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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字体大小： 中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介绍（一）(2008-06-10 23:36:51) 标签：杂谈分类：转载 雷海宗ANG="EN-US"> 王敦书 内容提要 雷海宗（ANG="EN-US">1902－ANG="EN-US">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总起来说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前一阶段又可以ANG="EN-US">193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⑴学识渊博，中西融汇，古今贯通；⑵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解释历史，自成体系；⑶热爱祖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⑷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身教言教，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知名学者皆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ANG="EN-US"> 雷海宗（ANG="EN-US">1902－ANG="EN-US">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是天津市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ANG="EN-US"> 少 年 壮志 ANG="EN-US"> 远 游 异 国 ANG="EN-US"> 讲 学 宁 汉 声名鹊起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是雷海宗所写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充分显示出一个青年史家的横溢才华和卓越见识。论文用英语写成，未发表，共分导言，杜尔阁——行政官和哲学家，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一）、（二），以及结论五个部分。雷海宗以1913－1923年最新出版的居斯塔夫·舍尔主编的《杜尔阁著作集》（原文为法文）为根据，参阅大量史料和有关专著，对杜尔阁的一生、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特别是由政治实践和改革方案着眼，对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杜尔阁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儿，重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比较温和现实，并受重农主义影响，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实际政治家，相信人类趋于完善的可能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进步性，以改革旧制度、促进人类精神进展为己任。他的理想和改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势力根本抵触，遇到了以法国王后为首的贵族朝臣特权集团的反对，终于失败。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雷海宗在美国专攻世界史，返国在中央大学不仅讲授西洋史，迅又研究和讲授中国史，以身体力行其史学家应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张。但是，其中也有一段小插曲。据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已故著名史家蒋孟引回忆： 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 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 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 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先生之流所能望 其项背。[1]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2]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孔子以前的哲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是一篇功力深厚、具有开拓性质的长篇学术论文。雷海宗对《尚书》与《周易》中的有关篇章（《周书》、《虞书》和《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思想与年代进行了分析考订，然后据以勾勒探讨西周时代初兴的哲学和春秋时代发展了的哲学，最后得出结论： 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继者，所以他言必称尧舜（《虞书》）、周公 （《周书》）。他是专注意治国之道的，与《尚书》的作者一样。老子 或《老子》的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他是偏重玄学的。后日中国哲 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 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 应该指出，雷海宗不仅密切注意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而且吸取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他特别提出法国学者马斯伯劳“192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是一本空前杰作”，“本文得此书暗示的帮助很多”。[3]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4] 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武汉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现藏其《欧洲通史》（二）一课的铅印详细提纲，由之可看出雷海宗在世界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深湛造诣。该提纲共三百页（六百面），分四十九章，每章末开列外文参考书目，合计约三百余种。《欧洲通史》（二）包括时间约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雷海宗将其分为：（1）黑暗时代（西洋文化酝酿时期，476－911）；（2）封建时代（“中古”、“中世纪”时代，911－1517），其中又分为封建文化之极盛（911－1321）和封建文化之破裂（1321－1517）两个阶段；（3）旧制度时代（1517－1815），其中又分为旧制度及其文化之成立（1517－1648）、旧制度之极盛（1648－1789）和旧制度之末运（1789－1815）三个阶段；（4）欧美文明时代（1815以下）。全部提纲体系完整，层次鲜明，子目详尽细致，覆盖面极广而条理一目了然。其特点在于：（1）打破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2）着重探讨阐发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和各个流派，19世纪尤详。整个提纲实际是一部绝好的西洋文化史，内容极其丰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惜只是一部提纲，未能窥其全貌，但已足以启人深思，仔细玩味。[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