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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采访姚瀛艇先生是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这位精神矍铄眉宇秀朗的老人，给人一种和易温粹，儒雅淡泊的学者之风。先生的住所是一个并不豪华的庭院，但却有着鲜活的绿意和温馨，先生命之为“汴京夕照堂”，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简朴安静的小院，桃李芬芳竞艳，先生的学生走了出来，走向了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走在了当今历史学界的前沿领域。 我们刚在旧沙发上坐定，先生就微笑着拿出一个发黄的笔记本，让我们在上面写清楚自己的名字和院系，之后他在后面按公历年月日、农历年月日和星期的顺序标明了日期。我们很好奇，后来才恍然大悟：姚先生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工作，使其对时间有着高于常人的敏感。 姚先生1923年生于河南省襄城县，1943年考取国立河南大学，就读于文学院文史系史组，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内容涉及宋代哲学、史学、经学、人物、事件等多方面，在宋代思想史，尤其在程朱理学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撰《论孔颜乐处》、《论二程思想》、《论朱熹》等文，对程朱理学的义蕴有新的阐述。所主编的《宋代文化史》为建国以来有关宋代文化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断代的两宋文化，获1990-1992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又参与编撰《北宋哲学史》、《中国宋代哲学》，获1979-1989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奖。 半个多世纪的河大情缘 姚先生如今虽已是83岁高龄，但记忆力奇好。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1943年接到国立河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的河南大学总部在嵩县潭头，距襄城县有百里之远，交通极为不便，他只好和两个同乡租了一辆农家架子车载上了行李，顶风冒雨往潭头赶。九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学校。“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姚先生回忆说，“总算找到了学校，就跟有了家似的，心里头特别踏实。”也许先生那时还没有想到：他与母校——河南大学的缘分由此开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潭头流亡到荆紫关，又从荆紫关辗转到陕西宝鸡，再从宝鸡返回到开封……62年间他与母校荣辱与共，见证了河大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对于自己相伴了62年的母校，姚先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对学校的感情可以相依为命来形容。” 1947年，姚先生以全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成为文史系的一名年轻助教。年轻的姚先生在古色古香的七号楼三楼西南角那间办公室备课、看书、思考问题。虽然时局动荡，但是那段相对安稳的日子带给先生的快乐却永远留在记忆中。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姚先生承担了历史基础课程教学任务，为学校的教育工作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在反右倾斗争和十年文革中，较高的家庭成分，使姚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能够继续他的历史研究。每当想到这些，姚先生总觉得遗憾，毕竟他错过了一段学术研究的黄金期。当所有的不幸渐渐远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先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拿出每月的并不太多的工资订了很多杂志，“我当时觉得又可以开始做我喜欢的研究工作了，心里特别高兴。”《宋代文化史》、《北宋哲学史》、《中国宋代哲学》的编撰，以及很多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就是那个时期的成果。但是，怎奈造化弄人，就在先生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爱人却得了一场重病，偏瘫在床。姚先生心疼不已，只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照顾妻子上，他在历史研究中的探索再一次被迫画上了中止符。 如今，姚先生由于心绞疼及心脏早搏频繁发生，已经不能再长时间用脑思考问题了，因而他不得不放弃钟爱一生的历史研究工作。回望来路，姚先生感慨良多，可是，自始至终他都在微笑着向我们诉说那段对于我们来说业已久远的岁月，没有丝毫的怨恨。“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史书研究多了就会明白，无论遇到多大的不幸，终究会有过去的一天。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先生的豁达与平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一位史学家的真正魅力。 六十多年的历史情怀 采访中，帮姚先生到书房取地图时，发现他的老式木板床上堆放着几摞厚厚的、发黄的手稿。那是姚先生主编《宋代文化史》、《中国宋代哲学》和撰写《论唐宋之际的天命与反天命思想》、《论邢昺在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地位》等文章时的手稿。苍劲的笔迹、认真的书写，诉说着先生当年著书立说时是怎样的勤奋和意气风发。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漆侠先生这样评价他：“就只看《论邢昺在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地位》这一篇文章，就知道姚瀛艇先生是一个真正厉害的人物。”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般研究宋代程朱理学的学者只关注朱熹、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很少有人再往前追溯它的历史，但是姚先生做到了。邢昺，正是在二程之前创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的思想的研究，无疑是填补了唐宋之际二百年间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1985年，姚先生开始带研究生。“他对待我们学生，就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备至。” 谈到自己的导师时，他的很多研究生说，姚先生习惯于在家给他们上课，那种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让他们受益良多。他的研究生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苗书梅老师告诉记者：“我最佩服姚老师的地方，一是他对史料熟练的掌握程度，二是他超强的记忆力和敏捷清晰的思维。”苗老师回忆说，当时跟着姚先生上课，需要找史料论证观点的时候，材料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那本书在书架的哪个具体位置，姚先生都能说得几乎不差。“那些材料就像是刻在他脑子里似的，这是我们很难达到的境界。” 而今，虽然姚先生已不能再承担教学任务，不能再为学校的发展做出很实际的贡献，但是姚先生没有停止过感念母校。采访的时候，姚先生还特地找出史料，给我们细细地讲解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深切涵义。他，一个老河大人，对母校的热爱是那样深沉而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河大情结史海襟期 姚先生在河大园中生活了六十多个春秋，春风暖人，秋雨愁人，几多甘苦，都在心头。和世上许多地方一样，校园里也有阴晴圆缺，悲欢离合，道路充满坎坷。但是大礼堂前那片宽阔的草坪，正是河大精神的象征，它开阔舒展，因沉淀了厚重的历史而丰满，又因容纳了世纪的风雨而生机勃发。让生活在这里的学人，生命中充满了大历史的厚重与大时代鲜活的绿意。 白居易有诗云：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姚先生就是这样，淡雅中时露峥嵘，瘦硬中饶有理智，这种学者的情感张扬和哲人的理性气度，让我们感到先生的儒雅和淡定。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出请姚先生给河大后生说点什么。先生略略思考，提笔认真地写下了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嵩岳苍苍，河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不知道该为先生再写些什么，这位把历史学称为“数往来，育新人，示来者”的老一辈历史学者，穷其一生，用心诠释了百年来河大人百折不挠、奋发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