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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男，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中共党员。198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12月在该校历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自1985年以来，先后承担教育部等重点社科研究项目8项，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主编学术著作六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著述有：《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朱英合著，巴蜀书社，1993年）、《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文化概论》（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韦卓民基督教文集》（主编，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000年）。1989年以来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 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年9月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2000年5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由国务院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10月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 十年磨一剑——著名历史学家马敏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3年10月30日 采访笔录：付海晏 问：马老师，请先谈谈您为什么选择历史学专业？ 答：1977年恢复高考之时，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工人。接到华中师院历史系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时，我有些吃惊，因为最初我所填报的志愿是哲学系和中文系。那时文科最热门的是中文专业。但是当时我并不有什么遗憾或后悔。毕竟历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学科。自中学时代起我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也乐此不疲，经常在夜晚就着煤油灯坚持阅读中外历史书籍。虽然大学时期学习专业课程非常辛苦，但是我对文学和哲学一直也是情有独钟的，我想这也对我后来的研究也有些影响。 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呢？ 答：我能够走上学术之路得益于名师的指导。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云：“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尽管我没能就读理想中的北大哲学系或中文系，但幸运地是在华师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大师——章开沅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起章开沅先生便以在辛亥革命史等研究中的杰出贡献而享誉海内外。章先生渊博的知识、优雅的学人风范深深地打动了众多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学生。章开沅先生常以楚图兰之题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教诲年轻的学子树立潜心向学之心，我们当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981年本科毕业后，我顺利考入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正式成为章先生门下的入室弟子。读研究生期间，在章先生的倡议下，我同本所刘望龄教授及学友朱英一同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沉潜于浩若烟海的商会档案中，不仅给了我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治史的学术训练，而且，使我的史学思维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实证史学的基础上，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了研究成果，如《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等，经过三年的整理工作，198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从此算是正式踏入神圣的学术殿堂。 问：我们注意到您最初的研究都是比较侧重实证研究，与您后来在博士阶段的研究风格似乎有些不同。 答：的确如此。我最初的研究题目偏小，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作为学术生涯的开始我认为这样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当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历史所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时，我的研究风格有了些变化。在章开沅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研究更为宏阔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博士阶段是我用功最勤学术成果也较多的时期。在研究中，我尝试着将其它学科的知识运用到历史研究。其中1986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初探》一文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力图展现近代商人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经济生活、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改观需要相应的积累和提炼，并非一蹴而就，但是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中介的社会心理却能较为灵敏、迅速的对社会变动做出反应。基于此，我将社会心理结构分为外层情绪状态与内层心理特质两个层次，近代商人心理中的情绪状态主要体现于危机感、落伍感、归属感、自重感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彼此渗透和制约，使得普遍缺乏安全感、重新寻找稳定中心构成了近代商人最本质的共同情绪特征。然而情绪特征只是心理结构中的动态层次，心理特质才是稳定层次。近代商人的心理特质开始由忍耐、保守、依赖向抗争、进取、独立过渡。外层动态情绪与内层心理特质彼此渗透制约便构成了近代商人独具一格的过渡型心理结构。这种过渡型心理结构意味着中国近代商人没有一个坚固的心理结构，因而其内心世界随时充满着深刻的矛盾。比如近代工商界领袖人物、状元资本家——张謇。张謇以状元身份创办实业，自诩为“通官商之邮”的绅商，可算是树大根深，得天独厚，但是其内心也常被一种莫可名状、惶惶不安的矛盾心理所笼摄。由于创业中备尝艰辛以及最后濒临破产的命运，张謇的内心世界由早年之雄心勃勃到晚年变得抑郁寡欢、心灰意冷，最后竟遁入佛门！ 在《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一文，我运用个性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了孙中山伟人品质的特点及成因。孙中山的伟人品质分为政治品质、心理品质，前者主要体现激进实践倾向与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而其核心则是民粹主义风格。后者主要体现于恢宏气度、过人胆略、顽强意志等方面。只有把政治品质、心理品质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构建出立体、完整和真实可信的孙中山的伟人形象。在孙中山所处之时代，尽管当时的其他革命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或在意志，或在学识方面都有自己独到之处，然而就总体来看，只有孙中山才真正具备充任革命领袖的最佳伟人品质。他的气魄和胆识，使之在风靡一时的改良主义思潮中，首先提出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另辟一条直截了当的革命新径；他不存芥蒂于心，但以天下为公的豪爽大度的个人气质，为他晚年依然实行三大政策，走“以俄国为师”的道路，提供了主观心理方面的依据；他的坚强意志于韧性，对于从事长期而严酷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或缺的；而他旺盛的求知欲和敏锐的观察、判断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思想的缺乏深度。 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有机地引入历史研究中，不仅是方法上的创新，而且也体现了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最终将会促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纵深拓展。 问：这两篇文章以及您后来论文，如《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等等是否构成了您博士论文中的重要内容？ 答：是的。以上研究成果实际上构成了我后来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的核心内容。所谓“过渡形态”，在哲学涵义上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判断的悖论，是指对立双方之间“亦此亦彼”的中间环节。该中间环节的存在填平了两极对立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又使对立双方的彼此联结和渗透由可能变为现实。我力图将阶级结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历史的纵横比较中用“过渡形态”的总体构想，解释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其一系列特性。 问：您的“过渡形态”理论认为早期资产阶级具有“过渡性”，那么“过渡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早期资产阶级的“过渡”特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阶级形成道路方面，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既有突发式的“新途”也有渐变型的“故道”，他们在官、洋之间寻求自己的存在方式。二是就内部结构而论，在经济结构方面既存在经济分化的趋势同时由于过渡型社会的制约导致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粘连性；就内部政治结构而言，早期资产阶级既有政治上的分层趋势，又分化未周，其内部的两大派别实际上分别以亲疏不等的关系，围绕着共同的阶级主体而离合聚散。三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以商会为核心的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组织也是处于频仍的动态构造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一社会组织自身不断地从原始、粗糙的结构形态向高级、复杂的结构形态过渡，功能日渐完备。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依赖、渗透、联结，组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的新式社团网络。四是在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结构方面，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变迁中，早期资产阶级的心理呈现危急感、自重感、落伍感、归属感四种情绪变化。其中危机感起了支配作用，并规定着早期资产阶级重新寻求稳定中心的这一最本质的共同情绪特征。同时，其心理结构又具有新旧交融、由旧趋新的特点，其外在表现则是由忍耐性向抗争性过渡、由封闭保守性向开放进取性过渡、由依赖性向独立性过渡。 总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形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类型的阶级形态，这种过渡形态的形成乃是受到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的深深制约，使得早期资产阶级成为中国近代化中名不副实的主干载体。 问：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是您研究的重点，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判断一个阶级的正式形成必须根据经济、政治、阶级意识等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考察。就经济方面而论，近代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相对成熟形态的形成是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的结果。第一个阶段是1872－1894年，这是中国本国近代企业的兴起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895－1913年，这是中国本国近代企业的初步发展阶段。经过这两个阶段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才拥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相当完整的经济形态。就政治因素而论，从1904年清政府劝办商会开始，中国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阶级组织。然而，通过辛亥革命所取得的相应政治成就，中国资产阶级才真正获得了比较独立的政治地位，具备了同封建势力分享政权的实力。最后在阶级意识方面，也只有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的正规与完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传播。因此，综合上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指标，我认为：正是在1913年左右，中国资产阶级才真正结束了它的形成期而步入成型期。而从19世纪60年代到1913年，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过渡时期和早期阶段，即中国资产阶级从旧的社会阶级形态中分化出来，逐步过渡到较为完整、成熟的新的阶级形态的中间阶段。 问：您指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是一种过渡型的阶级形态，那么它的基本的阶级特征又是如何？ 答：它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原始统一性。早期资产阶级只能是未经充分内部分化的原始统一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一分为二，即分裂为以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私人为资本的中等资产阶级（过去习称民族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部分，大体上乃是1927年国民党四大家族执掌政权以后的事。 第二是特殊软弱性。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包括经济上幼稚和政治上的妥协两个方面，并且所谓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稚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它所在社会封建经济和阶级关系庞大、根深蒂固而言，相当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强大而言，相对于资产阶级进入成熟期以后的发展状况而言。同经济上的相当稚弱并行不悖的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极端保守和妥协。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微妙的依违关系与实力对比，决定了他们政治上必然具有严重的两面性：革命性与妥协性同时并存；独立性与依赖性兼而有之。孰大孰小，则视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化而定。 第三是严重的不纯粹性。无论是从资本形态还是阶级构成上而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阶级形态之间存在交叉共融的不纯粹性，这正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既软弱妥协同时又具备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巨大活动能量的关键。 问：您为什么研究商会？ 答：作为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商会始于1904年初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它是近代重商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商会成立以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组织上才有了真正的阶级社团。通过商会这一组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良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商会研究领域的开拓，改变了以往资产阶级研究中的概念式的书写方式，资产阶级复杂的历史面相得以得到具体的展现。综合而论，商会研究不仅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经济史等诸多领域的进展。目前，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一大热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会研究涉及近代中国社会近50年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变迁，据此不仅可以开拓出众多的研究领域，而且对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问：就商会研究而言，曾有学者认为您与朱英教授是实证派，您对此评价有如何看法？ 答：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强调具体实证的研究，我与朱英教授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就具有鲜明“个案研究”的实证特色。但是，在这本书以及我们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中，从实证研究出发，我们在相关宏观理论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我在海外发表了几篇文章曾专门研究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问题。 问：提到 “市民社会”理论，学界认为您是最早提出“市民社会”雏形论并将其运用到商会史研究的，您是如何提出这一理论创见的呢？ 答：最初在我与朱英教授在对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中，我们已经意识到，晚清苏州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在野市政权力网络”，通过这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城市绅商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 其后，我大胆地采用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概念来概括这种社会演变现象，提出了“市民社会”雏形论。我把城市传统社会组织机构的转型和新式民间社团的扩张视为“公共领域的扩张”，把由这种扩张而导致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视为“市民社会”的雏形或中国早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概念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涉及到采用一整套新的范畴去拓展研究视野的问题。具体到商会史研究，借助于“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有利于使我们更加明确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其建成的初衷是为了调谐官民关系而非与国家权力对抗。 学友朱英教授提出的“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对商会史研究的贡献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其实，我们的商会研究不仅重视历史，而且重视现实。目前我们与中央、地方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推动当前商会、同业公会以及行业协会的建设做了不少努力。 问：您为什么要研究绅商呢？ 答：因为绅商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从语义学的角度看，“绅商”词汇的演变与内涵，又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语言现象，而实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符号”，其中包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蕴。因此，对绅商内涵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表相的词义辨析阶段，而应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一词汇背后所涉及的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动，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结构性变动中把握“绅商”一词所积淀的社会内涵，反过来也才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绅商”在历史文本中的“真意”。 自社会史的角度观察，“绅商”词语的演变实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复杂、同时也最持久的社会关系大变动，亦即官、绅、商、学关系的调整与重构，以及经此重构与调整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建。从古代的“士农工商”演变到明清时期的“绅士商民”，再随之化约到晚清的“绅商”，其间所贯穿和反映的，正是一种近世历史变动的大趋势：士与商、绅与商的不断趋近和结合，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传统“四民”社会的式微。绅与商的相互趋近反映到语言词汇本身的变迁上，便是“绅商”词汇的逐渐形成和流行。绅士与商人从传统社会的上下两端走到比肩而行，共同受到社会的重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绅与商的合流始于明清之际，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在“西潮”的荡激下，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比较突出的“士商相混”现象，迅速放大，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社会潮流。这一潮流下涌动着两股暗流，即由商而绅的流动和由绅而商的流动。尤其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更使读书—升官—发财三者之间失去了天经地义的必然联系，士人再无法抱有“侥幸得第之心”。同时，也使各省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和数万举贡“生计顿蹙”，不得不抛弃功名，另谋出路，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在大批举贡生员涌向新式学堂谋求教职，一变而为半新半旧的”学绅”的同时，部分士人硬着头皮闯进一向被他们视为贱业的商场，孜孜牟利，开始了向近代工商资本家的艰难蜕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