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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山沽水共举觞 今年6月8日，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迎来90华诞暨从教65周年。5月，来新夏学术思想研讨会暨90华诞庆典，在先生祖籍浙江萧山举行。6月，来新夏教授九秩诞辰系列庆祝活动，在先生第二故乡天津举行。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来新夏的著作展摆满了大厅。他出版历史、方志、目录、古籍整理、谱牒、文学、艺术等诸多门类著作近百种，个人著述足以充栋。 来新夏，1923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原籍为浙江省萧山县长河镇。1929年，因父亲供职天津北北宁铁路局，来新夏随母亲离开杭州来到天津。其小学和中学的学习生活基本是在天津度过的。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1946年毕业并回津谋职。1948年受聘新学中学任教。1949年天津解放后被推荐至北平华北大学学习，为范文澜教授的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来新夏纵横三学，自成一家。所谓“三学”，指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对于常人来说，“三学”的每一领域皆足以令人望洋兴叹，但来新夏却纵横三学游刃有余，并且取得开创性的成果。例如《北洋军阀史略》《古典目录学浅说》《方志学概论》《天津近代史》《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为学术发展辟出新天地，开一时风气。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许多学者很难跳出自己过去的学术轨迹，超越自我，来先生的开拓精神是十分难得的。” 不仅如此，来新夏每一项研究都具很强的持续性和很深的钻研性。从《林则徐年谱》到《林则徐年谱新编》；从《北洋军阀史略》到《北洋军阀史稿》，再到《北洋军阀史》；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到《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从著作最初问世到扩充增订，往往前后延续数十年。对学术研讨，他从不满足现状，而是自强不息地不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求尽善尽美。 其中还有几部书稿因遭遇“文革”浩劫而丢失，不得不重头再来。2011年出版的《书目答问汇补》，凝结了来新夏近70年的研究心血，可谓汇集毕生功力，其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坚忍不拔的耐力，确实令人敬佩。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赞叹道：“专与博是治学中的一对矛盾，一般学者难得兼有，而来新夏先生是一位既专又博的学者。他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最重要的是他治学勤奋，锲而不舍。是勤奋使得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 来新夏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皆源自他特立独行的人格与文品。他几十年一以贯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与热忱，潜心于似乎枯燥乏味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博观约取，集腋成裘，终至硕果累累。截至目前，来先生出版九十余种书籍，平均每年出一本，可谓实打实的“著作等身”。 在自身学术研究不断精进的同时，来新夏还开创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还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首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他带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人的成长，将学术服务于社会。在图书馆、方志学、出版界，来新夏桃李满天下。 来新夏先生是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当代诸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他的学问启蒙来自祖父来裕恂先生，而学术研究则起步于北平辅仁大学，受该校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和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影响至深。基于良好的家学和师承，又经过自己数十年的拼搏奋斗，来新夏先生以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分进合击各有重大成就，被誉为“纵横三学”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当之无愧地居于当代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之列，南开大学为有这样的杰出教授而骄傲，天津学界为有这样的学术大家而荣耀。为恭祝来新夏教授90诞辰，天津学者王振良、张元卿撰写寿联： 匏园破混沌，辅仁奠颖博，南开终展鸿遒，半途挥洒马班重； 志域辟荆蓁，史海发昧隐，歆略更殖新境，三学纵横斗岳高。 二、烟雨生平学不厌 来先生说“我活了八十多岁，正经八百地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读书。”来新夏出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四岁半开始从祖父来裕恂接受蒙学教育，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顺序，朝夕诵读。来新夏回忆说：“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祖父在幼小的来新夏身上种下了读书种子。来新夏后回忆说“对我一生事业起重大影响的仍是我的祖父”。 祖父来裕恂，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曾到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在横滨创立的中华学校的教务长。“潜研学术，寄情诗词”，撰有《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等。1923年6月，来新夏出生时，祖父来裕正在辽宁葫芦岛航警学校任教。当他从家书中获悉长孙出世，十分高兴，期待孙辈能继承家中书香薪火。他对长孙新夏格外精心，不但亲自讲解《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传授地方掌故与历史名人逸事，还让“拿市面上的粗陋读本与好版本对着读”，以提高鉴别能力。直到离开家乡、来到天津，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走上治学之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来新夏涉足方志学，很明显是受祖父撰写《萧山县志稿》的鞭策与影响。 陆游诗云：“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这似乎也是来新夏终生与书为伴，“年既老而不衰”的写照。来新夏从未把读书当做苦差事做，“人们都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可对我来说是‘乐作舟’，所以我几乎没有因为读不好书而被打板子。” 7岁以后，来新夏就扎根津门，迄今八十多年，来新夏称天津为“第二故乡”。在天津，他读完小学及高中，在高中十分幸运地得到国文老师谢国捷（著名史学家谢国帧之六弟）的关照。在谢老师的引导帮助下，来新夏如饥似渴地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十七史商榷》等，眼界大开，并在谢国捷老师指导下开始撰写第一篇学术文章：《汉唐改元释例》。其后，又相继发表《诗经的删诗问题》《清末小说之倾向》《谈文人谀墓之文》《桐城派古文义法》《记近事丛残》等多篇文章，并连续为《东亚晨报》副刊撰写《邃谷楼读书笔记》。此时，19岁来新夏已崭露出不凡的功力与才华。 “邃谷”是来新夏斋名。他18岁所写《邃谷楼记》云：“非谷而曰谷，何也？唯其深也。无楼而曰楼，何也？唯其高也。唯高与深，斯学者所止乃尔。邃谷楼者，余读书所也，沉酣潜研，钻坚仰高，得乎书而体乎道，邃然而自适焉。”来新夏少年时，家中有约八平米的楼梯间是属于他的小天地。那里仅容一榻一架一桌，是他读写、歇宿之处，狭窄黝暗，白天也要开灯，宛如幽谷，故名“邃谷楼”。邃谷斋名始终不变，沿用至今。 1942年，来新夏高中毕业后，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受教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柴德赓、朱师辙、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辅仁规模虽不大，却名师云集，学风纯朴。虽当时日本侵华军占领北平，但因辅仁属德国教会学校，日本当局网开一面，因而辅仁的教学环境相对自由。学校班级不多，每班学生不过在一二十个，因此，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悉心指导，师生关系融洽。辅仁求学生涯给来新夏的治学之路打下深深烙印，与众名师相处的往事也成珍贵回忆。 辅仁大学校长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他给学生亲自上四门课。所布置作业，在批改前自己先做一遍。然后，将自己做的与学生的作业一起贴在教室墙上，让学生比较感悟。陈垣校长亲自指导来新夏的毕业论文，在口试（论文答辩）时，陈垣校长以“颇有作意”勉励。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是精通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慈眉善目，与学生亲密无间。余嘉锡先生是中文系主任，来新夏选修了他目录学。“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但听余嘉锡先生的课，却如饮醇醪，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来新夏在目录学上的根基，就是那时打下的。启功先生当年教来新夏国文与绘画。因怕学生营养不良，启功每到周日，就召来新夏等几个学生到他家去改善伙食，看到学生衣服坏了，或掉了纽扣，师母还帮着缝补。来新夏在上世纪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却对他不离不弃，师生情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辅仁求学，来新夏每年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勤”字奖章并奖学金。四年来，耳濡目染老师们的崇高师德，为日后研究学问的夯实 了扎实根基；系统而严格的专业训练，奠定了雄厚的汉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老师们谨严缜密的学风和各具一格的治学方法，给来新夏以很大的影响。 1946年大学毕业后，来新夏回天津谋职，希望报效国家，一展身手，但腐败的国民政府并没给他机会。回到天津，他失业赋闲，只能靠当小职员、教员谋生。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来新夏热情而“积极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3月，被天津民青组织“保送到华北大学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训”。9月结业时，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选中，留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 范文澜招研究生七名，实行供给制，住集体宿舍。范先生身教言传，管理严格，常勉励研究生说，“你们当学生，就是专门读书”，要“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坐冷板凳，是说作学问要耐的住寂寞；吃冷猪肉，是说你真有成绩，总有人会承认你，请你入孔庙，吃冷猪肉。范先生对弟子们的文章格外“挑剔”，一丝不苟，大家都心存敬畏。他根据研究生每人的不同情况分配工作任务，范先生要求来新夏“从原来攻读的汉唐史转向中国近代史”。来新夏回忆说：那时年轻又在繁华地带的王府井，总想出去玩。范先生住在前院，出门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才能出去。“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天天在那儿念书，所以你出来看见老爷子在那儿坐着，就不敢出去了。”要“不是这么严格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在范文澜的熏陶影响下，来新夏“写出第一篇学习新观点的文章——《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作为太平军起义百年的纪念”。这是来新夏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后收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中。 历史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北洋军阀档案，这些老档案装满几百麻袋。来新夏回忆说：“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紫花布制服，带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放到书架上。”而后“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类分开。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在特制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末签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分类归架。因为看得仔细，常常会发现一些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随手扎录下来”，“前后历经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艰苦，但却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科领域，他成为我一生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中心研究课题。” 来新夏回忆说：“范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但传统文化底蕴也很深，他认为搞学问应该从最基本的步骤开始训练，所以先让我们整理档案。那可是几百麻袋的凌乱档案啊。”“范老的决定，开辟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来新夏虽是历史专业正宗的科班出身，但面临这个当时尚无研究者涉足的新领域、新课题，面对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深感知识匮乏。他决心“从根做起”，“用黄草纸写札记二百余小篇，积存卡片数百张”。来新夏后来专攻北洋军阀史，在上世纪50年代，他先后撰写了《北洋军阀史略》等三部著作。 三、天生我材必有用 1951年春，范文澜先生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之请，同意来新夏到南开大学任教。来新夏从助教做起，先后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历史文写作”、“中国通史”、“历史档案学”、“鸦片战争史专题”、“北洋军阀史专题”和“古典目录学”、“文献整理”等课程。他深得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髓，“坐冷板凳”不畏寂寞，教学之余潜心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回到天津南开的第二年，他的讲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载。1957年，他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北洋军阀史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新夏不愧为优秀的教师，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在课堂上旁征博引，给人以丰富的知识享受。他讲课不仅历史系的学生爱听，连外系的学生有时也被吸引过来。在教室门口的走廊过道上，常常挤满了物理系、数学系喜爱文科的学生，他们也在倾听着来先生滔滔不绝的讲授。来先生授课勤于板书，善于板书，以利于学生的领会和吸收。一位早年的弟子撰文写道：“他（指来新夏）的粉笔字，写得极好极快，在我所见到的老师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他的字体遒劲美观，看到它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粉笔在他手里就像使用毛笔那样得心应手，要重则重，要轻则轻。我记得我班有好几个同学常常课后学着来先生练习粉笔字。……来先生当年的表情，虽然显得有点威严，对同学却很和气，和同学们总是打成一片。” 1958年，来新夏开始编纂《林则徐年谱》，转年完成。1959年9月，来新夏编写的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历史剧《火烧望海楼》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公演，历时一个月，大受欢迎。10月《火烧望海楼》赴京献演，荣获文化部二等奖。 1960年9月的审干运动，是来新夏惨遭厄运的肇始。因1946年曾在世界科学社主办的《文艺与生活》杂志任助理编辑四个月，一时难以定论，而被“内控”（内部控制使用，即被挂起来），被剥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权利，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不能写署名文章。那一年，来新夏38岁，正是年富力强、宏图大展之际。熬到所谓“问题得以落实”，那是十八年后的事了。 从此，来新夏处于投闲置散、百无聊赖的境地。他终日惶惶，无所事事，只得蛰居斗室，俯首书案。低头走路，埋头读书，退而结网。从1960年10月至1966年文革前，来新夏在五年的逆境中，仍笔耕不辍，他先后修订了《林则徐年谱》，撰写《清人年谱知见录》《结网录》《清人笔记随录》（后易名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新夏就和历史系主任郑天挺等作为南开大学首批牛鬼蛇神，被剃阴阳头，拉去游街。不久宣布：被剥夺人身权力，进行“劳动改造”，关进“牛棚”。其家数次遭受红卫兵以“扫四旧”之名的打砸抢，除财物之外，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近千册线装书以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林则徐年谱》《结网录》《清人笔记随录》等手稿均付之一炬。后被隔离圈禁，随时被“提审”，押到现场批判会上示众，极尽侮辱人格之能事。 1970年，来新夏生日那天，被勒令全家下乡，到天津南郊区太平村翟庄子大队插队落户，暗改为农业户口。虽然农耕，但农民宽厚不以之为异类，得免批斗之苦。来新夏坚信苦风凄雨终将过去，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心情豁达，身体日健。事后来新夏笑着说，现在身体很硬朗，还要“感谢”“文革”所赐。在长期劳动改造的年代里，他成为劳动好手，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赶大车。那时满工分10分，来新夏能挣到9.5分。四年的农民生活，他居农舍、吃粗粝、赶驴车、耪大地，艰辛劳作，仍矢志不渝。每晚，他“伴着一盏15瓦有点发微红的灯，盘腿坐在土炕上，凭着一张小炕桌，摊开旧稿和资料，有次序地笔耕不辍”。在乡农耕之余，他整理了残稿《林则徐年谱》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并完成了《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倔强地说：“只要我人还在，文字可以消除，稿子可以烧掉，但只要我的脑子还在，知识就断不了。所以之后的很多书都是重新写的。” 1974年，举家迁回南开大学，安置在学校农场由牲口棚改造的简易平房里。地面铺以煤渣碎石。阴天返潮之日，时有丝丝牛粪气息刺鼻，却处之泰然。来先生在十年浩劫中尚且随遇而安，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那么在天下承平之日，他纵横三学、名扬四海就不足为怪矣! 1979年3月，来新夏所谓的历史问题查清，作出结论，恢复原有的教学工作。1984年1月，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图书馆系主任；2月，被任命为校图书馆馆长；8月，被任命为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革“后的来新夏，被长期压抑了的热情迸发出来，他一度脱离书斋，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当中，先后创办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和分校图书馆系。他说：“我就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是一无所知的，就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所以接连在南开大学任要职，当过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系主任、校务委员等等，那时候耗费精力比较大，学术进展比较慢，但我也觉得值得。” 迎来改革开放和学术的春天后，来新夏先后撰写或主编专著将近百部，成果丰硕。其主要代表性著作有：一、历史学：《林则徐年谱新编》、《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史述丛》《结网录》等；二、方志学：《志城探步》《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综览》等；三、图书文献学：《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古籍整理散论》等。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词典》等。 四、粹然儒者蓬莱骨 来新夏先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源自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他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以坚韧与热忱，以严谨与执着，潜心于学术探研之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博观约取，集腋成裘，硕果累累，名扬天下。仅以撰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为例，他曾在上世纪中叶，用了十年时间，埋头检读清人年谱700余种，写成50余万言，不料竟在浩劫年月付之一炬。俟大气候稍有松动之时，他即卷土重来，从头开始，再度完成这部巨著。近年增订再版，竟达百万言之巨。到目前为止，来先生已经出版90余种书籍，与其年岁相埒，是实至名归的“著作等身”。 来公性格的卓荦不群之处，第一是狷介清高的正派正直，第二是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宁宗一先生指出，（来公）对虚伪、庸俗乃至邪恶、残暴，有一种天然的憎恶。因此，每当左的路线指引下的政治运动来临时，来公往往首当其冲。在外部世界的挤逼下，来公唯一的出路，就是退守书斋与典籍为伴，神游在美的文化世界之中，但其内在的人格精神和性格中却永远保留着是非爱憎感和金刚怒目的一面。读书和写作，多少能排遣他内心的烦恼，而孤独也会随之远去。……人道是“文穷而后工”。在逆境中，由于来公的永不放弃，使他的学术成就进入一种更高更新的境界。 “诗穷而后工”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源远流长的。孔子“诗可以怨”则是这种观点的直接理论来源，战国屈原的“发奋以抒情”是它的先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认为：不幸遭遇是这些作者著书立说的动因，忧愤穷困反成为其事业成功的动力。当然“诗穷而后工”并非泛指一切人，而是指具有某种特殊才质的艺术家和学者。来新夏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他遭遇不幸、疾痛惨怛的人生记录，以及穷且益坚、不屈不饶的坚定信念，正是忧国忧民与时代脉博一起跃动的那颗丹心的光彩折射。 来公这一代学人，不仅具有扎实的国学基础，而且早年多受西方思想影响；不但具有儒家安贫乐道思想，而且具有老庄通达且洒脱的性灵。来公作为史学大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正气和节操是他人格精神的底色；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乃是其学品的基础。 在来公身上，颇能感受到传统学人耿介的风骨。天津学者高成鸢说：“在一次闲谈中，他提到天津某大人物在‘把海河打造成世界名河’之役中，曾想借用来先生的威望，被先生予以拒绝，不惜从此失去‘露脸’的机会。赖有这种独立的人格，来老师的形象尽管明显属于蔼然长者，却同时带有不可冒犯的气概，这正是《论语》所说的“威而不猛”的典型。 来先生津门寓居八十余年，他视天津为第二故乡。当天津市委以编写《天津近代史》一事相托之时，来公虽自忖这是所任非人，但仍爽快答应，并不理会耳边一些“喊喊喳喳”的噪音。为了早日完成这项大任，他不分日夜，竟至劳累过度病倒在床，而使心脏受损。但因为《天津近代史》题签请启功先生，而不是权贵领导，致使日后发行时未获有力支持。来先生自言对此“毫无怨悔”。这种忠于所托、不避嫌隙、不顾个人得失的情怀，显示出一种学者的正气和大气。 五、新松恨不高千尺 来先生为人和蔼平易，慈祥真诚；对年轻后进关爱提携、奖掖鼓励；处处体现出长者风范。对于求教者一概善待，知无不言，且善于发现人才，给以热情鼓励和慷慨襄助。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主持“学术批评网”，推行学术规范，旗帜鲜明反对学术腐败，故为先生所重。当来先生听说杨玉圣因难欲退，特地属文，呼唤杨玉圣“回来”。在文章中，为之叫好助阵，使得年轻的杨玉圣倍感亲切与鼓舞，坚定了永不退却的信心。在提到先生对他的鼓励与期许时，杨玉圣说：“就是因为整整大我四十岁的来教授的‘挽留’，我没有把学术批评网交给朋友打理，而是坚持自己主持，因为我不能辜负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嘱托，尽管为此招惹了不少莫名其妙的官司……。但我无怨无悔，因为在我这个边缘小人物的背后，有包括来新夏老教授在内的一批学界前辈和挚友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我没有理由懈怠，更没有理由退却。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有师友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来先生之所以得享高寿、安度晚年，而且‘衰年变法’、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原因固多，但在我看来，或许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来先生拥有如此之多、志同道合的师友。” 宁宗一先生曾讲一件有趣的往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宁先生的挚友小崔和图书情报系学生小孙热恋。按当时的校规，学生时代不允许谈恋爱，如违规要受处分。这事七拐八转摆到了当时系主任来公的面前。来先生一锤定音：“对小孙同学谈恋爱不给予任何处分，她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和小崔老师谈恋爱。”同时又找补一句：“就说是我来新夏决定的。”来公的通达和敢于担当表现了他一贯作风，即对一切有悖情理之事绝不去做。不过，这在当时来公还是顶着校规而去成人之美的，这既是他的为人之本色，更含有超前意识。不是吗，今天还有这样不近情理的条条框框吗？现在小崔老师和小孙已在美国西亚图建立了家庭，一儿一女，四口人家，其乐融融。一晃二十年了，他们怎么能不感念来公的仁爱之心呢？ 浙江绍兴有一位自学青年孙伟良，是一位失去土地的农民。他白天以换煤气为生，独好藏书，私藏几近万册，常利用晚上时间阅读文史书籍，尤好绍兴方志掌故，常年浸淫于斯，成为一位小有成就的民间学者。2006年，他求教于来先生。先生了解情况后，并不以为冒昧，谆谆教诲之外，竟慨允赠书。2006年冬，数次寄赠书籍逾千册，嘱孙伟良在自家开辟民众阅览室，让文化普及乡间。自此老少二人常相往还，成就一番忘年佳话。 沧州几位民间学者成立了纪晓岚研究会，来先生也给予很大支持。来公应邀到沧州，为沧州文化名人研究及地方志修撰支招。对纪晓岚研究会注释《阅微草堂笔记》工程，来公指出：要把各大图书馆馆藏的有关学者对《阅微草堂笔记》的批语整理下来，把这项学术工作做细。 对于当下读书环境之窘迫，来公满怀焦虑，因此他不顾舟车劳顿，多次参加全国各地民间读书会，为读书求知加以引导和鼓励。他认为民间读书刊物有两大贡献：一是数千年历史中保存文献的优良传统，即文献传递，在各个时代积存文献，应是当务之急，特别是读书人的当务之急；二是众多读书刊物做成一个平台，苦心经营下去，就不难增殖文化生命力。 来公乐于跟非主流、体制外的草根学人为伍，充分显示一种开明精神和富于前瞻的思想。例如，他对民间读书报刊给予充分肯定：“我们民间刊物，无论是那个方面寄来的都有看头，读起来非常有味，因为说的是你想听的话，是他心里头想说的话。”来先生对民间读书报刊总结了两大贡献：“一是积存文献，一是聚集人才。”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主办的没有正式刊号的《芳草地》，获得来老鼎力支持。从2004年到2010年间，来老为《芳草地》撰稿12篇。他说：“民刊记录了许多真实的文献，不仅当代人读，将来还可以读，这些报刊将来更有价值，是可以世代相传的。”对于这类无刊号的出版物，来老风趣地说：“《芳草地》无论内容形式均当得一个‘雅’字，诚为时尚刊物中之‘芳草’，虽无书号，但私生子一样长大或说更加聪明，与婚生子应享有同等待遇。愿早日能得一纸‘结婚证’。”当然，要取得一纸“结婚证”，谈何容易？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结婚证”相对自由，似乎更有利于这类报刊的生长发育。 来先生对民间报刊，对草根学者，对学界青年的隆情高义，对维系学术文脉的赤诚，倾注了老一辈学者对晚辈末学的关爱，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于中华学术薪火相传的重视。正是这种传承精神的不断延续，中华学术才得以发扬，中华文化才能重现辉煌。 六、赤子之心桑梓情 来新夏先生著作等身，但为人谦逊平和，极显低调。在一次读书会上，某教授发言尊来先生为大师，先生接过话筒说“称我是‘大师’，使我很不自在，这年头‘大师’是骂人的话啊！这可是让我避之而又唯恐不及的哟！”出人意料的谐趣，赢得经久不息的笑声和掌声。 来新夏先生有一颗年轻的心，一颗赤子之心。1998年11月，来先生出席在台湾省台中市中兴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作题为《论新编地方志的人文价值》的演讲。会后环行台湾全岛名胜古迹。时年77岁的来公，老当益壮，精神不减。在日月潭参观原住民邵族文化村歌舞表演时，来先生兴致勃发，自己跳上台去，与邵族少男少女共舞。并把弟子、天津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也拉上舞台，一起欢跳。几百人的参观大厅，立时沸腾起来。台上、台下，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气氛热烈，一下子把歌舞表演推向高潮。 来新夏先生先后在天津居住了八十余年，对天津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为天津历史文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贯关心地方史的编撰和挖掘工作，为传承并弘扬天津地方特色文化倾注心血。改革开放后，来新夏主编地方史志书籍，多有建树，如1986年出版《天津风土丛书》、1987年出版《天津近代史》、1999年出版《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三册）、2001年出版《天津大辞典》、2004年出版《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2008年出版《天津历史与文化》等。 天津学者高洪钧先生经多年努力，编辑了《天津艺文志》，收录1949年以前津人著作1500种左右，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成书多年，却一直未能出版。来先生得知后，撰写了《为高洪钧所著〈天津艺文志〉呼吁》：“久闻津门高鸿钧先生已有成稿，尚待字闺中，难以出版问世。……藏之名山的时代，已经过去。我真诚而负责地推荐《天津艺文志》，希望我们的出版家关注一下，用你们畅销书的余沥，促成其事，出些有价值、高品位的长销书吧！” 2008年，天津报人王振良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费办民间刊物《天津记忆》（小册子）时，他亲笔为封面题词，鼓励民间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还“不时为刊物写稿”，“有过相伴共舞的岁月”。他十分强调办刊的文献性，更注重为草根学者与学院派交流搭建平台，推动天津民间挖掘、整理、保存史料活动。2011年11月初，《天津记忆》在南开园举行百期纪念活动，来新夏亲临会场与大家欢聚一堂，他那晚年夕阳红似火的热情，感染了每一位参会人员。 来先生对故乡萧山的文化事业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萧山地方志事业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80年代初，先生应邀担任《萧山县志》顾问，精心指导萧山的修志工作，最终使《萧山县志》成为建国后全国第一轮修志的典范。2003年启动编寨的《萧山市志》被列为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试点单位。先生再次担当《萧山市志》的顾问，满腔热情、毫无保留地建言献计，为《萧山市志》编篡付出了大量的精力。2008年，先生毅然决定，将自己编著的著作和收藏的地方志书籍以及学术研究文献、著作手稿等无偿捐献给故乡，以实际行动支持萧山的地方志事业。这是他回报故里的一份厚礼。对于繁荣和丰富萧山历史文化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萧山区人民政府为表彰来先生对故乡的奉献精神，特在江寺民俗园中开辟“来新夏方志馆”，供萧山人民研究使用。来先生真诚地说，他是一名萧山子弟，虽然一生漂泊四方，但时刻心系故乡。捐赠书籍建立方志馆，是希望给萧山的方志研究铺一点基础，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支持方志工作。 七、衰年变法意象新 来先生一生钟情学术，与学术有难以割舍的血脉情结。他自称：“一生主要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研究北洋军阀史；第二件事，研究古典目录学；第三件事，研究方志学。”这三件事，说着很轻巧，但能做好其中一件，那就是学界名流大家。难得的是：来公把这三件事都做得有声有色，卓然自立，独领风骚，且相济互补。 他的学术心得是：“历史学家不仅要求真，也要求新；不仅要务实，也要致用；不仅要自愉，也要为人；不仅要研究历史经验，也要紧扣时代脉搏；不仅要坚守学术阵地，也要开辟新途径，耕耘新天地。如果还是圄于一隅，抱残守缺，光在爬梳文献这打圈圈，那历史学就不仅仅是面临困境，怕是要走向绝境了!” 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功成名就的五十岁以后，在其专门领域有所建树的同时，往往向普及科学知识的道路转变。这对来新夏颇有启发，在1999年春他发表了《衰年变法》，其中写道：“我随着共和国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路程。这五十年，我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三十来年，从‘忠诚老实’、‘三大革命’、‘整风’、‘反右’、‘大跃进’、‘四清’，直至‘十年动乱’，‘运动’不少，我不是当运动员，就是当啦啦队，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不少人原本是应邀随便说说，哪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招来了几十年的灾难。于是慎于言而敏于行，近三十年的大部分光阴就这么度过去了……。80年代，我以花甲之年，进入第二个青春期，看到人们多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经过摸索探求，我找到了随笔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于是我开始学写随笔，我要写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我读的书不仅是用文字写的书，还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我走的路不仅指理论概念的路，也包含拖着沉重脚步、跌跌撞撞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将以动乱纷扰后的冷静，写观书、阅世、知人之作。” 按来公的说法，他的近代史、目录学和方志学著述，是在“象牙之塔”里写的，“只能给狭小圈子里人阅读，充其量千把百人”，所以，他要“变法”，用随笔的形式反馈给人民大众。来公在中国社科学界是众人仰慕的泰山北斗，但广大的一般读者群体的心目中，是以散文随笔后来居上而蜚声文坛的。一些学者精辟地指出：这是来公“衰年变法”结出的硕果。当年，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天马行空，成为国画大师；邃谷老人“衰年变法”，另辟蹊径，成为散文大家。正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来先生大量的“学术随笔”均以学术为根抵，以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和信息为写作目的。即使刺世嫉邪、针眨时弊，也以历史为基础。他的随笔短则数百字、千把字，长则数千字。其随笔写作宗旨是：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世；阅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知人之论，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流水不回休叹息，白云无迹莫追寻。闲身自有闲消处，黄叶清风蝉一林。”来公“用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情之作，给新知旧雨一种求新的感觉。” 来先生学养深厚且才情横溢，思想敏锐而富有卓见，视角新颖而具有趣味，文笔轻灵而不乏幽默，所以他的文章总是透着一股灵气和睿智，洋溢着醇厚的文人气息。他的随笔属于沉思型的，就是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在历史背景上观照当代，使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有机融合。无论谈古言今，品人论事，往往以独特的理性思考凸显思想个性。即使是信手拈来的随笔掌故，也常点石成金，化艰深为平易，化腐朽为神奇，凝聚着一种大气。品赏先生美文，如面对春风朗月，令人神清气爽。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先生所言，“读来公的大部分随笔，给人的强烈印象好像总是能不断地听到一连串的声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活着的历史”。 古稀之年的来先生进入学术随笔新领域后，可谓彩笔干气象，凌云意纵横。陆续出版学术随笔20多种，包括《冷眼热心》（75岁）、《路与书》（75岁）、《依然集》（76岁）、《枫林唱晚》（76岁）、《邃谷谈往》（77岁）、《一苇争流》（77岁）、《来新夏书话》（78岁）、《出枥集》（80岁）、《且去填词》（80岁）、《只眼看人》（82岁）、《学不厌集》（82岁）、《邃谷书缘》（83岁）、《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84岁）、《邃谷师友》（85岁）、《谈史说戏》（85岁）、《80后》（86岁）、《访景寻情》（87岁）、《书前书后》（87岁）、《交融集》（88岁）、《来新夏谈书》（88岁、《不辍集》（90岁）、《书文化十讲》（90岁）等，达400多万字。 这20多部随笔集子，正是其“变法”后的一系列成果。来新夏先生从科学化的精英式写作，转向文学化的平民式写作。他认为“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而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便是大众史学，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他说：“我庆幸自己的省悟，我更感谢时代的厚赐。” 鲁迅评论司马迁《史记》曾有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指出了史学与文学、学者与作家相济相生的关系。对此，来公理解很深，并推及到学术随笔的写作上。他说：“作家在激情思维和生动有趣的表达方式上很有优势；学者则在深层思维，对文化的独特思考与见解上颇具根底。如果能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那我国的随笔不仅质量会更上一个层次，而且随笔资源也会源源不断。”来先生不愧为文史大家，他为将数十年积累的学识与见解“回归群众”“反哺人民”，把史家的眼光、历史素材与文学表现手法、生动活泼的语言冶于一炉，熔合锻炼，经天纬地，为我们提供了史学与文学巧妙打通的范例。在当代学界，可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广大读者为什么喜欢读来先生的学术随笔，因为它给人以知识的享受、学识的诱导和见识的启迪。 为恭祝来新夏教授九十诞辰，笔者献上贺诗七首：“（一）文史纵横百炼锋，等身万卷惠学林。博观约取醇醪饮，抱朴归真笑语频。（二）烟雨生平学不厌，寻情访景趣依然。热心冷眼思不辍，邃谷谈往只眼看。（三）且去填词世事艰，达人知命交融篇。争流一苇当结网，唱晚枫林薪火传。（四）南开史苑三绝立，邃谷楼台八面风。学海无涯云帆挂，精华萃取妙调烹。（五）粹然儒者蓬莱骨，自在耄耋尚笔耕。慧眼識才梁栋育，无声润物坐春风。（六）观书窥世挥椽笔，论事知人肝胆篇。银发飘飘雄风在，骅骝出枥跃先鞭。（七）超尘实录标千载，勘透世情万卷長。满目春光来新夏，萧山沽水共举觞。”诗中先后嵌入来老学术随笔著作：《学不厌集》《访景寻情》《依然集》《冷眼热心》《不辍集》《邃谷谈往》《只眼看人》《且去填词》《交融集》《一苇争流》《结网集》《枫林唱晚》《薪传篇》《出枥集》等。 八、期待百岁再相聚 来公书房有启功先生的硬笔题词：“人到八十老更忙。”正是来公晚年孜孜不倦、辛勤治学的写照。来老在一篇文章中曾引唐释齐己的诗：“流水不回休叹息，白云无迹莫追寻。闲身自有闲消处，黄叶清风蝉一林。”来公确实是“闲身自有闲消处”的通达去面对人生的顺逆跌宕，但对于一生沉潜于学术“邃谷”之中的来新夏，九秩高龄仍钟情学问、笔耕不辍，这次第却怎生“闲消”了得？ 来公总结一生治学的途径是：“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于精”。凡接触到来先生的人，无不感受到先生禀赋聪颖，才思过人。来先生属于学术全才，他的学问功底、学术见识、治学方法、记忆力、文笔、授课、口才等皆为一流，甚至连相貌身材、社交能力、从政水平、烹饪持家等都属上乘。但先生的治学成果，主要来自勤奋。到了耄耋晚年，他头脑清楚，精力集中，效率极高。他从不早晚锻炼，每日晨起晚寐，每天工作时间达八九小时。此外还常出席各种会议，外出讲学，年轻人也自叹精力弗如。来先生的成果、成就、效绩，是一般学者望尘莫及的。他视学术为生命，而将个人晚年的享受置之度外。对这位似乎不知疲倦、抢时间工作的老人，家人时常婉劝，让他注意适当休息；但肩上的责任，心中的任务，身上的托付，却容不得推诿和迟缓，甚至在病中老人想到的仍是工作。 在后辈学人眼中，来新夏具有难得的超前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情怀。上世纪80年代末，来新夏就在为做一辈子学问而未雨绸缪——学习电脑。他知道，人毕竟老了，终有一天手会发抖。“没法写字对做学问来讲是致命的，用电脑就能避免这一点，手再抖，也能操作键盘。”好心人劝来老说，您生活也不缺什么，文章多一篇少一篇，无关紧要，还是安享晚年，找点乐子吧。来新夏回答：“小车不倒自管推，爬格子就是我的乐趣。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养生，可以锻炼大脑，不至于有痴呆现象。”确实，在这种不懈的“锻炼”下，90岁的来新夏依然思维敏捷，文思泉涌。 来公迄今仍保持着达观而执着的心态。他的座右铭是“人生幸福达为先”，“学海无涯乐作舟”。他认为：读书的“苦”是艰苦卓绝的“苦”，是下功夫的“苦”，而不是痛苦的“苦”，你不能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去读书。读书时心情应是快乐的。于是被人视为畏途的治学之“苦”，通过这种“达”的过滤，在来公眼里却成为“幸福”的“自怡”之乐。“只要早晨起床，依然天天向上。”“只要不死，台阶还要再上。”“我一生治学则持一种‘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态度，至老不辍，祈识者监督！”这种亘古罕见的大气魄、大气度、大气势，足以感天动地！ 来新夏对生命和学术，持一种乐观进取的态度。在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的“来新夏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九十华诞庆典”上，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来先生手捧鲜花，在9位身着盛装的小女孩的簇拥下走上讲台。来公笑称自己仍童心未泯，“行百里者半九十，我的人生只过了一半”。再次重申“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决心，并“期待百岁时，再请朋友们来聚会。”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种开朗的心态境界令与会者深受感染，许多学者噙着眼泪热烈鼓掌。“满目春光来新夏”，先生的人格和文品，正如初夏一样生机盎然。 参考文献： （1）孙勤主编：《友声集——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 （2）来新夏著:《来新夏随笔选》，朴庐书社。 （3）来新夏著：《烟雨平生——邃谷主人自述》，《天津记忆》第50期，2010.8 （4）来新夏著：《弢庵自订学术年谱》，《天津记忆》第51期，2010.8 （5）王振良等编：《九秩弢庵——来新夏先生九十诞辰纪念集》，《天津记忆》第112期，2012.6 （本文引用《友声集》和《九秩弢庵》两部纪念文集部分文章的内容或观点，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