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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0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是好友张泽咸先生八十大寿的喜庆日子，黄正建先生要我作个发言，这是应当承诺的。但此文的标题似与一般喜庆的祝贺不同。这是有感于当前学界的一股吹牛风，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少“名流”喜欢将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吹个天花乱坠，甚至与客观情况完全相悖。我想，评论老朋友的成就，也完全应当实事求是。既然对老朋友如此做了，当然更欢迎别人能严格地对待和批评自己，说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此文有何不客观、不公正之处，也欢迎大家教正。对于这份特殊的喜庆礼物，甚至连在座的王春瑜先生也表示非议，但寿翁却有接受的雅量。 我从1962年冬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就很快与张泽咸先生成为好友，屈指算来，已是四十七年，他正好比我大九岁半。说是朋友，其实在准确的意义上，应是义兼师友。记得当年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後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不仅当时他对我的业务有不少指导和帮助，即使是他事实上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今天，我还是依赖于他，凡是涉及汉唐史中没有把握的问题，总是要用电话就教于他，方才能放心写相关的文字，有时还须拿半成品请他审阅和把关。 首先碰到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评价张泽咸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在隋唐史领域，有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是公认的。大致在1949年以後，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是胡如雷和张泽咸两先生。两位先生都兼治汉唐史，就以对马克思主义译著的精熟程度而论，当然胡先生更胜；而对汉唐间史料的精熟程度而论，则张先生又胜过胡先生。 张泽咸先生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下的苦功夫，肯定是强于我的。我们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甚至大饥荒也并未改变我们的信仰。但当时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确是教条式的，只是想给自己研究找观点，最好能找到合适的语录，用于写作时贴标签。苦难往往是最好的教师，经历了文革，才真正改变了我们那种教条式的学习，学会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而能较为自由地运用其基本观点，去研究历史。时值今日，在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中、青年学者厌弃之际，我们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人也口口声声强调自己信奉唯物史观，不过是为出示一张对私利有用的身份证，我们也与此类人不同。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又说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依我的观察和经验，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我写後一句话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泽咸。应当说，在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治史者中，张泽咸博览群书，对史料所下的苦功夫，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他不仅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且读过很多包括《宋会要》在内的宋代史料，还兼读宋以後的不少史料。他的总体学术水平，当然在我之上。 在文革前，历史所的旧人都一致公认张泽咸先生的用功。特别是在大饥荒时期，张泽咸下放到曲阜劳动锻炼，饿得全身浮肿，已肿到无法弯腰穿鞋，一条性命差点送掉。但回北京後，不顾病体未痊，天天泡酱油汤灌饥肠，深夜读史。他身体本来很壮，经历此次折磨，接着又遇到丧妻之痛，完全垮了下来。他搜集了自秦汉到宋元的相关史料，在文革後本拟写一部估计应有４００万字的汉宋农业史。然而在健康状况已经完全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情势下，最终只是勉力完成了７５万字的《汉晋唐时期农业》，无法写更大部头的论著，真是可惜！ 我常说自己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如果放大一点，对自1949年到1966年进入史学界的人们而论，先天不足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後天失调具有普遍性。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加之有人还承受冲击和折磨，不仅剥夺了人们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精神，甚至肉体上的痛苦。在此种艰难的条件下，又没有如今的古籍电脑软件，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能够贯通几个断代史。例如漆侠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秦汉到隋唐辽金的各代史，都有相当的研究，而尤其擅长宋史。主要是治元史的周良霄先生，他到现在还不会使用电脑，但从他的力作《皇帝与皇权》看来，他读史和治史肯定是跨越断代的，其贯通中华古史的水平肯定在我之上。还有如上述胡如雷、张泽咸等先生，他们的艰苦努力，确实达到了生命的极限。 张泽咸先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作品如下：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50万字，中华书局，1979年；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与朱大渭合作，54·9万字，中华书局，1980年。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隋唐部分，北京出版社，1983年； 《唐五代赋役史草》，37·6万字，中华书局，1986年； 《中国屯垦史》中册的部分，农业出版社，1990年； 《唐代工商业》，39·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唐朝阶级结构》，42·6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中国屯垦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中国航运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他写第一章和第四章第十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隋唐时期农业》，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汉晋唐时期农业》，7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一得集》，论文选集，29万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泽咸集》，40·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晋唐史论集》，25万字，中华书局，2008年。 以上有的无法统计字数，如《一得集》也不能作重复统计，可统计者为365·2万字，据张泽咸先生说，仍有约30万字论文未曾编集。连同台湾出版的三部书，应有500万字以上。我想，如果有可能，至少应为另外的30万字论文，再编一论文集。将来如有可能，应出版《张泽咸全集》。可惜因他的身体状况，本人已难以参加编集，须统一体例，特别是应当校对文字和史料，极为费力。 张泽咸先生的大作中，给我印象最深者，是《汉晋唐时期农业》和《唐五代赋役史草》。《汉晋唐时期农业》是分地区论述的，可称全面的区域农业，而在体力和精力极差的条件下，已经难于做到认真地核对每一条史料。但我们拜读此书，仍可体会他治史的顽强毅力和辛劳，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次呕心沥血的顽强拼搏。《唐五代赋役史草》的特殊优点，是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以论析唐史。我曾对张弓先生说，就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论证唐史而论，张泽咸是胜过他的老师唐长孺先生的。张弓立即说，唐长孺先生在生前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评价。其实唐先生与我接触很少，从来不可能交换看法，但结论相同。 任何高明的学问家，总有自己的弱项和缺点，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不断开发其未能深入或涉足的课题。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精神，对前辈优秀学者应当非常尊敬，但也不宜偶像化和神化。我曾对张永山先生说，我们衷心敬慕张政烺师，但评论他的学问，不应说过头话，这其实不是尊敬老师，他也表示同意。在正常的情况下，学生超越老师，後辈超越前辈，是天理当然的。只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学问的总体上确实根本不能胜过老师和优秀的前辈，但也应尽量开拓和发展自己治史的新境界。譬如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够注重。唐长孺先生有1949年後的时代条件，注重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作品主要是论文集。张泽咸先生在另一种时代条件下，则注重写专著。应当指出，张泽咸与唐先生的师生感情是极为深挚的，尽管本人体能已经很差，还是勉为其难地整理唐先生的遗著，花费了很大心血。 前面说过，张泽咸先生治史，确实达到了他精力和体能的极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评论他的弱项和缺点。以下就他治史的不足提四点看法。 第一，他没有外语能力。 第二，他对先秦史料下的功夫不够。前辈学者对我们的教导，是治史打基础，应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们大致还是依此教导行事，但对先秦的史料不下功夫，或下得甚少。应当说，张泽咸在研读先秦史料方面肯定强于我，但仍是不够的。特别经过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实践，方才感悟到，不通先秦典籍，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 第三，他治史侧重于社会经济史，而对其他如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教科文史、宗教史等，虽有涉及，但不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比不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 ，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先生于1977年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吹响了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号角，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史头等重大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当然也绝不是唯一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张泽咸和我当然是同意黎澍先生的观点，但在行动上则是迟缓的。看来我们都是想走学究式的道路，当张泽咸觉悟到这个问题时，其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做什么了。张泽咸对专制主义是有批判的，例如土贡，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张泽咸先生重视这个问题，故在《唐五代赋役史草》中作了专门论述。我却是很晚也悟出土贡研究的重要性。但总的说来，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仍是他的治史的不足。 对此还想多说几句。有的学者认为，学者应当疏离政治，并且认为如翦伯赞、吴晗等先生当年就不应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有的学者把北大精神概括为“难得清高”。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士大夫就强调清高。但如今的中国毕竟不同於往昔，是处在一个新时代。例如在官本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学者不可能与权势不发生瓜葛。今天要说清高的话，就不应是古代优秀士大夫的清高，而应是在专制制度和思想面前，表现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伪科学面前，表现出科学的清高，当然，在腐败面前，也必须表现出洁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这只怕才是所谓“北大精神”的精髓。时至今日，母校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当排除那种狭隘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古代传家宝的思维；北京大学的人们固然理应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其他教科文机构的人们也同样有权利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要继承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必须支付代价，也应当支付代价。 现在张泽咸先生的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从事治史工作。但八旬高龄，神志是清楚的，记忆力也不错。如果他还能为中国史学发挥一点馀热的话，我很希望学者们能同他多通电话，多交流学问，这对他，还是对别人，都是有益的。 最近在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到了这个年龄，在事业上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只能勉为其难地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如今的中青年学者是完全不同的。我想，从中国现代史学实际发展而言，我们这代人的水平是到了谷底，往後则应当，也可以一代胜于一代。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共同努力。 【附】王曾瑜先生原信：陈爽先生:寄上一文,可上网.原文删削颇多,此为全帙.曾瑜敬上 【编者附记】2010年1月15日，历史研究所隋唐史研究室举行小型祝寿会，祝贺张先生80大寿，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请王曾瑜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王先生遂发表了上述一番谈话。张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老友的坦诚和直率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笨人，语言能力差，至今乡音不改；马列的书还是读的，马恩全集前47卷、列宁全集37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全都一页一页地读过，但理论水平确实有限。会场气氛始终宽松而热烈，堪称一段学界佳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