学主义的教育，秘索思给人以关怀、想象和不确定的东西，对想象力的启发有好处。人到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用逻各斯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需要科学，但是科学解决不了人的所有问题。 《出版商务周报》：您是怎样得出秘索思与逻各斯相互补充的思路的？这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启示？ 陈中梅：我留学的美国杨百翰大学，老师基本都是基督徒，这是一所由摩门教办的学校，摩门教也把《圣经》作为自己的经典。这些现象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但他们在宗教方面，还保留着秘索思。我们知道《圣经》也是这样，它里面有雅歌。我意识到信仰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不同，后者要实证检验，而信仰不用，必须先相信；信仰是超验的，非科学能证明的。 在美国期间读柏拉图的著作，我们认为柏拉图是西方最好的哲人，怀德海就说过，后世哲学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柏拉图是科学主义的弘扬者，他又是最好的神话学家。他不是在追述、理性分析，而是依赖于神话、故事，比如用洞穴、大西洋岛等说明哲学道理。 如果用这些来对照中国文化，会有新的认识。我觉得一方面要观察西方，对西方有更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客观地认识自己，看到中国文化的特色，看到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不做价值评判，中国文化不是逻各斯/秘索思二分的，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