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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马进关注的是中华帝国晚期自发形成并逐步完善的制度——慈善与诉讼，他发现了下层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的历史价值。注重实地考察的态度，广泛的学术兴趣，强烈的敏感意识，契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一丁点的运气和懂得感恩的品质，共同成就了夫马进。他跨越学派，更在东西方思想的交集中，清醒地界定自身的处境，博采众长而不失偏颇。他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开解历史的谜团，为一个健忘的时代注入重新记忆的勇气。这都是他在学术成就之外，给予中国更大的启迪。 一 在遥远而隐秘的往事中跋涉，犹如穿越幽谷采摘灵芝，绝望在所难免。只是，有的人把绝望当作面具贴在脸上，有的人则不动声色地寻找出路，给予行将沉没的历史以生还的机会。日本汉学家夫马进教授是其中典型的行动派。 两年前，我曾去潮汕采访善堂。作为由地方精英私人承办的慈善组织，善堂由明清发端，在20世纪初遍布北京、上海、天津等等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被认为扶病救危的典型模式。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它已被遗忘。出发前，我甚至无从获得多少历史证据，直到找到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我用连续几个夜晚阅读这本专业得有些枯燥的大部头著作，一度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在与一位侦探对话。 1979年，夫马进开始中国善会善堂研究的时候，这个领域尚处于真空阶段。他悲哀地看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人对善会善堂进行的观察和研究，在以后并没有成为日本人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不仅在日本，甚至在中国提及昔日的善会善堂是什么的时候，几乎已经被忘却得一干二净”。1982年，夫马进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善会善堂的论文，两年后，中国台湾和美国的相关研究才陆续起步，中国大陆则在17年后。因此，夫马进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能见到的材料非常有限，要将研究推进下去，唯一的方法是，首先完成收集整理的工作。这种状况不但没使他沮丧，反而愈发激起他的兴趣。在中国尚未完全开放的年代，夫马进的足迹已遍及中国各主要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甚至福利院，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的相关机构，他总是善于从看起来全然不相干的事物中获得蛛丝马迹并乐在其中。那些尘封在博物馆、图书馆里无人打理的历史资料，从夫马进手中复活了。这正是《中国善会善堂史》让我兴奋的地方，从善堂的明朝雏形开始，养济院，同善会，各类育婴堂，普济堂，杭州善举联合体，直至上海的善堂，夫马进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开解历史的谜团，为一个健忘的时代注入重新记忆的勇气。 二 两年后，夫马进会坐在我面前，习惯性地抚平西装，摆正领带结。他的谈话总是佐以爽朗的笑声，丰富的表情。窗外隆冬料峭，如果借用别人形容鲁迅的那个老掉牙的比喻，室内则叫“如坐春风”。 夫马进读高中时，被京都大学倍正茂秀教授书写的古老中国吸引，决定投身汉学研究。毕业后，他如愿进入京都大学。这座大学因为在1907年将教授职位破格授予记者内藤湖南，而被永久铭记，在内藤湖南的毕生努力下，日本汉学新传统在此开创，京都大学成为与东京大学并驾齐驱的汉学重镇，成就卓著，影响至今。 夫马进进入京都大学时，日本汉学界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兴趣，引起夫马进好奇的则是明清时期的民变，从明代的白莲教到万历十年的杭州民变、明末江南的士变，夫马进通过逐一的个案考察，发现了下层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的历史价值。他此后进行的善会善堂研究以及讼师制度研究，进行自下而上的考察，也正是循着这一基本思路而来。 1979年，夫马进转入善会善堂研究，由关注下层知识分子身处的社会矛盾，转向探讨他们的积极意义。 在我们的访问中，夫马进用了漫长的篇幅讲述他在1981年的故事，如果按照他的学术兴趣与习惯来定位，是一些“具体的事件”。他用并不纯熟的汉语描述那段经历，时常伴随着不由自主的惊叹或笑声。那时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尚未在汉学界建立声望。然而，我们却能发现，他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了多大的热情与信心，并且经年未变。同时，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将促使他走向成功的要素：注重实地考察的态度，广泛的学术兴趣，强烈的敏感意识，契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一丁点的运气和懂得感恩的品质。 1981年的中国之行，在“无意”间使夫马进不断收益，也奠定了他的研究基调。次年，他开始陆续发表系列研究论文，成为全世界第一位集中研究善会善堂的学者。夫马进在日本以中国地方志作为研究素材，并从中敏锐地察觉到，征信录对于善堂善会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征信录即善会、善堂的收支报告书，用以告知施财者每一笔善款的去向，此前的研究者仅仅用它来佐证行会的发展。 夫马进开始在日本广泛搜集征信录，并于1983年到1984年再度访问中国。他在中国辗转，总是在刻意寻找的时候大失所望，而又在无意之间直面惊喜。当美国学者哀叹历史资料太少，夫马进已经不动声色地将他找到的大量历史细节公诸于世。“我是幸运的”，夫马进怀着感恩之心回顾自己的汉学之路。 漫长的收集过程，相应地拉长了研究时间，夫马进用了十六年才逐步完成《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的写作，以至后来商务印书馆试图翻译出版该书中文版时，连夫马进自己都感到怀疑，他不确定是否有人能够胜任这漫长而琐碎的翻译工作。 《中国善会善堂史》为夫马进赢得了日本学术界最高奖日本学士院奖，并同时荣获恩赐奖。日本学士院在《第八十九回授赏审查要旨》中表彰夫马进的成就：“1997年2月京都同朋舍出版的夫马进的这部巨著，对善会、善堂这个被人们遗忘了的未开领域的研究意义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将研究水准一下子往前提高了几个台阶。” 三 “我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我也不知道”，跨派别、跨领域的好奇心成就了夫马进，多佳节又重阳维度的兴趣与宽容精神，使他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清醒。 夫马进耳濡目染京都学派的研究思路，却又置身于学术偏见之外。他在京都大学进行着东京学派更关注的研究课题，却只是受到鼓励而并未遭到质疑。他到东京大学寻找历史资料，也并未因门户之见而被拒之门外。日本的汉学氛围促成了如夫马进这样的个案。 在东西方思想的交集中，夫马进也清醒地界定自身的处境，博采众长而不失偏颇。他研究善会善堂伊始，受到从1970年代开始蔓延日本的“乡绅支配论”影响，日本汉学前辈重田德认为，乡绅独霸一方，主导着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夫马进曾试图用这一理论来贯穿善会善堂研究，然而，在分析杭州善举联合体时，他发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异常混乱，行政事务和公共事业存在千丝万缕的纠葛。杭州善举联合体由当地颇有声望的乡绅们主持，然而，他们却时常需要将个人财产贡献出来填补善会的亏空，以至无人愿意担任董事。善举最终竟变成徭役，被政府强行分摊到乡绅身上，乡绅完全是被动的。夫马进据此回溯历史，奏销案、哭庙案等清初的一系列打击，使江南士绅无意再与官方产生纠葛，他们由此失去了对地方的影响，更毋庸说“支配”。 哈贝马斯（J.Haba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学说也曾动摇过夫马进的思路。出于广泛的学术兴趣，他参加了野村雅一教授主持的共同研究班，得以首次阅读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的构造转换》。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夫马进心存庆幸，“在当时只有中国史研究者的研究会上，绝对不会提及哈贝马斯的名字。”细读之后，夫马进意识到，哈贝马斯的观点将对自己的善会善堂研究有所裨益。然而，具体到中国之后，夫马进却又发现，“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这一原产于欧洲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语境。“我觉得，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正是出于自觉的清醒，夫马进对“乡绅支配论”和“公共领域论”都有所借鉴，但最终并未陷入它们的窠臼。他没有沦为某种“拿来主义”信条的附庸，承受并保持了一个学术领域创世者的负担与尊严。他向我们集中呈现了中国的法制及慈善制度如何逐步完善，见证着这个满目疮痍的古老国度如何揭开现代化的序幕。然而，夫马进教授于中国的意义又何止于此？如果我们同步回溯中国的1980年代，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羞耻感。我们受够了中国先锋派作家《百年孤独》式的开篇，被迫接受了中国学者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某个细枝末节问题的研究并一辈子不变。自卑感催熟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我们像蝙蝠般横冲直撞，逢山扎寨，遇水结营，却仍未习惯清醒地睁开自己的双眼。 ========================================================= 我对下层知识分子更感兴趣 《生活》：您的研究从何处起步？ 夫马进：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普通百姓怎样看待社会和政治，是日本学界很感兴趣的问题，我也不例外。所以，我最初的研究与民变有关，第一次写的是《明代的白莲教》，第二个研究主题是万历十年的杭州民变。 《生活》：您有没有关注义和团呢？美国汉学界似乎对此很感兴趣。 夫马进：这倒没有研究过。我年轻的时候，日本学界比较重视中国的明末和清末，我也一样。那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可以折射出很多有趣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后，我研究的还是相关的主题：明末反对地方官的士变，特别是江南地区士和地方官的矛盾。我渐渐对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活动产生了兴趣，所以才会转而研究善会这样的有大量下层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参与的机构。 《生活》：你的第二个课题是万历十年。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写过《万历十五年》。 夫马进：这本书我知道。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具体的事件，我的研究都是根据某一个具体的事件阐发出去的。 1981年的中国记忆 《生活》：您研究中国的善会善堂，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您是否也愿意谈谈其中的“具体的事件”？比如，难忘的经历？ 夫马进：1981年，日本组织了一个到中国的考察团，由美术和考古方面的学者组成，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有机会到南京图书馆查阅材料。我虽然不是研究美术和考古的，但还是设法参加了。 没想到，我在苏州有了大发现。旅行社的人员专程陪我参观虎丘东边的“五人墓”。明末天启年间，苏州发生了一次暴有暗香盈袖动，五人就义，虽然他们是普通百姓，但他们对地方有责任感，就为他们立碑纪念。我翻译过有关资料，很想去看一下。在那里，我竟意外地看到了苏州社会福利院，因为我研究过苏州的普济堂，所以也想去看看。 我们就走过一条小石径，那天下着雨，我低头看到石头上居然刻着字，哎呀，有字。有的是乾隆年间的，有的是道光年间的，非常有意思。 我们告诉老人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一位老人跟我说，如果我需要，他可以给我看普济堂的石刻的拓碑。我一看，是康熙年间的，非常吃惊，问他可否照相，他爽快地同意了。那时候，作为所谓的学者（笑），我的确非常感动。 回国后，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将它发表出来。因为在日本，必须征得收藏家同意才能发表。但那个拓碑实在很珍贵，当时没有同类资料，我想，如果我不加以介绍，拓碑可能会失传，那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我没有征得收藏家同意就在我的书中发表了。 1995年，我又去拜访苏州社会福利院，发现那里已经有展览馆，过去我看到过的那个拓碑也收藏在内，并且有照片。我就放心了。 《生活》：真的很巧。 夫马进：是啊。1981年那次还有更巧更有意思的事。我们从苏州到上海，考古学和美术学的学者要去上海博物馆参观。我对考古学和美术学都不了解，但我也想去。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了各类藏品，我却偶然想到一件东西——征信录——就是记录大家出于什么目的为善会捐款，也是为了避免善会私用善款的公开证明。 我研究善会善堂时，利用中国的地方志搜索资料，经常看到引用征信录的记录。在日本时，我在东京大学收集了一些征信录——我所在的京都大学没有，两座大学的研究方向不同。可我还是不满足，所以，在上海博物馆，我就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征信录？他回答：征信录？太多了！实在太多了！怎么办才好？（笑）原来，战前上海市通志馆为了研究上海历史，收集了大量征信录。后来它们都保留在上海博物馆，而不是在上海图书馆。真是偶然啊，我的好运！（笑）我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对中国征信录感兴趣的人吧！偶然，偶然！ 《生活》：这也是那些征信录的幸运吧，如果不是遇到您，它们的历史价值也很难被发掘出来。 夫马进：没有人会对这些有兴趣吧。真是偶然。我就决定一定要再来中国寻找征信录。1983年，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者到中国呆了十个月，特意赶到合肥、南京、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福州、广州到处寻找。我曾希望能找到中山大学在战前保存的一些征信录。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不礼貌吧。战时，中山大学图书馆受到日本攻击，资料全部毁掉了。 《生活》：一份也没找到？ 夫马进：唉，是的。在广州，我没能发现有用的资料，于是就回到上海，每天去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说，就算是中国人，也没有来得这么频繁的，每天又呆这么久。如果没有那些资料，我想我不可能写出《中国善会善堂史》这本书。 我不知道自己更倾向于哪个学派 《生活》：日本前辈学者重田德认为，是地方精英在支配着中国地方社会的发展。 夫马进：对。乡绅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当时日本学界在明清研究方面比较重视的问题。一般研究明清的学者，对地方乡绅的评价非常低，认为他们无恶不作。但根据史料，我认为乡绅中有很多有趣的人，部分乡绅对地方的贡献也比较大，这可能也是后来我对善会善堂的活动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生活》：您在《中国善会善堂史》中提到像苏州的普济堂和杭州善举联合体这些组织，经历从私办到官办的过程，善举最后甚至变成一种徭役被强行推行下去，分摊给乡绅承担。 夫马进：这可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十几年前，欧洲历史学界很流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极有特色的历史时期，政府力量很强大，和欧洲的近代市民社会是很不一样的。 《生活》：去年《生活》杂志做过善会善堂的选题，我在潮汕采访时发现，善堂的力量很有限，而且，也曾因为经济问题被取缔过。您觉得，善堂这种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夫马进：社会福利的问题，可能将来也无法完全解决。比如，日本政府的社会福利拨款越来越少，尽管从历史的角度而言，现在可能是日本最富裕的时候；同时，平民百姓或是富人的捐款总是有限的。欧美和日本情况跟中国不同，不过，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还是需要政府的力量，政府和公众的力量应当联合起来。 《生活》：您的《中国善会善堂史》已问世多年，现在对象有了新发展和新特点，您还会进一步研究下去吗？ 夫马进：最近中国慈善机构的发展我不是很清楚，好像已经有几位学者例如湖南大学的教授开始了这样的研究，我自己没有新的研究。结束那本书之后，我不得不投身其他题目。因为京都大学有个改造进度，我所在的系计划进行朝鲜史的讲座，而遗憾的是，我无法找到合适的专家来进行讲座，所以我自己不得不成为那个方面的学者。我年轻时对朝鲜燕行使团很感兴趣，一度想做这个题目，趁此机会，就开始研究朝鲜和中国的交流史。所以，我也不再有时间继续深入善会善堂研究。 《生活》：您刚才提到您所在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之间的区别，而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身处其中，您觉得学术传统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夫马进：很难的问题，呵呵。我的看法正确与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觉得，内藤湖南先生重视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他们对社会科学方面兴趣不大，在这方面东京大学更好一些。所以我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我也不知道，我受到京都大学很多优秀学者影响，但我做的研究却是京都大学的先生们没有做过的。我研究善会善堂时，京都大学没有我需要的资料，而东京大学有。战前，东京大学法学部的先生们和过去在上海的东亚同文大学（原为日本人经营，现在叫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对中国的行会很感兴趣，他们的研究资料就包括征信录。所以，他们一发现征信录就马上买来，他们共同收集了很多资料。所以，如果没有京都大学的先生们，就没有我的研究；而如果没有东京大学的资料，也没有我的研究。我觉得应该要这样，一是保持过去的传统，二是突破传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更倾向于哪个学派（笑）。 夫马进（Susumu Fuma）生于1948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国讼师制度研究、中朝关系研究等领域。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曾获得日本学术最高奖“日本学士院奖”，同时荣获恩赐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