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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之间，希伯来、希腊、印度、中国等几大轴心文明同时出现，其后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数码化与网络全球化时代，两希文明主导当代文明数百年，成绩斐然，却也危机四伏。人类文明需要一次深刻的创造性的转化过程——重塑多元理念、构建多重核心价值的新世界。 轴心文明，特别是处在非主导地位的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的精神能够为现代文明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教授杜维明和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11月5日下午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对话。 对于宗教的理解 罗伯特·贝拉是美国当代杰出宗教社会思想家，杜维明就此向他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宗教？ “我是一个社会学家，不是一个神学家。首先我不是从基督教角度界定宗教的，我关注的是生活的纬度。从社会角度来说，宗教不仅仅限于佛教和基督教，它无处不在。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宗教和人的进化》，我想从生物进化和宇宙进化的角度，看从几百万年以前到现在宗教伴着人类进化的轨迹。” 罗伯特·贝拉进而说：“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就可以不谈宗教，而对我们社会学家来说，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因为我认为宗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追求一个存在的普遍性的规律。” 杜维明将问题继续推进，他提到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上帝，比如说阿拉神，很多人认为这是宗教的重要特征。而罗伯特·贝拉似乎是要做一个比较普遍性的定义，而非这样一种限定性的狭义定义。 对此，罗伯特·贝拉回应，在西方文明与犹太文明中，上帝这个词是绝对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他给予每一个事物一个全面的意义。但是还有其他数千种的宗教，上帝对于他们不是至高无上的，很多宗教是多神论。 宗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索。他举例，古希腊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就是一种混合体。而到了现代，所有的思想者都开始感觉到一些重大的问题，生态问题，秩序问题，对历史感的丧失问题、以及家庭问题等关于人的基本关系的问题，所有这些迫使人们从精神层面进行深层次思考。宗教也参与到这一思考的过程中。 儒学的现代适应性 杜维明引入了另一个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或者比较宗教学的时候，很想知道儒学是否是一个宗教。而当有人这样问时，我会问什么是宗教观？”通常，如果有人认为儒学不是一个宗教，这种情况下对于宗教的定义基本上保持着传统性，比如说对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定义；如果有人认为儒学是宗教，那么又需要考虑各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比如说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等等，这又会使得宗教延展面很宽。 罗伯特·贝拉认为，面对儒学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物去定义“是与不是”，我们需要从多维度考虑，并考虑儒学中一些更深刻的思想。 杜维明提到，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曾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财富像外衣，遇到信仰的时候可以把外衣扔掉。然而现实是这个外衣变成了一个铁笼束缚着人们，他看到了更强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罗伯特·贝拉补充，韦伯把新教主义当作最理性的教义，这个理性的宗教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而同时韦伯认为现代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宗教。 继而他将话题落到了儒学意义探讨：“我认为儒家思想跟现代资本主义的关联性是需要探讨的。孟子所讲的是正直和仁义，是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做过多预测。他所考虑的不是利润，而是一种自律。” “你刚才指出的这点让我很感动，”杜维明将话题接过来，“近30年或者更长时间当中，我都在挣扎着考虑这个问题。刚才说的现代化的理论，理性还有私属世界的产生，这些或许会将我们放置于韦伯所言的那个铁笼里头。我们也会讲到儒家思想面对的是西方世界的侵蚀。如果我们要追求真理并认为正直比利润更重要，那就必须处理市场化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问题，还有大家对于利润的追求，尤其要引起注意的是个人主义，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你可以做任何的选择，成功比意义本身更为重要。” 日本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对于日本的崛起是很重要的。但是更应看到传统让我们批判性地反思现在，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转化性的宗教意识”。我们不仅仅要问儒家思想对于市场化有什么样的贡献，更要问儒家思想是否能够让我们建立一些基本的理念，比如说法治社会或者是诚实正直的人生观。 文化多元，让人类“软着陆” 罗伯特·贝拉提到，他现在在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题目是《人类演进到现代》，讨论过去2000年当中人类的发展。在1800年以前的时期里，人类经历了几次飞跃，发展的过程是起起伏伏的，有繁荣同时也有战争、灾难和饥饿，很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1800年以后，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全世界，世界人口从10亿增长到70亿，现代性的问题被提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指标都以宇宙中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而同时，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事实：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事情，是人类以前从来没有做的，也是其他物种没有做的，我们很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 “我可以做一个比喻，癌症很快会导致死亡，因为癌细胞比人类正常细胞繁殖快。我们现在如果产生了癌症，后果将会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样，世界在慢慢变好，这是现代性的福音，而同时我们也必须想到地球的脆弱性，必须考虑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可持续性。我们不能以同样的速度永远发展下去，‘软着陆’就是回归到一种可以承受的速度发展。我所能做和正在做的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现代性之外，我们是否应该并且如何才能寻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这是杜维明接下来提出的问题。他谈到，很多人认为我们也许正处于一个西化的过程，但是轴心时代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古文明会不断发展。因此，关于现代，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形式基本是西方化；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很多不同的文化传统，不仅西方传统，包括印度传统、中国传统等等，可能会发展出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和现代精神。 罗伯特·贝拉讲到，我们现在对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孔学的了解已经大大拓展，但是这些知识为多少人知晓尚未可知。文化遗产存在，但是人们理解它需要时间精力，理解特别需要读很多古书，包括《道德经》等等。现实是人们都非常浮躁，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知识分子，他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能够在两个文化之间转换，就能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就会帮助大家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任何文化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像朱熹、王阳明的宋明理学就是对儒学的重新发现。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做，并不是说现代性就把其他的一切传统都抛出去。 “过速的现代化带来很多问题，这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所能解决的，只有携手，只有相互理解不同的体制，我们才能够应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对此我充满希望，因为我看到，联合国在做的事情，北京大学在做的事情，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就是要理解文化的多元性。我们需要听取不同的声音，通过对话相互了解，让我们人类实现‘软着陆’。” 罗伯特·贝拉最后总结。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研究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倡导“文明对话”，创建了“对话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目前是国际上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罗伯特·贝拉，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获得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荣休教授，是当代美国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宗教社会学家，他基于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背景，始终将宗教学的问题纳入当代社会的普遍语境，他的“宗教进化新论”和“公民宗教”的理论在宗教社会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