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海宗自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文章而一举成名之后，作为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驻守海内学术重镇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他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编撰《战国策》杂志及副刊，不仅名噪一时，其独立言论也在抗战大后方的思想界引发震荡。新中国肇始，高校院系调整，他告别清华园调至南开大学，其生命中最后十年在津门度过，虽然不期然间成就了南开史学的日后发展，却因一言不慎成为反右期间学术界遭受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 雷海宗可谓典型的学府学者型人物，一生几乎从未离开校门。其早年就读北京崇德中学、清华学校，1922年留学美国，五年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及南开大学，在教育界连续服务三十五年，对于教职以外的社会领域几乎毫无涉足。如此经历，决定了他书生气颇重的特质，而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则难免显得隔膜。 在旧时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是少数能够担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门大课的教授之一。据说，在西南联大历史类课程的任何一位教师请假，作为系主任的雷先生均可临时代课，其效果同样令学生满意甚至惊喜。对于他授课情形的描述，听课师生差不多是有口皆碑，赞誉有加。许多学生反映，听雷先生讲课真乃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即是一篇首尾兼顾、内容充实且自成体系的文章。人们惊叹他超强的记忆力，能够不带片纸只字而将历史年代、复杂细节款款道来，如数家珍，广博而不失深邃，尤其在初学者和一般听众看来，简直叹为观止，视若神明。当时校内开设的“中国通史”分甲、乙组，为历史系专业讲授的列为甲组，钱穆、吴晗先后主讲，而为非历史系学生授课则属乙组，由雷海宗主讲。略带“通识”性的雷氏中国通史课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其中即有已经考取研究生的吴于廑，以及刘广京、任以都等日后的“名家”。乙组通史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因而有的学生称雷先生“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 不过，作为传统史学的“挑战者”，雷海宗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对古往今来的学术“偶像”持一种理性而独到的审视批判态度，不肯人云亦云。上世纪40年代初他发表《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司马迁的史学》等文章对“史圣”司马迁痛加批评，令人侧目。在他看来，《史记》除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篇尚生动可取外，其余大部乃抄袭拼凑而来，无论叙事还是史识，司马迁均难称优异，尤其缺乏年代观念，使人们对于书中许多死无对证的记述不免心生疑虑，不知司马迁无意中留给我们多少曲解和误解的事实，千百年来后人都是戴了有色眼镜去读《史记》的。他甚而语出惊人:“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亡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的一泻千里真可惊人！”一个历史学界中人，竟然对老祖宗如此“不敬”，实属罕见。 抗日战争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大改变在于，使得一些原本不甚关心政治的文化人物变得热衷参政议政，所谓左与右的分野日渐显明。抗战前，雷海宗在南北各高校任教已达十年之久，他继蒋廷黻之后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却不曾仿行他的前任那样“弃学从政”。就总体气质而言，雷氏似安于学府宁静教书生活，对重返母校任教相当满意。品读他这个时期所写《中国的兵》等类文章，其行文之从容、涉笔之静谧，显示他安居清华园享受教读生涯之适意。抗战开始后，学者们的生活发生突变，雷海宗从古都北平来到边城昆明，生活条件的落差自不必说，战时政府强化统治，民族激情多重刺激，内心世界也随之改变，潜含着的“用世”欲念得以萌发。像不少高校担任“一官半职”的教授一样，在国民党统一要求下，雷海宗也从众入党，有了政治身份。为鼓动抗战士气，他为多家报刊写稿，学术积累化作宣传能量，文人们报效国家的渠道显得格外通畅。1938年春，他为汉口《扫荡报》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将他采用“文化形态史观”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期)说延展到“第三周”，提出:“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抗战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时论文章。 1946年2月，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其中苏方涉华部分引发国人义愤，加之苏军出兵东北后迟迟不撤军，全国各地抗议游行不断。25日西南联大举办“东北问题演讲会”，雷海宗与傅恩龄、燕树棠、查良钊等教授纷纷发表演说，会后联大师生数千人举行了反苏游行。此举后来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为，受到查究。雷海宗参与其间，当然有底案可查。因此，据知情者透露，1949年后雷氏被认定“思想反动”，在清华列入“内部监控”对象，其历史旧账决定了他在新时代的政治待遇。雷海宗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选择留下来，说明他认为自己属于政治边缘人物，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学府里的教读生涯。对于很快到来的“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他努力去适应，这期间他所写的自我思想剖析，甚至作为思想改造典型材料而传播开来。为了证明立场的转变，这位基督教牧师家庭子弟、世界史方面的权威，接连撰发诸如《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等一系列学术批判文章，并将所得稿酬主动捐献出去。他撰写于1950年8月的《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一文，可谓在新中国写就的一篇学术力作，文章末尾，他适时地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经济集体化”、“集体农场”预设计策，建议重建沟洫以完善灌溉系统，显示其有意识追赶时代步伐的某种姿态和努力。 (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