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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欧美史学评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2周年之际，恰逢邓蜀生先生即将九十华诞，为此笔者采访了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当初本书编委会负责人满运龙博士[1]，结合当时邓先生与运龙博士的有关来往书信，借了解此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以领略邓先生的出版家风范及其作为一位美国史前辈专家的学术涵养。 一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成立于1987年，学会成员以青年历史学者为主。他们大都是于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远渡重洋，赴美深造，“感到有责任以独特的方式加深中美历史学界的相互认识”（满运龙：《当代欧美史学评析》“写在前面”）。经过一段时间在美的学习深造，他们大多适应并谙熟了美国较为成熟的历史研究方法；外加在资料占有上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彼时正是他们在中美史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黄金时期。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的目的，即“沟通留美学者互识，加强中美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史学发展”。也就是说，为当年在美留学的青年学者们打造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另一项更为重大的目标，便是力图建立留美学者与大陆史学界的沟通桥梁。 学会成员在赴美深造前大都在国内大学中念过研究生，深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困难与苦衷。长期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压力，加之关于美国史的资料极其匮乏，许多研究只得在当年一些老前辈们翻译、编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以及相关专题翻译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的研究，单就史料而言，就受到很大局限。此外，由于只能局限于在前人的成果上下功夫，此番研究也被当时的美国史学界前辈称为“二道贩子的做法”。除了在史料上的窘迫，学者出国交流的机会也相当有限，往往只有北京大学等少数学府的学者尚有可能，而有条件直接借助英文研读外文材料的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中的年轻会员都曾体验过上述的窘迫，也心知肚明这样的研究是做不长远的。虽然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在继续，但对于以探索真知为己任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个速度无疑还是太缓慢了。学会的青年学者们通过学习，已经基本熟悉掌握了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理论以及研究成果，身在美国，觉得有义务把一些美国史学界的新动向，尽快介绍到中国。这好比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批留学生那样，“从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带入了西方史学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大批西方史学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当时最新的史学理论著作”（前引满运龙“写在前面”），这些新一代的留学生同样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努力意味着什么——这将会是当代美国史学的又一次“西学东渐”。 作为本书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采访中，满博士告诉我，当初在学会的青年学者中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历史学倘若希望向前走，便应抓紧时间对现有的西方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理论、视野、方法进行深入了解。学者们应先对“学术史”有所了解，再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阐发新的见解和开始新的探索。1987年学会成立之际，便将论文集的编纂工作列为学会的重点任务。组稿及编辑工作，前后历时三年，在张芝联等前辈的指导和各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告成。 本书收录的24篇论文，作者分别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18所名校的25位留学生，评析了20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欧美（以美国为主）史学，既有宏观的史学哲学和方法论研究，也有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外交史、历史地理学、公共历史学等专题或流派的分析，更多的是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群体、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的学术史梳理。满运龙归纳道：“作者的选题几乎毫无例外第反映了各自的专业特长。每篇文章都描述了有关史学研究的来龙去脉，但重点放在对当代史学新发展的评述。许多问题在国内史学界属较新的研究领域”。 1989年，满运龙开始编纂《当代欧美史学评析》。当时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寻找到合适的出版社与编辑人。编委会最终将出版方锁定在人民出版社，因为人民出版社的权威与品质是一般的出版社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北京大学杨立文教授的推荐、介绍，满运龙和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取得了联系。 二 其实，还为本书的出版奔忙之前，在北大学美国史专业出身的满运龙，对邓先生的名字并不陌生，这不仅因为邓先生长期从事外国史特别是美国史编辑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邓先生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老一辈美国史专家。 邓先生有着自己的传奇人生。邓先生的父亲曾于武昌文化学院读书任教，自己也在那里读了中学。由于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也因此和美国“结缘”。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邓先生奔赴印缅战场，成为一名随行战地记者和翻译官，为《大公报》撰稿。这一双重身份使邓先生获得充分的机会与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接触，而正是和一个个来自不同族裔、拥有不同信仰的形形色色的美国大兵一起相处的经历，让邓先生产生了研究美国史尤其是移民史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邓先生还曾作为新华社记者赴朝鲜战场进行报道。之后，先在新华社《时事手册》工作，1961年起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并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工作。其间，曾因“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所谓“邓蜀生道路”而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在邓先生的诸多学术成就中，对于罗斯福、威尔逊以及美国移民史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界都是开创性的[2]。作为读者，我感受最深的是，邓先生对于人物的刻画尤其炉火纯青，严谨客观之外，其文辞之华美流畅、内容之生动活泼，让一部部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使每一位历史人物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更加血肉丰满起来，读起来趣味盎然。 一次采访中，邓先生曾谈到过这种深入浅出的写作笔法大概与自己的新闻专业息息相关。新闻工作的性质要求其文字须“短平快”——简短流利，平易近人，读着顺畅。正是因为受到这种职业训练的影响，邓先生笔下的文章也格外流畅简明、脍炙人口，总会给读者以一口气读完的冲动。现在看来，那些受人敬重的美国史老前辈（如黄绍湘先生、杨生茂先生、刘绪贻先生、刘祚昌先生等）多任职于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唯一例外的是邓蜀生先生[3]。邓先生除了早年的记者经历外，此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不过，邓先生同时还是一位专家。在出版界，像邓先生这样集编辑、翻译、研究于一身的老前辈，也许是绝无仅有的[4]。 从现在看来，邓蜀生先生的参与，正是《当代欧美史学评析》成功出版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过程中，邓先生既是精益求精、内行敬业的资深编辑，向编委会提出给宝贵的指导意见，更是以一位美国史学界前辈的身份，为这些史学界晚辈们尽了最大的关心与照顾。正因为如此，满运龙曾特别感谢邓先生为该书出版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先生在审校过程中，不但以高超的编审水平纠正了原稿中多处疵误，而且以史学前辈特有的宽宏和耐心，对本书编者予以不懈的引导和支持”。 三 在1989年1月13日第一次通信前，满运龙和邓蜀生先生从未联系过。直到2012年5月10日，时值“庆祝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暨新版《美国演义》研讨会”在北大召开，满运龙去接邓先生与会，两人才终于“第一次握手”。 为了论文集的出版，满运龙当时与邓先生有过十几次通信。这些信件可以算是当时出版过程的一个见证。 尽管两人年龄差出了将近四十岁，但满博士回忆起来，当初的通信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的，邓先生“完全没有那样像有的老先生一样居高临下地训诫什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邓先生尽管是一名长辈，但他处处为这些青年学者着想，竭力保证出版的顺利进行。 在1989年1月的一次通信中，邓先生曾提议出版该书的名义是以人民出版社的另一块牌子即东方出版社，因为这样可以“更灵活些，不受观点的约束”，“留美学会的论文学术性强，而且可能反映各种不同观点，因此用‘东方’的名义可能更保险些。”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建议也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的。留美学会这边自然也清楚，但考虑到东方出版社的声名毕竟不及人民出版社，仍坚持希望能以后者的名义出版。在邓先生的努力下，该书终于如愿以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仔细翻阅这些信件，不难看出邓先生在处理这些稿件时尽心尽力、精益求精的精神。信件中专门提出了书稿中的一些瑕疵，比如注释的矛盾、错别字等等。除从编辑的角度对文稿中进行技术性的小修小补外，邓先生更是从一位美国史前辈的角度对本书的编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性建议。比如，“你寄来的论文目录很好，但缺对美国印第安人（历史与当代）的研究，能够组织一篇最好。”邓先生长期对美国移民史感兴趣，为此也格外明晰少数族裔在“大熔炉”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故也希望青年学者们能够此多加关注。在最后几次通信中，邓先生特意提醒满运龙在目录上署名作者所在院校以及相应之学位，“这样可以加强论文的分量。”此外，还建议全书目录翻译成英文，以便“在美国的史学界也可以产生较大影响，对于各位作者来书也不无裨益。”信函中每一条深思熟虑的建议[5]，都表现出这位学术前辈对年青一代学人的热心关怀与积极扶助。 邓先生信中的建议多为技术性的，也有一些从学术角度讨论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可供尝试，但邓先生从未对具体的观点有过任何要求。“作者的观点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修订，出版出来和自己写的全然不同”，在当时是颇为普遍的。邓先生的坚持，在现在来看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一次通信中，邓先生的一句话颇有意思：他嘱咐满运龙，“如果出版了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传，请带回书物时顺便带一本给我，只要普及本。”虽然职为编辑，但在做好专业工作之余，老人家也始终不忘他学术上最关注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大家风范。也正因为邓先生在编辑上的专业，在史学上的涵养，终于使本书得以以最佳的状态面世。 四 《当代欧美史学评析》的出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正是经历了不少波折，让满运龙博士等人愈发感激与敬佩邓先生。 1989年3月，双方签署了出版合同，计划于1989年7月出版。殊不知，国内局势从4月起即逐渐变得风云叵测，5月对抗开始加剧，6月形势突变。随之中美关系也连带着微妙起来。这本关于美国史学研究的论文集的前途，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朗。 这也是满运龙以及其他编者比较着急的一点。且不说计划不能按时完成，这个计划是否能继续成立也成了疑问。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种政治上的风波完全算得上是“不可抗力”，倘若邓先生以此为由推辞，“我们真的是一点儿话都没的说。” 那一年9月5日，邓先生在信的末尾写下了一句话：“我将尽最大努力把本论文集编好，使其能够顺利出版。向作者们致意。”时隔二十多年之后，作为后生晚辈和旁观者，再去阅读这封信件，仍能从其中读出感动。那斩钉截铁的、简单的一句话，像曙光划开阴霾一样，驱散了所有的疑虑与踌躇，让大家再次鼓起勇气。 为了能了解背后的故事，2012年7月26日晚上，我曾专门打电话给邓先生，希望能简单聊聊当时的过程，在风波之后该书的出版是否有曲折，是否有争取。时隔二十年，邓先生对本书的编纂过程的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在老人的印象中，因为是纯粹的学术性著作，受的波及不大。不过，邓先生专门提到了当时出版社收取的2500美元的赞助费——学术著作毕竟没有什么盈利，而当时赞助制度刚好开始实行。听老先生念念不忘此事，总觉得好像老人家自己过意不太去似的。他说，当时一心想着这是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努力，自己帮忙出版，实属理所当然。 经邓先生的推荐，编委会将装帧设计交由人民出版社解决。相比八九十年代普遍呆板的封面设计而言，论文集的装帧实属独树一帜，甚是新潮。书的背面是鲜艳亮丽的分红，正面则是诸多西方经典建筑的剪贴画，西方色彩极其鲜明。 现在看起来，敢在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封面正中印上个显眼的美国国会山图案，实在是需要胆量的。作为责任编辑，邓先生也确实有这个胆量。说得俗一点，真是有种。 五 1990年12月，《当代欧美史学评析》终于成功印刷出版。 尽管印数只有三千册，满运龙博士还是很自豪，因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第一次编辑的论文集就能走到那么远。在当初的环境下，目标均已达成。这些最新学术动向的综述，由于作者们在占有材料上的便利以及所受的先对专业的训练，从现在看来，在质量上比较国内的作品，“不敢称最好，但也是最好的一类了。”通过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当年的青年学者们都得到了中美史学界的相应认可与支持。如今，昔日的诸多作者，如王希、陈兼、陈勇、唐晓峰、高峥、程洪，如今已是活跃在中美各高校的知名学者了。 邓蜀生先生说过：“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从于别人之所强加。”回顾《当代欧美史学评析》编辑过程，从每一个细节中，都能体会到的邓先生的编辑信念。从这一本书的出版过程，也不难看出邓先生作为一个编辑家的严谨敬业，一个美国史前辈学者的克勤钻研与对后辈的无私关怀。 作为“新中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第一人”（黄安年教授语），《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仅仅邓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众多学术著作之一种。然而，从这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不厚的论文集，特别是在当时特殊背景下这本书出版的故事中，我们仍能读出前辈的人格魅力、榜样的力量，感受得到一个出版大家的气魄与老一辈学者的风度。 向邓蜀生先生致敬！ 注释： [1]满运龙，先后获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1984年，导师为齐文颖教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导师为Jack  . Greene教授）、印第安纳大学法律博士。曾任美国麦坚石国际律师事务所 (Baker & McKenzie LLP) 芝加哥合伙人、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 (Lovells LLP) 北京合伙人。现为奥睿国际律师事务所 (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LLP) 北京和纽约合伙人，兼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曾发表论文《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英国革命和近代宪政主义的产生》（载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National Legal Restructuring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GATT/WTO and China’s Trade Reform,”（载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4, Issue 2 (Spring 1997)）、《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探微》（《学术界》2000年第1期)等。参与创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并任会长（1989-90年度）。主持编辑《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历史学者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与陈勇、杨玉圣合作主编《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与张保生教授等合作翻译或编辑《世界贸易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证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2]参见杨玉圣：《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读<美国与移民>》，《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杨玉圣：《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亦见杨玉圣著：《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37页、161-167页。 [3]详见杨玉圣：《祝福邓蜀生先生》，《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8日。 [4]参见黄安年：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 [5]邓蜀生先生1990年4月30日写给满运龙博士的信，最有代表性。兹全文照录于此，可见邓先生的认真、敬业以及为《当代欧美史学评析》出版所做的各种努力： 小满：这样称呼你，可能更亲切些，毕竟我们已经多次通讯了。 4月21日寄出的稿件四篇及《写在前面》均收到。陈勇来信已收到，但尹良武关于冷战的文章迄未收到。不知地址是否准确？ 封面设计可以由出版社解决，费用列入预算，你们不必另找人，又费时又费钱。国内设计水平不差，已多次在国际上获奖。而且此类学术著作要求庄重、大方。封面质量用压膜（类同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战后美国史》），大32开。 按照合同规定是在“收到来稿后，如稿中未出现需要与作者通讯联系的重大待核问题，在6个月内出书”。准此办理，此书稿件至今尚缺一篇，而且今天收到的四篇尚待审读，因此你来信所称“我们希望在5月份见到成书”，想系笔误。今天已经十4月28日，要在5月份见到一本近三十万字的成书，恐怕美国也不容易。如果在近期能收到尹良武的稿件，本书可望在11月份见书，条件是尚未审读的五篇稿件（包括冷战稿）不出现需要通讯联系解决的问题。 本书字数已接近三十万，因为文末注释太多（注释按所占篇幅计算字数），出版社是按印张来计算的。 本书书名英文可用。中文附题“（中国）留美历史学会论文集（一）”不妥，根据合约应为《中国留美史学家论文集》，不宜加“（一）”，因为甲乙双方都没有把握有（二），如果“二”落空，“一”就是多余的附加物，读者会很有意见。你们都是历史学者，不必过谦。黄可行的文章不能采用，我深表遗憾，可以由出版社出具一个证明。 你写的前言不错。最后一段列举人名中“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我想确定，他是教授还是副教授？在国内，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在国外，只要是能上台授业者统称教授都无不可，在国内就不妥了。 王希认为埃瑞克•方纳（Foner）现译为“丰纳”，可照办。 苏格来找过我，并留下稿件（此稿注释过多，似有喧宾夺主之势）。 通观全部书稿，水平不低。有几篇论文颇见功力，绕有特色。我个人感到遗憾的关于少数民族（族裔）史学评介基本付之阙如。如果真有机会出“二”，希望能见到对美国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华人及亚裔史等的研究成果。 问候参与写作的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朋友们。 邓蜀生 90.4.30 此外，我建议你们将目录全部翻译成英文，我可以用专页编在中文目录之后，必须全部（中文目录上有的，英文上有）译出。这样，在美国史学界也许会产生较大影响，对各位作者也不无裨益。 请考虑并迅速告诉我（在6月份寄来即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