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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何炳棣对他的老师雷海宗的回忆,想起过去读过的雷海宗的书,找出当时的读书笔记,竟然是在2004年11月14日和18日两次做成的,正好两周年。不免感叹其巧合。因之照录如下： 11月14日 读完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这是38年出版的雷海宗若干文章的合集，据说也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如作者自叙，上篇是“对于中国旧文化批判估价的文字”。依次为： 《中国的兵》：历来多讲兵的制度，但雷氏关注的是兵的精神，并认为这是明了民族兴衰的一个方法。雷氏认为，中国在春秋时代是贵族当兵，不怕死是一种风气，文武不分，到了战国时代，战争惨烈，乃至近于全民当兵参战。但是汉以下，军民逐渐分离（有人民厌战，也有统治者不喜欢人民善战，要缴天下械的缘故），一般老百姓不当兵（凶年铤而走险作盗贼另当别论），兵的来源或是招募，或是发人屯田当兵，或是用囚徒，用外族，在社会上乃至发展到兵民对立。此后的中国历史，因为兵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国家缺乏抵御外侮的能力，所以三番五次任人宰割。雷海宗把兵的问题看得很重，认为人民普遍不愿当兵就等于断送了“古代健全活泼的社会”，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 在这篇文章的关于王安石的一条注释中，雷氏说：“一般的来说，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 《中国的家族》。春秋以前实行大家族制度，战国曾一度打破大家族制度，但汉代以后又复兴大家族制度。雷氏认为大家族制度与国家不能并立，现代中国应去弊趋利，探索更加合适的家族制度。过60多年来看，现代都市的中国家族制度显然已经瓦解，但家族制度遗留的裙带风气音容宛在，在乡村中，随着现有政权的衰败，其控制力明显减弱，家族势力似乎有所复兴，但恐怕终究也不易形成抗衡现代政治的力量。 《中国的元首》。雷氏对帝制废除的评论是：“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 《无兵的文化》。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大致可以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 一朝兴起之初的正制到了末了往往名存实亡，多以近臣弄权乱政告终；社会没有健全的向心力，靠皇帝制度维持，离心力量非常强大；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士大夫与流氓。士大夫只能守成，不能应变，当乱世不是结党误国，就是清谈误国，乃至当汉奸；流氓在太平时代为士大夫所用，但乱世，士大夫位自保起见，往往被迫加入流氓集团，为匪徒所用；“松散的人民除对家族外，很少有团结的能力。只有利用宗教的迷信和神秘的仪式才能使民众团结”；朝代更替的原因有皇族的退化，有人口增长与人民生活困顿，还有气候变化与游牧民族的内侵等。 《中国文化的两周》。“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和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 对明代，雷海宗是这样评价的“科举制度最后僵化为八股文的技术，整个民族的心灵从此就被一套一套的口头禅封闭”，“整个民族和整个文化已经发展到绝望的阶段。”但他把这时候汉族闽粤系的向外发展，作为中华民族尚未走到真正绝境的证据。而谈到清代时，他把云、贵与中国本部打成一片作为唯一一件影响远大的大事，也算是言人所未言。 雷海宗比较世界各国文明，指出独有中国文化才有第二周，才能够在保持文化特性的同时，又在文化方面有新的进展和新的建设。而不像其他文明在一个周期之后就消亡了。他并进而期盼中国文化能够在西洋文明冲击的新形势下再开第三周的伟局。 11月18日 下篇讲抗战建国中的中国。雷海宗认为抗战会激扬民族的武德，促成民族的新生。他说：“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一个民族或个人，既是软弱无能以致无力自卫，当然不会有直爽痛快的性格。因为直爽痛快不免与人发生摩擦，摩擦太多就不免动武。但由弱者的眼光看来，动武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只有专门使用心计了。处世为人，小则畏事，大则畏死。平日只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谋私利，紧急关头则以‘明哲保身’的一句漂亮话去掩饰自己的怯弱。这种人格如何的可耻！这种人所创造出的社会风气如何可鄙！”“建国运动，创造新生，问题何止千万？但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以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此外，附录《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一文中讲到现代的独裁制度的领导产生方式时，雷海宗说：“我们不敢说20世纪西洋各国的独裁者也都要用罗马与回教那种实际指定而名义选举产生的方法产生承继人。但在制度的范围以内，我们很难想象其他更为妥当或更为自然的方法。”事实仍然在证明他的论断。 又《君子与伪君子》一文中讲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没什么用处，固然是激愤之言，亦足以引以为警示。雷海宗对韩愈这样“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的儒者大不为然，全不顾苏轼给韩愈的极高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又《雅乐与新声》中引《礼记乐记》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于雷海宗先生原来也不甚了解，但近一二年来在淘打折书时先后购得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西洋文化史纲要》，一本即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加上陆续读了一些介绍回忆的文字，对雷先生的轮廓多少有了一些许了解。一是学贯中西，他曾先后讲授过史学方法、中国通史、史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跨度巨大的各种课程；二是热心时事，敢说话，所以当了右派；三是生不逢时，虽然学贯中西，但并未能留下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西洋文化史纲要》不过是一份上课用的讲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